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全集.net》第177/195页
第七百六十三章 质量与数量
枪械再多，如果没有充足的子弹，那也不过是废铁而已，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缺少子弹的记忆太过深刻，还是民兵训练的需求太大，中国子弹的产量即使在获得和平以后也依然持续增加，1943年中国创纪录地生产出了超过100亿发子弹，就连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比不上。更可怕的是，这些子弹当中有超过80亿发在当年就被用掉，其中民兵的消耗占了大头，可见中国的民兵训练有多么严格，而年产量超过5000万枚的手榴弹与超过3000万颗的地雷也是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由于国力所限，中国不可能像传统列强那样主要依靠飞机和火炮来反坦克，因此物美价廉、携带方便的40mm火箭筒就成了生产的重点，43年中国40火箭筒的产量达到了15万具以上，总保有量则超过40万具。而在操作人员方面，二级后备役以上都进行过实际操作，即使是普通民兵也都接受过理论知识的教育，宣传的口号是“人人都学打坦克”......
与其一样深入人心的口号还有“人人都学打飞机”，只是大口径高射炮的生产对工业基础的要求太高，即使中国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也还是难以兼顾产量和质量。因此1943年中国75mm以上口径高射炮的产量也才刚刚突破300门，哪怕算上海军的舰载高射炮也仅有400余门，即使充分利用了当初历次战争中的缴获。总的保有量也不过一千多门，与那些能够年产大口径高射炮上千门甚至几千门的老牌列强根本没法比。
因此目前中国的地面防空还是以相对容易生产的小口径高射炮乃至于高射机枪作为核心，但即使是高射机枪，年产量没还没超过10000挺，所以与“人人都学打坦克”相比，“人人都学打飞机”只能是个口号。也正是因为这样，胡卫东才急于将喷气式飞机搞出来，因为数量没法与列强抗衡，就必须具备性能的优势。
事实上，这个时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思想其实是“战术上以质量弥补质量。战略上以数量弥补质量。”。也就是说，如果只是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那么中国的技术兵器即便数量不如顶级列强，也可以依靠更好的性能来获得战场上的优势。这便是质量弥补数量；但是若与顶级列强之间爆发不死不休的灭国之战。由于中国科技与工业整体上的落后。即便技术兵器的性能暂时具备优势，也终将因为产能不足被敌人消耗殆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回到老路上来，依靠人民战争与敌人抗衡，这就是数量弥补质量了......
说到喷气式飞机，关键在于喷气式发动机，而胡卫东顶住巨大压力保护下来的吴仲华也没有让他失望，1943年中国的首架喷气式飞机成功试飞，虽然这个时间比德国与英国都晚了不少，但是我们不但起点更高、飞机的设计直接仿照了历史上的成功机型歼5，而且步子也更稳、中国第一款涡喷发动机于同年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即使以胡卫东的谨慎，都确信来年中国的歼-2喷气式战斗机就可以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了，它也必将为中国取得比当初歼-1更大的性能优势，而在可靠性方面，其成熟的设计更是能将外国那些问题一大堆的创新性产品爆出一条街......
与飞机一样，脱胎于后世59式坦克的中国首款主战坦克距离定型投入现役也已经为时不远，虽然胡卫东不知道德国弄到59式坦克原型的设计图后会鼓捣出什么样的改型，但他可以肯定，绝对比不上目前中国研发的这款，因为这款新型坦克上面将会第一次应用1943里取得重大突破后已经可以投入实际应用的复合坦克装甲和高初速滑膛坦克炮这两项关键技术，而同样重要的双向稳定仪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改进也已经看到了实用化的曙光，坦克一旦具备了行进中炮击的能力，那些炮击前需要停下来的现役坦克在其面前就完全和靶子一样。至于“三防”，胡卫东选择的自用版设计上本来就有这个要求......
