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全集.net》第147/195页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差距刺激了胡卫东，早在流化床裂化技术才刚刚应用到工业生产中的时候，他就让人开始研究分子筛催化剂了，一旦获得成功即可开启提升管催化裂化的研究，那可是历史上60年代的尖端技术，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产品质量都要比流化床催化裂化法明显更胜一筹。而且分子筛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一个用途，其潜在价值简直难以估量，不过若非国内恰巧有一位这方面的杰出人才，胡卫东也未必能够下决心将其作为重点......
不管怎样。依靠石化工业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炼油能力几乎是一开始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不致像几年前的苏联那样，原油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成品油却还不能自给自足。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虽然现在原油需要大量进口，但只要原料供应有保证，成品油方面便完全不必担心，即便中国1941年汽车的产量已经超过了10万辆、拖拉机的产量已经突破了15万台大关（其中手扶拖拉机超过10万台）、各式内燃机的总产量更是已经逼近了一百万台......
拖拉机和大量农业机械的应用解放出了至少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否则中国政府再怎么能干。也不可能在维持800多万军队的同时到处大兴土木。还能继续保证农业持续增产。
在相对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因为地形开阔适宜机械化农业的发展，在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帮助下，一个人耕种几百亩乃至几千亩并不是难事。所以农村的青壮劳力减少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让农民们普遍富裕了起来（至于脱离农业的那些劳动力。在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下，收入只会比留在农村的亲友更高。）；而在沿海与中原等人口稠密的地区，就算农村的青壮劳力抽走一半。也依然是人多地少，所以更不必担心......
如果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骤然解放出这么多的劳动力，失业问题必定会迅速爆发，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市场能在一年内提供出几千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同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事实上，如果是市场经济模式，那些刚刚离开农村的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根本就不能说是合格的工人，要么根本就用不上，要么就只能去干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粗活，也只有计划经济模式下会容忍他们的种种不足，并耐心地付出巨大的代价将他们逐步培养成为一个个合格的产业工人。由此胡卫东也再次确认，对于基础极其薄弱的中国来说，想要尽快完成工业化，计划经济阶段是根本绕不过去的......
而之前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的水泥等建筑材料的生产也在大兴基建的刺激下继续高速发展，并且由于工程兵部队所建的那些工程基本上都是按照战时的要求来设计的，因此中国建材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也在需求的推动下持续进步。胡卫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禁想起了记忆中后世新造桥梁经常垮塌、80年代以前所造的却座座坚固的现象，多少有些无奈地叹息道，“或许为了应付日后那些丧心病狂的超载司机，工程兵部队还真不能撤销，按照战时要求来设计看似会浪费大量的人财物力，但考虑到日后的超载问题，其实是不多不少、刚刚正好，反而是改开以后那些看上去性价比更高的新建工程，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只怕还要更高一些，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们的特殊国情......”
