《血祭》第39/103页
曾国藩见到这三条，甚为不快，但知目前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镇筸兵勉强答应。为表示对打死王连升的那两个团丁的安慰，曾国藩叫罗泽南各送他们十两银子，并特许他们两年后再来。
八 逼走衡州城
一连几天，曾国藩郁郁寡欢。这一夜，他想起到长沙办团练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心里烦躁已极，身上的牛皮癣又发了，奇痒难耐。他气得死劲地抓，弄得浑身血迹斑斑，床上一层癣皮。
十年前，曾国藩在京中得了这个皮肤病，不知请过多少个郎中，吃过多少服药，总不得痊愈，特别是遇到事烦心乱时，更是痒得厉害，有时辗转床上，通宵不能入睡，简直无生人之乐。有一年，荆七带来一个江湖郎中，自称是治癣病的高手，一连上门看了三个月，一天一服药，最后无一丝效果。郎中知此病无法医好，寻思着退步。他悄悄地请荆七到前门大街一家酒店，求荆七帮他出主意，又拿出五两银子作谢金。荆七贪恋这五两银子，将曾国藩是蟒蛇精投胎的传说说了一遍，并告诉江湖郎中一个脱身的法子。
一天，江湖郎中叫曾国藩把衣裤全部脱掉，煞有介事地上上下下、前后左右细细地看了一遍，抚摸良久，见曾国藩背部和两条大腿上全是一圈接一圈的白癣，想着荆七讲的传说，心中暗自诧异。他帮曾国藩把衣裤穿好，满脸谄笑地对曾国藩说：“大人，我今日才算是真正看明白了，大人原来并不是患的癣病，乃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大人，你前生不是凡人，而是昆仑山上修炼了千年之久的蟒蛇，这满身圆圈，便是明证。大人，此病不必治了，倘若真的没有这一身圆圈，大人今后何能穿仙鹤蟒袍，登宰相之位？”
曾国藩听了江湖郎中这番话，想起母亲常说的蟒蛇精投胎的故事，心情舒畅，不但不责备郎中医治无术，反而赏了他一锭大元宝，果然从此以后再不医治。
待痒略止，曾国藩起床，自己磨墨摊纸。他要向皇上奏参骆秉章、鲍起豹。刚写了句“为奏参庸劣官员骆秉章、鲍起豹”的话，便又颓然停住笔。他想起参劾清德的奏折，皇上至今没有批复下来。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对湖南官场，皇上究竟如何看待？直接参劾湖南文武最高官员，会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再说，为兵丁斗殴一事去参劾对方，皇上对此又会如何看待自己？“天意从来高难问”。他觉得满腹苦水无处倒，气得将笔杆折断，把纸揉烂，扔到篓子中。过一会，他又从篓子里把那张纸寻出来，细细地抹平，看了看，放在烛火上，失神地看着它迅速变为灰烬。王荆七跟着曾国藩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他这样愤怒过。荆七不敢劝，更不敢自己去睡，只得坐在门外陪着。
“骆秉章、鲍起豹看不起我，我就偏要争这口气不可！偏要练就一支强兵劲旅来，给他们瞧瞧！”曾国藩下定了决心。壁上，唐鉴所赠“不做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跳入眼帘，当年与镜海先生切磋学问的情景，又浮现在脑中。是的，古往今来，哪一个办大事、成大功的英雄，没有过一番困厄颠沛的经历？他轻轻地念起太史公的名句：“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念着念着，他心里慢慢好受多了。
心中的怒涛平息下来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出路。他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仅只限于平乱安境而已，离建曾家军，与长毛决一雌雄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目标不达到，官场和绿营便会始终看不起，而自己一生的理想也只是空想罢了。几个月来，他已逐渐清醒地看出，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别人要干事，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最后弄得你一事无成方肯罢休。这里好比一群乌鸦麇集之地，只有当你浑身变得和它们一样黑的时候，才不会听到前后左右的聒噪声。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他们一起烂掉。必须离开长沙！这一点，曾国藩是愈来愈看清了。二月份，在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拟到衡州去驻扎一段时期。那时他已觉察到长沙官场的难处，暗中为自己埋下一条出路。皇上对此没有异议。至今一直没有走，是因为他有顾虑，担心到衡州去扩充团练，会招致离开监督、自树一帜的非议。现在顾不得这些议论，非去不可了。
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磨擦会无穷无已。
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尚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鸿图！
主意打定后，东方已泛白。他盥洗完毕，拿起书箱里一本《诗经》，信手翻到一页，高声吟诵：“伐木叮叮，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入乔木。”他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吉兆，预卜从此可以走出幽谷，步入阳光普照的大道。
（第四章完）
一 王錱挂出“湘军总营务局”招牌，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位于南岳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名城。
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何谓三湘，其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潇湘、蒸湘、沅湘合为三湘。衡州城正是蒸水与湘水的汇合处，为两广之门户，扼水陆之要冲，物产富庶，民风强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对衡州特别亲切，这是因为他一来祖籍衡州，二来欧阳夫人是衡州人，三则他少年时代曾在衡州求学多年。来到衡州，曾国藩如同回到湘乡，有一种鱼游大海、虎归深山之感。
