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全集Zei8.com》第23/29页
我的国家民族社会对我说“孩子你要这样”，我的父母老师同学对我说“你是该这样”，他们总是热情地给我指引道路，他们总想安排一条他们以为好的道路让我顺着走下去，整天喋喋不休地对我说，“听我的，准没错，你看前面就是你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一下子就迷惑了，我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我一定需要的那些东西。我老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上了弦的机械玩具，顺着自己不想走的方向一个劲地傻走。一旦我产生质疑，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走，或者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时候，他们就催我，就劝我快走。我想反抗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个坏孩子，把我当反面典型教育那些即将上路的小孩子。
我就觉得这一切实在是无聊，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样去表达我意思，我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听我说话，他们总是觉得我是个脑子坏了的孩子。然后，我就特郁闷，我只好通过别的方式来发泄我的不满，我开始用脏话来抒发我的情感，我找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我和她们约会，尽管我鄙视她们。我出入那些喧嚣的场所，我老想满足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可是尽管这样，我老是无法让自己真正痛快起来，我的心里老有些东西放不下，那些是我这么些年来心里所存的最美好的希望，可是他们总是实现不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可我除了苦闷再也找不出别的方式，我终归还得走他们给我设计好的道路，我还得变成一个好孩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希望，而且我实在没有力量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太单薄了。
我最终还是屈服了，等我将来做了爸爸，我还得让我儿子屈服，到那时候我怀疑会像今天我爸爸那样不遗余力，我肯定，我不希望我儿子做个麦田的守望者，我要他上名牌学校，我要他读法律系，我要他从政或经商，那样才能挣大钱……
生命不息，作秀不止
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
―安迪・沃霍尔
1962年8月4日，玛丽莲・梦露自杀于家中。一位叫安迪・沃霍尔的青年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刚刚举办了由一张张Campell汤罐构成的奇怪画展。此时的他，正在探索一种奇怪的绘画方式，利用绢印来复制肖像。他已经复制了猫王与伊丽莎白・泰勒等明星，而梦露那张更富个性的脸将为他带来不朽的生命。
一位纽约作家这样评论道：“沃霍尔创作的梦露系列绢印肖像画犹如流水线出产的福特汽车一样，每一辆车都与别的车相同但颜色不同……批量生产和独一无二会有何区别呢？例如电脑，抽象的程序是唯一的，但输出的结果却可以无穷地复制。也许就是由于这些因素才使保罗・比安奇尼坚持人为波普艺术代表了美国第一次真正突破欧洲传统，从而推测它是对抽象表现主义不可逆转的反叛……”
这段评论终于将安迪・沃霍尔推到了他渴望的明星地位。长期以来，这个内心脆弱、虚荣心膨胀的艺术青年一直在等待这样的评价，在等待成为杜鲁门・卡波特（美国60年代著名作家）式的有钱有名的大人物。早在60年代初，安迪就不断地对朋友说，将会出现一场新运动和一个新人物，同时暗示自己即那个新人物。
历史把安迪・沃霍尔等制造的运动称作波普美术。而今天，Campell汤罐、重复的梦露肖像已经成为上个世纪最经典的记录之一，它与滚石乐队与柏克莱学生运动一样承载了美国的60年代。
而安迪・沃霍尔早已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至少局部地表明了，人类文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进行了显著的变革。我们长期尊重的艺术观念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新生代们叫嚣着革命，打倒过去，并在头脑并不清晰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混乱、喧嚣、矛盾、无体系、本能，来视作新生命与新时代的标志。安迪・沃霍尔应运而生，利用歇斯底里式的天才来不断震惊时代。
这本平庸之作《安迪・沃霍尔传》，提供了一些我们依旧陌生的材料。安迪所代表的气质贯穿了60年代至今。安迪艺术手法的机械化、不可抑制的表演欲、成名欲，成了几十年来世界的主流。更富预见性的是，那位评论家所说的“安迪的艺术手法与电脑类似”。60年代，电脑依旧是罕见的产品；今天电脑已经普及，安迪的精神事实上亦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在这个日益复杂与加速发展的世界中，我们更加恐惧被遗忘，内心早已失去平静。因而安迪・沃霍尔著名的论调“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成为我们新的座右铭。不管是《楚门的世界》，还是名噪一时的网站Star.com都是为满足普通人成为明星的欲望。而安迪意味着无序、偶然与复制的艺术乃至生活观念，在今天变本加厉，只是我们已经熟悉与麻木。
对于安迪・沃霍尔来讲，世界不过是一个录影棚，他在其中不知疲倦地作秀。因为先天性的身体缺陷，他将作秀视作能量的唯一出口。他在绘画、地下电影、杂志出版之间游荡，拼命地吮吸声名带来的快感。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触及我们的时代所蕴涵的真正改变，即终极意义的消失，而且是赤裸裸地消失，无需任何略表羞涩的掩饰。
有关俄狄浦斯
一本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利斧。
―弗兰茨・卡夫卡
阴郁的卡夫卡在形容每一次写作过程时，用了一个比喻：仿佛摔倒在人来人往的剧院中央。在面对这本《生死朗读》时，我面临了卡夫卡式的窘迫。长期以来，我把写作视作生命一次顺畅的歌唱，我带着喜悦触摸键盘，急切地寻找着语句来表达想法。写作是我将世界辨别清晰的一种愉快手段。
但是，我该怎样表达阅读《生死朗读》所带来的惊栗呢？我惯常的分析方式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5岁的少年与36岁的妇人之间的绵延数十年的暖昧情感，其中，我们遭遇了肉体的激情，目睹了离别与重逢，经受了生死的颤抖……而这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事件背后的驱动力竟然是一个简单的细节：朗读。
我是个迷恋成长的人。我总是对那些在正在发育成熟的灵魂产生莫大的好奇。我想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与事会对一个少年的内心世界产生无法消除的影响。于是，几乎从这本书一开始，那个孤独的15岁少年米夏尔就粘住了我。因为疾病，远离了人群，他堕入了36岁的汉娜的生活。在这个成熟的女人的身上，米夏尔触摸到同龄人中没有的韵味――“她的身体很强壮，极富女人味，比我曾喜欢过的、博得我青睐的姑娘丰满”。紧接着，他们不容我喘息地睡了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过着“朗读、淋浴、做爱、一起躺一会儿”的生活。