其实相对来说，后世频频出现事故的桥梁质量还算好的，如果不考虑、甚至仅仅是低估超载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发生了垮塌事故的桥梁也大多算得上合格，毕竟桥梁一旦出事后果极其严重，所以监管相对较严。与之相比，普通的人居建筑问题更大，由于不像桥梁那样要时时接受考验，后世又为了利益而层层承包，结果普遍偷工减料，平时的话问题还不大，可是地震一来，就会出现极为讽刺的一幕―年龄越老的建筑受损程度越轻，要知道那些老建筑可不像桥梁那样需要满足战备要求，不过是很普通的楼房而已，与之对照之下，后世的建筑质量无论如何都没法洗白。因此，胡卫东坚定地认为，必须防患于未然，现在就断绝“层层承包”模式出现的可能，这样才能避免历史上的悲剧重演。
不过即使建筑质量合格，没有特殊防震设计的话依然难以在7级以上的大地震中幸免，历史上的唐山大地震就是明证。为此胡卫东特别指示地质部的李部长暂时放下找矿的工作，反正目前勘探出来的那些就已经足够中国用到1980年了，而让他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对地震的研究上来，以尽快找出中国主要的地震带，并根据其威胁大小划分等级，为中央政府的整体规划提供参考。(未完待续。。)
第六百三十八章 建材工业
等到这项工作完成之后，那些地震带上的城市就将被禁止修建高层建筑（在抗震能力超强的“模块化建筑技术”成熟后，这条禁令才被解除。），而京津唐等危险程度最大的城市则要强制推广各种防震建筑，哪怕成本高、不方便、不好看，也不能允许常规的建筑在当地修建，因为一旦地震发生，这些常规建筑就是一个个的大棺材啊！
胡卫东的看法是，这方面可以先向日本学习，虽然日式建筑防火性和隔音性都不好（建筑材料改进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改善），但是防震方面确实远非中国或者西式建筑可以比拟，而且即使倒塌，因为建筑材料相对轻薄，人员死亡率也要低得多。此外胡卫东还要求国内的建筑学家研究防震能力强的新型建筑，对此他还提供了一些来自后世的思路，比如历史上最早由日本人发明、但到了中国人手里才引起轰动的“模块化建筑技术”。
这种建筑具有两大优点，一是抗震能力超强，整座建筑形成一个整体，可以有效地化解地震对建筑结构的破坏，除非地面急遽变形导致建筑翻倒，理论上甚至可以抵御9级地震；二是建筑速度奇快，由于主要结构均在工厂内建造完成，建筑现场只需要装拼一下即可，所以和传统建筑相比，它的建造速度快得可怕，三天一层就已经可以称为“xx速度”了，而“模块化建筑技术”却可以做到一天三层、甚至更快......
不过胡卫东记忆中的这种新型建筑因为是以钢结构为主体。所以存在着两个巨大的缺陷，一是成本高昂，二是怕火，虽然普通的火灾不太可能熔化坚固的结构钢，但是只要下层的结构钢因为高温而强度下降，整座大楼就有崩塌的危险，这方面远不如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不过即使如此，胡卫东对其还是相当看好，只要投入资金和技术力量加强攻关，找到比钢铁更适合的建筑材料。这种新型建筑的潜力是毋庸置疑。
建筑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中国城市建设速度较之几年前加快了足有好几倍。这对于加快中国城市化、特别是解决城市人口住房问题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中国现在每年都有一两千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再加上城市人口本身的增长，需要的新住房数量可是极其惊人的。不过光是建得快，却没有足够多的建筑材料。依然没法迅速建起足够数量的居民楼。好在由于中央的重视。这方面同样没什么问题......
1941年中国水泥的总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一步稳固了世界第一的地位，而技术要求更低的制砖厂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以致于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加以限制，以免耕地遭到太大的破坏......
好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力显然远非后世可比，在严打了一段时间内，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好转。虽然即使如此，建材工业的发展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不小的破坏，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中国终究是要实现城市化的，只要不像后世很多地方那样建了拆、拆了建而造成无谓的巨大浪费，为了经济的发展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还是值得的，而且在引进了德国的城市规划人才后，这个时空的中国城市化思路更加清晰明确，不会像历史上那样频繁变动，因此即使与相对节约的解放后前30年相比，城市化进程中的浪费也要明显少得多......