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比长沙南门外练兵场要大得多。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团丁，便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指挥所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为便于日常商讨，他要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康福、江忠济及满弟国葆等都住在祠堂里。
这天上午，曾国藩吩咐王錱布置指挥所后，便带着罗泽南等人去拜访衡州知府陆传应。在知府衙门里吃完午饭回来，曾国藩老远就听见赵家祠堂前鞭炮轰响。罗泽南笑着对曾国藩说：“璞山办事能干，就是有点好大喜功的毛病。其实也不必搞这大的排场，像金号开张一样。”
罗泽南出身酷贫，又笃信理学，持身处事一向节俭，在这点上与曾国藩甚是相投。曾国藩点点头说：“关键是要把勇练好，这种虚排场不要摆。”
王祐见曾国藩回来，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说：“曾大人，木牌子一时做不出来，我们这样大的一个衙门，岂能没有招牌？我一边叫木匠赶快做，一边先用纸写了糊起来。为图个吉利热闹，买了几万响鞭炮庆贺庆贺。”
曾国藩看祠堂正门右边，已从顶到底糊上一长条红纸，上面用颜体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大字，字字饱满稳当，出自王錱的手笔：“钦命团练大臣曾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为招牌一事，王錱思考了一上午，最后定下这十七个字。他认为堂堂皇皇，很有气派，心中甚是得意，正期待着曾国藩的夸奖，只见曾国藩两道扫帚眉慢慢锁紧，说了句“璞山跟我进来”，便径直向祠堂里面走去。王錱心头一凉，跟着进了屋。
待王錱进门后，曾国藩板着面孔说：“璞山，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如何不问我便自作主张，你知道犯了大错吗？”
王錱不到三十岁，心高才大，常谓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虽连个秀才都未捞到，却俨然以主宰浮沉的人物自居。他这种气魄很得罗泽南的赏识。在罗泽南看来，王錱是他众多才气横溢的弟子中的第一人，好比孔门七十二贤中的颜回。王錱不认为自己写的招牌有什么错，不服气地说：“卑职不知有何过错。”
对王錱的文武之才，曾国藩也很欣赏。他意识到刚才过于严厉了，便放松面皮，略为和缓地说：“你先坐下吧！”
王錱在曾国藩对面坐下来。曾国藩耐着性子细细地说：“璞山，你这个招牌气派是够气派了，但有两个大的差错。钦命说的是帮办团练，‘帮办’二字，定下了主从关系。巡抚骆大人是主，我是协助。你如何能偷梁换柱，擅自去掉‘帮办’二字呢？此其一。第二，我们办的是团练，不是军队，怎能自称湘军？这不是在公告大众，要在绿营之外另建军队吗？
罗山和你们在湘乡练的勇，人家也只称湘勇。今后，我们这批团丁可自称湘勇，一来湖南简称湘，二来也可纪念湘乡练勇的开创之功，但决不能自称湘军。璞山，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去‘帮办’，改‘勇’为‘军’，将会授人以柄啊！”
王錱是个聪明人，经曾国藩一提醒，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说：“卑职一时考虑不周，我这就叫人撕下。”
王錱刚要出门，曾国藩又叫住他：“璞山，你的颜字越写越好了，木牌要好几天才能制成，还得借你的大笔再写一幅先贴着。”
“写几个什么字？”
“还写原来的老招牌：湖南审案局。”
离开长沙前夕，骆秉章在曲园酒家大摆筵席，为曾国藩及团练全体哨长以上的头目饯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粮道、盐道等官员都出席作陪，鲍起豹和清德却拒绝参加。
久游宦海的曾国藩十分清楚骆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与骆秉章撕破脸，于是带着众头目欣然出席。骆秉章心里果然高兴，二人并肩坐在一起畅谈，如同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处理好后，便立即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丁安置的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各写一信，邀请他们来衡州共举大事；又写了一封信给黔阳教谕、平江举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同窗。
曾国藩欣赏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请他来衡州帮办文书；又写了一信给正在桂阳州原籍守制的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陈士杰以拔贡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的策论议论风发，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从那以后，陈士杰视曾国藩为恩师。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感觉疲劳。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却不能合眼。一个更大的计划，需要他尽快拿定主意，这就是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要如此，必须有一支强兵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而只能称练勇，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一千号人，无论如何少了。但若一旦扩勇，便会立即招致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他九省都没有湖南这样的大团，帮办团练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过二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干余人了，还要扩大，朝廷会不会同意？这是一。第二，饷银从何而来？自从洪杨事起，朝廷的经费便日感不支。这是曾国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拨钱，希望渺茫；要骆秉章、徐有壬拨款吗？也不能指望。曾国藩躺在床上，被这两大难题困扰着，思前想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