除此之外，由熊大缜博士主持领导的红外夜视仪项目在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研究后终于结出了硕果，而且直接跳过了主动式红外夜视仪的阶段，直接研制成功更具实用性的被动式红外夜视仪，令解放军本就居于世界前列的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得知这个喜讯后，胡卫东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七年来他顶住压力一直支持这个毫无成果的项目，甚至还因为保护熊大缜的目的而与他本人关系恶劣（因为胡卫东一直公开说他是书呆子，熊大缜得知后自然不会高兴，却不知这都是为了保护一直言行不谨的自己......），如今总算收到了成果。
熊大缜能够在科研事业上有所成就，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最高兴的其实是与其名为师徒、情同父子的叶企孙教授。事实上胡卫东之所以对熊大缜这个“书呆子”那么看重，固然是因为他在红外成像方面的学术水平国内第一，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叶企孙教授。
叶企孙教授人品高洁又没有旧文人瞧不起人的臭毛病，脾气也算不错，按理说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会有什么厄难，但熊大缜却是他唯一的弱点，在解放初期国内相对紧张的政治空气下，他那言行随意的性格很容易招来祸患，到时候害的不光是他自己，叶企孙也会受到连累。现在熊大缜好歹比年轻时成熟了不少（注1），又成为了一个新专业的开山祖师，日后应该不会再遭到历史上的厄运，而他不出事，叶企孙就不出事，叶企孙不出事，胡卫东手下出身清华的那批科学家就都可以安心工作了......
注1：话说叶企孙年轻时其实也是这个性格，后来因为一次惨痛的教训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而迅速成熟了起来，此后才变成了人人敬仰的一代名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相似性，他才对熊大缜特别喜爱吧？(未完待续。。)
第七百六十四章 科技大会
红外夜视仪暂时由于成本问题，还无法配给数量众多的步兵使用，但是坦克却肯定是会装的。而有了复合装甲、高初速滑膛炮、双向稳定仪和红外夜视仪并具备了“三防”能力的59魔改，远非现役、甚至历史上60年代中期以前的任何一款坦克所能匹敌。而即使是坦克的克星飞机，要想炸毁这样的钢铁怪物，也比目前世界上的那些坦克要麻烦好几倍......
至于后世坦克的最大克星――武装直升机，在燃气轮机发明之后也终于成功地实用化了，但其要想达到后世的地位，还需要等到反坦克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如今虽然也可以用航炮和火箭弹来攻击坦克，但前者射程太短、直升机速度又慢，被敌人防空炮火、甚至高射机枪击落的可能性不小，而后者的精度对于坦克这种尺寸小、速度又不慢的目标来说实在是有点低了，而且机载火箭弹的动能不足以击穿坦克装甲（注1），反坦克只能依靠破甲战斗部，而在格栅装甲已经在世界上迅速推广开来的现在，破甲弹已经远不如当初那么好用了......
武装直升机在军舰上的应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拖曳式声纳发明之前，反潜直升机很难成为真正的潜艇克星，尤其是那些隐蔽性超强的水滴形潜艇。但即使如此，舰载直升机出现后也迅速取代了本来就因为占用空间大、危险性也大而不被海军待见的水上侦察机，而且它们对付敌人的快艇时具有固定翼飞机难以比拟的优势......
由于日本的大量订单和技术支援。中国的造船技术持续着几年来的高速进步，虽然日本出于对中国海军力量过分强大的担心而减小了军用舰艇的订单，更多地从中国采购货轮充作运输船，可是第一艘10万吨级巨型油轮的建成依然大大提升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实力，而浙江北仑港30万吨级船坞的开建，则更是显示了中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当然这也因为中国在工程建设方面本来就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要知道即使在历史上，中国的船坞建设也是一下子就由3万吨级跳到25万吨级并获得成功的......
有了大船之后，一些原本看起来荒诞不经的设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比如中国战略火箭部队就打算将弹道导弹搬到大型水面舰船上发射。这样一来它的打击范围就可以极大地扩增了。
不过身为过来人的胡卫东自然知道这种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携带弹道导弹的舰船实在太脆弱，也太贵了，而水面舰船又不具备潜艇那样的隐蔽性。除非己方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否则这种“弹道导弹巡洋舰”完全就是活动靶子而已。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以中国目前仅有一艘中型航母的有限舰载航空部队，是注定无法在大洋上获得制空权和制海权的。
但是胡卫东却并没有停掉这个研究项目。反而同意拨款支持，一方面是考虑到这项技术可以作为日后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技术储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鼓励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
1943年里，中国的民用科技同样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比如意义重大却并不引人注意的材料和工艺一直都在不断改进，此外其他很多科技成果其实也都是军民两用的，不但对国防意义重大，同样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比如利用“塑料王”聚四氟乙烯润滑和耐高温（相对来说）特性发明的不粘锅就深受家庭主妇们的欢迎......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科技未来的大事，那就是中国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生物学家蔡希陶出人意料地被授予了一等奖，令很多以为中国政府只关心应用科技而轻视理论科技的人十分意外。不过他们很快就得知蔡希陶之所以获奖，归根到底其实还是与应用有关......