虽然1941年中国的工业继续高速发展，但是和议达成后回国暂时卸去了军职、转而主管工业与科研工作的胡卫东却不敢有半点放松，他心底里很清楚，之所以这几年里工业总产值能以近乎每年50%以上的恐怖速度猛增，不过是之前的一系列大项目陆续投产、而中国原来的基础又实在太差、因而提升的比率就显得奇高罢了。
而现在德国的设备与人员方面的援助已经结束，苏联那边则终止得更早，虽然仍有可能通过交易获得技术和设备，但在世界大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想要引进优秀的人才必然远比之前更加困难。而且，这一年里捷克人闹的那一出也给中国赤色党提了个醒，赤色党的决策层由此终于统一了认识，中国此后的发展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而不能盲目地贪多求快却不顾战略安全，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固然是正确的，但短期来说，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必将不可避免地有所下调。
何况即使继续有大量的外部援助支持中国，由于现在中国的工业总量已经远非当初可比，基础大了好几倍，因此在增长率的数字上也不可能再有那么好看了，以胡卫东自己的看法，194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能比1941年增加30%就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
也正因为这样，为了尽可能地内部挖潜促进中国工业发展，中国政府逐步放松了部分行业对于私营企业的限制，赤色党的领导人们也从实践中意识到了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各自的优势与短处。就拿电视机来说，如果是从无到有研制出第一台电视机，国有企业因为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可以把整个行业、甚至其他行业的精英都集中起来进行攻关，这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万万无法比拟的，但是掌握了电视机技术之后，怎么让出厂的电视机更令消费者满意，这就不是国有企业、至少是传统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所擅长的了......
不过，在新产品刚推出没有竞争对手、市场还是完全的卖方市场的时候，胡卫东还是主张国家先吃“头汤”的，尤其是出口的商品，由国家出面可以统一定价，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致像后世那样因为国内企业恶性竞争、结果出口商品的价格被外国人压得极低，甚至因此影响外国消费者心理导致市场萎缩。(未完待续。。)
第六百三十九章 文化教育
例如历史上中国的丝绸本来在欧洲市场上极为紧俏，价格也相当高昂，一度甚至被认为是奢侈品，西方消费者出于“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的消费心理趋之若鹜，但后来却因为国内厂商之间的恶意竞争，导致丝绸的出口价格一路暴跌，而西方消费者的心态也因此急遽变化，不再将丝绸视为高档货，购买的**也因此大不如前，再也不复当初的盛况。而进口方面也是如此，只有中国企业统一步调，才能尽可能地压低进价，胡卫东可不会让后世中国钢企购买铁矿石屡屡被宰的教训在这个时空重演......
简单来说，对于中国率先研发成功的半导体收音机（历史上要到1946年才被发明出来，不过中国既然提前搞出了晶体管，这个就没什么难度了。）、磁带式录音机（注1）、微波炉（雷达技术进步的副产品）等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生产和销售暂时都被国有企业垄断；而空调、日光灯、电视机、洗衣机等在国际市场上要面临激烈竞争的产品，中国的民营企业则可以低价、甚至免费获得政府的技术援助，让更适应市场的它们更好地为国内人民服务，甚至杀进国际市场分一杯羹......
相对来说，1941年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相对较少，但是两艘南昌级巡洋舰的下水、以及帮助德国建造/改装的第二艘航空母舰“彼得.斯特拉塞”号完工，标志着中国的造舰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尽管这三艘军舰的建造离不开德国技术人员的帮助、甚至工人当中也有2成以上是德国人，但能够参与建造这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战舰就已经是历史上中国所没呢遇上的良机，哪怕一开始中国的工人只能跟着看看，从中获得的提高也是难以估量的......
