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全集.net》第13/16页
【5】《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6】《"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7、8】《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9】《致李宗仁书》，转引自《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又，司徒即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傅泾波乃中国满族正红旗人，燕京大学毕业生，时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兼助手。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1374页。
【11】田横岛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东部海面1.9公里处，面积1.46平方公里。秦末汉初，齐王田横被刘邦大军击溃，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栖居。刘邦称帝后，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乃召见田横。田横自知大势已去，为保全岛上兵士，乃辞别海岛西行。至洛阳城三十里处时，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刎。岛上兵士闻讯后悉数挥刀殉节。后人感念其英烈，合葬于山顶并立祠祀之，岛遂有今名。岛上立有一大冢，即五百义士合葬墓，冢侧立有一碑亭，内有史碑，详细记述了田横自刎及五百义士殉难的历史史实。
田横的历史故事自汉代流传并为中外人士称道，明代高丽人郑道曾有《呜呼岛吊田横》一诗，诗曰："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为此月同。相去旷于载，呜呼感吊衷。毛发吊如竹，凛凛听英风。"此后，清代诗人黄守相、张铪都曾先后题诗田横岛，抒发了对五百义士千秋忠烈的赞美之情。现田横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2】《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3】《中国教育之怪现状》，李敖，载《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14】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1期。
【15】《傅斯年校长的声明》，载台湾《民放报》，1949年7月14日。
【1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忆傅孟真先生》，朱家骅，载《台大校刊》，第101期。
【18、19、20、21】《忆孟真》，俞大，《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22】《以身殉校的傅斯年》，于衡，载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十三集。
【23、24】《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朱葆瑨，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5】台湾《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
【26】《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撰，转引自《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第三部分 第41节：南国的冬日(1)
第十五章残阳如血
◎南国的冬日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及其门生还活着。虽然活法各有不同，际遇略有差异，但整个族群的归宿基本是相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展开，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再度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1953年11月，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悄悄地来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家中，此人便是陈氏早年的弟子加助手汪篯。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陈寅恪离开昆明后，汪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李庄，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1】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可考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2】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1947年，当汪篯得知陈寅恪重返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尚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只身来到陈寅恪身边，与陈门弟子王永兴、陈庆华等协助陈寅恪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沟通，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40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据说汪后来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是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其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同行越来越多的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键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3】。
第三部分 第42节：南国的冬日(2)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留下来的。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他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陈伯达、郭沫若辈没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那孤独身影的存在。【4】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伯达、郭沫若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名单很快得到了上边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才由劳幹继任此职，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台湾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