1933年，蔡希陶在云南屏边大围山发现了一个记载中从未见过的瓜类物种，它的果实最重可达几十斤一个，其中含有数个鸭蛋大小的种子，含油量高达70%以上，因此蔡希陶当时将其命名为油瓜。油瓜是多年生藤本植物，长成后可以连续收获多年，需要的劳动量比一年生的油料作物少，此外油瓜的果实也可食用或者作为饲料，而且当地人自古就用它入药，对很多皮肤病和部分性病有不错的疗效，潜在经济价值怎么看都不会低。只是当时国内并不太平，蔡希陶无暇留下来安心研究，因此并未马上展开研究。
建国后，蔡希陶受到胡卫东《寻找和驯化有价值的野生物种，为人民群众造福。》的讲话触动，想到国人当时虽然已经能够吃饱饭，但食用油却需要大量进口，苏德战争爆发后进口的主要来源苏联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由此愈发凸显出来，导致政府不得不重新对食用油实施票证配给制度，黑市里食用油的价格高得吓人，而油水不足导致人们对粮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大，又增加了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产油率更高的油料作物，而蔡希陶则不禁想起了几年前发现的“油瓜”，当即向研究所申请立项，并在获得批准后立即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重返云南，开始了艰难的驯化。
油瓜种植后一、二年内就可开花结果，且全年均可持续开花，而其中有三段高峰期，即3月中旬至4月下旬、6月中旬至8月上旬、8月下旬至9月下旬，单株开花量平均可达到300朵以上。可是油瓜开花虽多，可落果率却极高，可达到90%以上，所以单株成功结果大多在20至30个左右，超过60个的极为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油瓜那大如鸭蛋的瓜子虽然含油量极高，但是果子结的少，产量自然也就高不到哪儿去了......
注1：攻顶还是没问题的，但直升机发射火箭弹时不可能有太大的角度，因为它升力的来源与固定翼飞机不同，而火箭弹又不像导弹那样能够在飞行时自己调整姿态和方向，所以就算打到坦克顶部，入射角也会非常大，效果好不到哪儿去。(未完待续。。)
第七百六十五章 驯化与引种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野生状态下营养不足所致，然而他们在水肥上费尽了工夫，落果的问题依然没有明显改善。就在他们怀疑是病毒还是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时，恰好胡卫东来到这个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所视察工作，蔡希陶想到胡卫东身上的种种传说，当即直言不讳地将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向其和盘托出，但胡卫东的回答听起来却很有些外行，“植物我可不太懂，水肥没问题的话，难道是授粉问题，好像历史上很多引种驯化受阻都是因为这个......”
“野生状态下也有这个问题啊，如果是授粉不完全导致的，说明它的授粉机制本身就有问题，那这个物种岂不是进化得很失败？一种进化失败的物种是如何繁衍到现在的呢？”，一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学生立即反驳道。
胡卫东并没有因为被顶撞而发怒，但还是笑着摇了摇头反问道，“谁说进化只有成功的？”
“可是按照进化论的观点，进化失败的物种不是应该被淘汰吗？”，那个研究生血气方刚，不顾蔡希陶的示意继续梗着脖子坚持道。
“谁说的？进化失败却依然活得好好的物种多了去了，只要缺陷不致命、或者严重影响其生存竞争力，物种就一样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按照你的观点，我们人类是目前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是不是就不该有进化失败的地方了？那好。我问你，绝大部分动物都有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而我们人类却失去了这种功能，这难道不是进化失败的地方吗？”，胡卫东随口就举出了一个例子，拿来教育眼前这位读死书的年轻人。
“这么说的话，倒还真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年轻人倒是知错就改，可是面上还是充满了不解。
蔡希陶无论是学识还是阅历都远非他这个弟子可比。闻言登时明白了过来。“我明白胡院长您的意思了，进化失败未必就不能让物种延续下去，要看其影响大到何等程度。授粉困难虽然是很大的缺陷，但却并不是完全不能授粉。因此只会降低结实率。而不是完全不能结实。因此它依然能够繁衍下去。这样说来，这油瓜还真有可能是因为授粉困难而导致的落果呢！”
为了检验这一想法是否正确，蔡希陶和他的弟子们开始了人工授粉的尝试。结果即使是技术上还很不成熟的人工授粉，都令油瓜的落果率大幅下降，事实充分证明了胡卫东之前猜测的正确。而随着蔡希陶等人对人工授粉技术的不断完善，油瓜的落果率不断下降，这种新的油料作物也因此终于有了大量推广的价值，后来油瓜的品种经过不断优选和改良，其产油率几乎仅次于号称“世界油王”的油棕树，而其品质却大大优于对身体几乎毫无益处的棕榈油，逐渐成为了亚热带、热带最为重要的一种油料作物，与其在历史上的境遇大不相同（注1），令人不得不感慨即使是一种作物，能否出头也一样得看时运......