而比起尖端科技的进步，1941年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更加引人注目，在完善了的简化字方案基础上，一大批重要的书籍陆续出版，除了《新华字典》等基本的工具书外，在胡卫东的呼吁下，科普读物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十万个为什么》了。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先后有过n个版本。在胡卫东记忆中水平最高、与实践结合得也最紧密的是那套工农兵版本的，不过那套丛书的问题也很要命，难度过大、缺乏趣味性，使之脱离了科普的本意。因此事实上是最失败的一个版本。真正最成功的应该是改开初期出版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不过。工农兵版本的虽然难度大到很多大学生也没法都看懂，但因为与生产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如果真能吃透的话。对于工作的帮助却是极大的，因此也不宜简单地全盘否定。
最终胡卫东的指示是干脆编纂三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纯粹科普的儿童版、兼顾科普与实践的少年版以及侧重于实践的成人版。其中成人版的难度甚至比历史上的工农兵版本还要大一些，但因为专业分得相对清楚，读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所学专业和工作岗位有选择地选读即可。也正因为这样，成人版虽然总销售量不如另外两个版本，但它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与工农业、甚至是国防（成人版中有军事分册）建设都有很大促进。
不过比起这些书籍的出版，1941年意义更大的一件事还得算是新中国高考制度的确立，虽然应试教育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在公平性上确实有着难以取代的优越性，而只要在考试的内容上做好文章，它的缺陷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加以弥补，所以胡卫东对于全国统考还是投出了赞成票。不过，胡卫东也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一是考试不能只考书本知识，还要考察学生知识结合实践的能力或者说是动手与应变能力。
这一方面是要在考题上下功夫，更多地联系生产生活中的实例，另一方面则是要在书面考试之外，增设实践类的考核，胡卫东建议可以占到总分的两成，以剔除掉少数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二是要高度重视成人高考，胡卫东认为成人高考不应该只能得到一个本科文凭，而必须与普通大学生享受同等的待遇，可以不住到一起，但课必须在一起上，毕业之后也不能打上“成教”之类的歧视性标签......
太祖等中央领导对胡卫东的意见十分重视，也大多觉得胡卫东所言很有道理，但碍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并不是每一个建议都能推行下去的。例如那个实践考核，以中国之大、学生之多，所需投入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现在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不多，政府努力一下或许还能办到，但将来大学的招生人数必定会比现在增加几十倍甚至更多，到时候该怎么解决呢？高考制度事关国本，可不是一句“到时候再改”就能解决的......
最终经过一番讨论，中央决定将这一权力交给各大高校的每个具体院系，由它们依据各自专业的不同要求来对考生的实践能力进行针对性的考核。这项考核制度的具体执行办法是，先按计划数目的110%确定投档线，然后再对投档线内的考生进行面试，满分为100分，面试结束后，面试的得分将与与高考得分（注2）相加作为最终的排序依据，总分较低的多余人数将被剔除出去，也就是说会有9%左右的淘汰率。
注1：磁带录音技术是德国发明的，但因为小胡子的心思已经都放到了战争上，因此只是利用它来为军事目的服务，而胡卫东在中国引进这项技术之后，则特别指示要展开“小型化”、“家用化”的研究，历经数年后终于获得了成功。
注2：语文、数学必考，物理、化学、生物根据所报专业的不同三选二，每门满分150，总分600，也就是说面试的影响因素是七分之一。
ps：高考的统考部分不考外语（主要是外语教师严重缺乏，暂时还无法保证分配到所有高中，如果要考外语的话，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极其不公。），但是面试的时候却可能会考到外语，至于到底要不要考，考的话是考英、俄、德、日四门外语中的哪一种，则由各院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比如院系里有没有外籍教师，有的话是哪个国别的较多之类。）而定。(未完待续。。)
第六百四十章 成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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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避免因为院系领导看走眼或者因私废公等因素导致面试考核有失公允而毁掉部分学生的前途，国家教委规定遭到淘汰的学生依然可以接受该校的专业调剂去别的专业再碰碰运气，或者干脆接受国家的学校调剂再到别的大学面试，不过如果到了这一档次的高校招生截止日期，考生就只能屈就去下个档次的大学碰运气了，当然如果自己不甘心的话，选择复读也是可以的。
这种办法比胡卫东原来的那个方案可行性更高，但也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就是大学录取招生所花的时间太长，光是三个档次的本科招生截止，就得拖到九月份了。不过对此胡卫东倒是想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反正按照原定的计划大一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月是要参加军训的，本来就不上课，因此他建议不如将预定的一个月军训期一分为二，半个月在高中进行，也免得学生高考结束后过度放羊，同时还可以缓解等待高考分数时的焦虑心理；另外半个月则在大学进行，也足够大学新生彼此熟悉了，这样还可以避免军训时间太长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而大学正式开学上课的时间还是原定的10月1号，而那些招生截止日期较晚的大专必要时可以再推后那么几天。
而在成人教育方面，除了进行纯理论研究的极少数院系。其他的大学和院系专业每年均须招收大量拥有工作经验的成年学生，总名额固定相当于招收高中毕业生数量的一半（这也即使是说成人高考不需要与知识更加熟悉的高中生竞争，而只需胜过其他的成人考生就行。），报考的条件为：高中或中专学历并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初中学历并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小学学历并有七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有十年以上工作经历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工作经历必须是可以查证的，也就是说在家里一直待业是没有意义的；另外工作经历当中至少要有一年以上与所报专业有关，如果不符合这一条件的话，参加高考也不是不可以，但只能和高中生竞争常规的招生名额（有专门为非高中生设立的高考考点）。而不能参加难度相对较低（毕竟成年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用到书本上。考试能力肯定比不过高中生的。）的成人高考......