我承认在前66页，我被这种错乱而单纯的爱情生活挑逗得神魂颠倒。就像米夏尔对汉娜说的，他喜欢于连・索雷尔与德瑞纳夫人之间的关系更甚于与德拉木尔小姐的。这段俄狄浦斯式的恋情，勾起了潜藏于我记忆深处的断片，和那些小心翼翼拒绝触及的情感。我回忆起了《红与黑》中，于连在夜晚敲开德瑞纳夫人房门的声音；想起了《教室别恋》中，少年在楼梯上强吻女教师的场景；甚至模糊地看到了，马晓军在那个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房间里，对于米兰的无法压抑的欲望……
成熟的女人们让正在发育的男孩子们寻找到一条通往经验世界的最简捷途径。不管是米夏尔还是于连，他们都通过成熟的异性而迅速成熟起来。或许由于在成长中，我没有体验过这一过程，在成熟后的今天对于这一过程产生了无比的迷恋之感。我得再次勇敢地承认，事实上，我的阅读高潮在前66页已经出现。在接下来的131页中，我一直在努力再次寻找到最初描述的段落。我的身份早已不是一个客观的阅读者，我已经被自己潜藏的情感推入这种紧张的寻找之中，我比作者更加焦急地等待米夏尔与汉娜之间的重逢。
深深的失望主宰了最终的130页。在这130页中，我目睹了米夏尔对汉娜情感的动摇，震惊地看到汉娜莫名的失踪，然后惊异地在法庭上发现了她，最终绝望地忍受了她的衰老与死亡。在第118页，作者揭露了或许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汉娜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有了这句话，读者就可以理解，汉娜为什么突然离开米夏尔，为什么背上牢狱之灾……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给我带来足够的震惊，却没有戳中要害。
我总觉得，这种情节安排，对于作为侦探小说高手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来说，其实并不困难。离奇的情节不能作为一部杰作的表征。震撼灵魂的不是所谓的战后德国的社会背景，也不是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而是它传达出的少年与成熟女人之间的无法言喻的情感。
到了这里，我突然觉得卡夫卡式的痛苦正在离我远去。我发现一直在困扰我的情感变得单纯起来。这本小说其实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样复杂，它曾经纠缠我的东西正在变得清晰起来。我始终在阅读的，不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成长过程，他遭遇到一个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富有成熟魅力的女人，他们之间发生了隐秘而幸福的联系，然后这个男孩子就再也没有从这种情感中摆脱出来。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最初营造的气味与温柔中，甚至她的死亡也未能破坏这一切……
重建象牙塔
重建象牙塔
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威廉・冯・洪堡
一
13世纪末的英国小镇牛津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些穿着长袍、喜欢夸夸其谈同时又自以为是的学者们了，除了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举止让人看不惯外，这些人确确实实抢夺了居民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也同样看不起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们不会知道苏格拉底在说什么，也不会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来自宇宙间的启迪与升华。即使对于同样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牛津学生眼里，市民也是缺乏足够的鉴赏力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征。
终于，因为一个女人，这两边积压的怒火爆发了。穿着长袍的学者们被强悍得多的居民击溃。这些失败的学者之间本来就充满矛盾，这个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师生迁到了另一个小镇――剑桥。
剑桥的师生似乎也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狂狷的师生们对于教会、政权、世俗社会似乎都不太领情，剑桥的一位校长更凭借其在教会内的影响力把剑桥市长剔除出了教会。学袍（Grown）与市镇（Town）之争，即学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息。1381年，剑桥市长甚至率领着市民，带着武器，气势汹汹地攻打剑桥大学。这一场小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局部战争让剑桥大学的档案付之一炬，剑桥的详细身世成了千年来的谜。
后来几百年间，牛津与剑桥高高的城墙隔开了大学与市镇，它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有着自己的法规。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领属，也象征‘灵界’与‘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见那突入天际的礼拜堂，其他就几乎给重重门墙铁栅半遮半掩地挡住了。但进入大学，眼界变得豁然开朗，宽敞的方庭，肃静的回廊……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在方庭之内，我们看到世纪的移动，13世纪的，14世纪的，15、16世纪的……”
这种争夺从大学产生起就开始了，大学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与学生的联合会，他们本能地拒绝教会或世俗社会对他们的直接干扰。如同牛津、剑桥的血腥一样，其他古老的大学也同样身处教会与世俗之间，左右飘摇。1229年，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争吵之后，在巴黎主教的默许下，许多学生被国王派遣的士兵杀死。大学的教师立刻停课以示抗议，当发现无效后，大学师生自动捣毁学校，其中一部分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投奔牛津大学。这场艰苦卓绝的抗议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一道训令，明确规定和确认了教师们利用停课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同时教师必须制定规章，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规章以自律。有了这道训令，世俗社会的司法官与教会权利都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