但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在1943年的时候，油瓜才刚刚开始推广，蔡希陶和他的团队能够获得大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对人工授粉技术的完善，这项成果的影响面非常之广，完全当得起胡卫东的高度评价。
当然，发现和驯化（其实就是人工培植或者养殖）利用有价值的野生物种也同样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油瓜只是其中之一，蔡希陶也算不上先驱者，因此贡献上远不如他完善人工授粉技术的意义重大。
除了油瓜之外，胡卫东认为价值较大的已驯化和在驯化的植物主要有猕猴桃、面包果、杜仲、油楠、海带、石花菜、小球藻、螺旋藻等十余种，动物方面则有梅花鹿、河蟹、蜜蜂、白蜡虫、紫胶蚧、甲鱼、小灵猫、林麝等等，这些项目都为、或者即将为中国人民提供更多的美食、药材或者特殊工业原料，此外还有用于生物防治的寄生蜂和改良环境的沙棘等等。或许中国的生物科学水平暂时还比不上西方列强，但是在应用方面，胡卫东完全可以自信地宣称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除了驯化利用已经发现的野生物种，中国在这几年里还引进了不少国外的物种，例如糖槭、轻木、巨藻等等，其中甚至还有中国科学家走出国门后在国外发现的新物种，例如甜叶菊，它们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不过鉴于历史上那么多生态灾难的教训，胡卫东对于境外物种的引进把关很严，例如某些人打算以净化水质和充作饲料的理由引进凤眼莲（水葫芦），就被胡卫东卡了下来。因为凤眼莲虽然能够吸收重金属，但是重金属依然留在其体内，实际意义不大；干物质含量太低，没有什么营养，猪虽然能吃，但作为饲料十分勉强；更重要的是，水葫芦的繁殖速度极快，很容易覆盖大片水面，而其生长时又会消耗大量溶解氧，因此会会严重影响水底生物的生长，而清理起来则极其费时费力，因此引进凤眼莲绝对是得不偿失......
除了每个准备引进的物种都需要仔细研究分析其可能的危害，胡卫东还提出了所谓的“三大原则”......
注1：历史上因为油瓜驯化较晚，当时其他的油料作物的产量更高，想要获得足够的竞争力自然就难了，而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中国亚洲带的面积很小，耕地还大都被更加重要的天然橡胶和甘蔗占据，能够推广油瓜的耕地就更少了，因此自然不值得为这个项目大量长期投资，至于其他有野生油瓜分布的国家，则都没有这个科研能力。而在这个时空，中国却获得了中南半岛大片热带亚热带的耕地，情况自然完全不同。(未完待续。。)
第七百六十六章 育种科学
第一条就是繁殖生产超快的物种引进时要慎重，第二条则是肉食性的物种引进时要慎重，而第三条在科技大会上说出的时候却在会场里引起了哄堂大笑，那就是凡具有食用价值的或者是优良饲料的，只要不会带来国内没有的恶性疾病，就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引进，有中国七亿张嘴在那儿，它们根本没法构成威胁，而胡卫东将中国称为“大吃货帝国”的戏称也由此传遍了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而某些外国人的调侃“中国人会吃下一切可以吃下的东西，并把其中难以下咽的东西叫做药。”更是成为了中国人茶余饭后的一大笑料......