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大学的那些学生或许在考试能力乃至文化基础上比不过那些高三学生，但他们有过相关工作的经历，甚至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才重新上学的，因而学习时目的性更强、也更容易触类旁通。再加上他们都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学习的动力也更加充足。不会像那些小娃娃一样将大把的时间用到玩乐恋爱上，因此成材率相当高，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当年蒸汽机最重要的改良者瓦特就是这样学出来的......
中英达成和议后自己的军权被中央收走，胡卫东是早有预料的，因为当初抗战末期太祖就代表中央跟胡卫东沟通过，毕竟像他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高、对现代化建设也有清晰思路的杰出人才一直留在军中实在浪费，只是没想到中国一直有外敌要打，才一直拖到了现在。
按照赤色党的传统，军队系统的转到民政上会降半个级别，再加上胡卫东实在太过年轻，按照太祖对于年轻人习惯性的“低职务、高实权”用法，胡卫东的降级也难以避免。不过，虽然没能“入常”，丢掉军委副主席的职位后只当到了政务院副总理，但一人分管工业、军工、教育和尖端科技研究这四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同时还出任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几乎肯定会是绝后的......
另外有件事情值得一提，由于之前长时期身在军中，即使偶尔被中央召回洛阳也往往呆不了几天就得再赴前线，所以直到这次返回洛阳长住后胡卫东才留意到自己现在居然是全中国月薪最高的人......
和历史上类似，新中国的工资制度在最初制定的时候一度被分成30个级别，最高级别的工资标准是最低级别的36倍，比当初国民党时期的差距都大（只算合法收入），也明显高于西方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差距，伟人虽然不知道这些数字，但还是本能地感到不满，只是这件事涉及面太广，即使是他不能简单地一句话就对等级工资制的建立表示异议，毕竟这直接关系着党内所有干部的利益，只能是发发牢骚道，“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
后来是毛泽民从美国归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不顾成为众矢之的、毅然指出中国当时体制内的工资差距比美国总统和扫地工的差距还大，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伟人在震怒之余，也抓住这个机会推动对于国内工资等级制度的大幅修改，最终总算是将其改成了12级，同一级别无论具体职务的差别，工资都完全相同，而每个级别之间则相差20%，这样最高级别的工资是最低级别的不到7.5倍，中国政府内部的工资差距也由此小于所有的列强，伟人这才勉强满意。
不过，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表面来看，最低级别的体制内人员（国企中的纯体力工人、以及政府系统中的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等等都属此类。）月工资50块（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3：1，按购买力算也差不多，毕竟汇率是刚制定的，还不算脱离实际。）都足以一人养活一家三口了，高级干部有几倍的收入难道还不够？
可问题是高级干部肯定都住在大城市里，生活成本远比中小城市高得多，再加上有些领导同志的子女较多，负担自然也就进一步加重，更麻烦的是，万一有民主人士来访，也不能太怠慢客人，那些家伙都是有“品位”的，勉强应付一下开销都不会小。此外老家的亲戚来访时也不能不顺便接济一下，积少成多后数字也不会小，另外吸烟也是一项很大的开销（历史上太祖一个月要花上百块），这个时空香烟对人体的危害提前揭晓后中国政府对其课以重税，导致烟价比历史上还高，可这些老革命即使知道吸烟的危害，工作中也大多已经离开不了，因此这份开销也在所难免。好在像许和尚那样喜欢喝酒的不多，否则那开销就更大了。如果只有这份收入的话的话，恐怕除了胡卫东这种“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未完待续。。)
第六百四十一章 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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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后来和历史上一样又设立了“工龄工资”（而原来的那一份则称为“基本工资”或者“职务工资”）这一项，每一年“工龄”可以领取相当于本人此时职务所对应“基本工资”数额2%的一份额外工资。
对于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青年来说，工作了几年，他的工龄就是几年，而那些解放前就开始养家糊口的则不能那么算，只有入党或者参加红军、八路军（以及其他赤色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解放军或者在根据地、解放区参加工作后的岁月才能算进工龄，目前中国“工龄”最长的是董老等“一大”代表和周公等旅欧支部成员，达到了20年，相当于额外多40%工资，而胡卫东这种参加革命较晚的，就只有12%了，那他怎么会成为目前国内工资最高的人呢？
原来，在抗战期间亲眼看到科技的巨大力量之后，为了激发国内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同时也吸引国外的科技专家来华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提升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在收入方面除了与其他体制内工作人员相同的“职务工资”和“工龄工资”外，还有专家津贴、贡献津贴可领，而如果是中国目前急需的特定专业的精英人才，还有“特殊人才津贴”可拿。
其中专家津贴只跟职称有关。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研究员/工程师为第一级，每月可以拿到100块人民币的“专家津贴”；可以独立负责一个科研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为第二级，每月可以拿到200块人民币；而两院院士为第三级，每月可以拿到500块人民币。后来随着中国科技工作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原有的制度已经不再合理，于是两院院士与高级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之间便多出了一个新的等级；再后来因为工程师一直被大力培养的缘故，总数越来越多，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吃香，而中国随着国力的持续增强，对理论科学的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因此工程师的“专家津贴”普遍比原本同级的研究人员低了半级。不过工程师是搞应用的，只要搞出重大的成果，收入还是要比科学家更高。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新中国政府对于体制内的科技人员并不实行西方的专利制度。而以“贡献津贴”来进行补偿。胡卫东薪水之所以那么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能够如此之快，胡卫东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即使“文人相轻”，也没哪个科技专家敢说自己的贡献比胡卫东更大，即使只算那些胡卫东直接参与研究的项目。结果最后在那些科技专家们的反复要求下（一方面是确实佩服胡卫东的贡献，另一方面嘛，胡卫东的定高了，他们的工资才能跟着涨上去......），胡卫东的“贡献津贴”被定为了最高的每月1万人民币，第二位的是特斯拉的9000，第三是李四光的7500、然后是沈鸿的6000......
这些数字在后世看来或许不算高，但建国初期的物价可是十分低廉的，1941年的时候1克黄金才值3块人民币（新币），不到历史上2012年时的1%，以此折算的话，胡卫东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历史上2012年的1200万人民币以上。而且“贡献津贴”与“工龄工资”不同，即使日后退休了也可以继续不打折扣地领取，因此哪怕胡卫东以后再也不工作了，他能够正常活到80岁以后的话，总收入依然可以达到720万以上（其间通货膨胀难以避免，但工资只会涨得更快。），合2012年的7亿多......
而且胡卫东能够领取的固定薪水还不光是这三个部分，为了吸引那些中国急需但却稀缺的专业人才，新中国政府设立了“特殊人才津贴”（这个只发到退休），身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头号军工专家的胡卫东依然符合领取最高标准津贴的条件，使得他每个月的固定收入达到了15000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