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不少人觉得“吃货”这种叫法暗含贬义，但胡卫东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举出历史上的无数例子，证明了正是中国人的好吃造福了世界，“吃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当外国人看见毛毛虫吐丝结茧只觉得恶心的时候，我们发明了亮丽的丝绸；当外国人烧出陶器觉得就够用了的时候，我们改变了火温和泥土，做出了精美的瓷器；当外国人将味道苦涩的生姜弃之敝履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可以替代昂贵的香料消除腥味；当外国人面对种种难以下咽的动物植物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火的魔法”将其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当外国人面对各种毒物敬而远之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什么叫以毒攻毒；当外国人觉得麻烦将粪便到处乱丢的时候。中国人却将这些肮脏的东西收集起来变废为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勤劳聪明的华夏先人，才能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
之所以胡卫东在这么重要的科技大会上扯出吃的话题，主要还是因为他对中国日后口粮问题的深深忧虑，如今中国的人口增长太快了，而且考虑到一胎制的巨大副作用，即使二战结束之后，胡卫东也不打算搞一胎制来踩下人口增长的急刹车。
可是二胎制的见效不可避免地会慢很多，因此未来的粮食压力必然比历史上更大，而化肥农药和水利建设增产的潜力已经相对有限，农业生产这几年来的高速增长即将结束。在耕地面积很难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只有种子，无论是高产的新型作物，还是现有作物的高产良种，都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
新物种的发现和驯化利用需要时间。而且胡卫东也不记得历史上后世曾有改变世界的重要新型作物被发现。因此重点始终还是放在现有作物的内部挖潜上。除了理论上具有无限潜力的辐射育种之外。胡卫东还要求童第周等国内顶尖的生物学家开始对水稻等主要作物进行基因测序，为日后开展转基因的研究打下基础，这项工作技术门槛其实并不像外行人以为的那么高。却很费人力和时间，所以越早开展越好。
胡卫东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穿越前转基因的事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也曾经利用闲暇了解过一些情况。在胡卫东看来，转基因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你怎么做，而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与西方大不相同，因此绝不能够简单地效仿人家的研究路线。
比如西方农业、特别是美国的农业都是大农场、高度机械化的模式，因此它们转基因的重点放在了提高作物抗虫抗病的能力上，因为抗灾能力相对不足恰恰是机械化农业的最大弱项，为此他们甚至将部分动物的基因引入到作物的基因中。这无疑是非常不安全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种植的作物大部分都是用作牲畜饲料或者榨油以及其他工业用途，很少直接食用，因此安全性的要求便可以相对放宽一点，但中国的作物之中大部分都是要直接拿来填饱肚子的，安全性的要求就必须更高才行。
就好比美国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是因为猪肉之中瘦肉精残留不多，而美国人不吃瘦肉精很容易蓄积的动物内脏，所以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如果也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那就非出大问题不可，因为中国人是吃动物内脏的......
而且中国农业人力充足，抗灾救灾（防灾姑且不论）能力比起地广人稀的美国强得多，而吃饭的压力却远比美国大得多，因此中国作物的抗虫抗灾能力远不如单产重要，而很显然，动物的基因对于后者几乎不会有任何帮助，引进高产植物的基因才是正确的思路，例如后世袁隆平院士就提出可以尝试将光合作用效率更高的c4植物的基因引入光合作用效率较低的水稻、小麦等c3植物，若能成功，可以令单产提高至少好几成，其价值远比抗虫抗病能力的提高大得多，而且引入植物基因，安全性方面也远比引入动物基因好得多，甚至即使同为植物基因，增加作物产量的基因也还是要比抗虫基因安全得多，这才是中国转基因科学发展的正途......
当然，光是完成主要作物基因图谱的测序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目前中国育种的主要途径还是发展迅速的辐射育种和更加传统的杂交育种。由于“911工程”的开始，中国的辐射育种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相比显得较为传统落后的杂交育种不可避免地被人看轻，胡卫东只得再次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对于应用科技来说，并不是先进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充分利用成熟的技术，往往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令胡卫东高兴的是，历史上袁隆平等科学家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最关键的“不育系”所需的“野败”（即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已经在海南岛被发现，为日后三系法杂交水稻的选育成功扫平了障碍，发现者也因此同样获得了全国科技一等奖（每届大会有一个特等奖、两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其中特等奖因为标准极高，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缺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