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全集.net》第14/16页
1949年6月，溃败中的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其中有三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三为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受傅斯年之请托，曾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速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同傅斯年一样，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态度强硬，不予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直到这年的10月初，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并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陈寅恪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可成行，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出境而留在了岭南大学。究其原因，或许如"文革"期间陈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这个说法得到了后世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也有少数人如余英时者，则认为不然，谓唐筼当时已赴香港探听虚实，为陈寅恪出走打前站，只是因故未能成行云云。可惜余氏搜罗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陈寅恪本人的说法，故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也未能达到扰乱视听，混淆是非的效果。【5】
第三部分 第43节：南国的冬日(3)
此时的陈寅恪似是抱定终老岭南的决心，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香港，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的原委，陈寅恪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事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6]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直接或间接地从各色接收大员的神态、口气与做派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萧杀、紧张的气氛和起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7】，等等，但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8】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大）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9】。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地不自量力与糊涂。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10】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第三部分 第44节：南国的冬日(4)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对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从以上的谈话中，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不满，从内心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悲鸣与愤慨。这次长谈，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11】。无奈的汪篯只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傲的身影，陈、汪师徒之间的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第三部分 第45节：汪篯、向达的悲剧(1)
◎汪篯、向达的悲剧
汪篯自南国中大校园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运动开始，一夜之间众多儒生士子被打成站在共产党与人民"对立面"的阶级敌人。至1958年，全国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受到了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风潮狂飙突起，全国高校掀起了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源》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已十分困难。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辈，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12】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肚里装着多少墨水和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好社会主义之功……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又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此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已挂满了几万张大字报，自然包括对陈寅恪的口诛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革命者"如饥饿苦寒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顿时野性横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追逐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中山大学部分师生，借机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挥刀开战，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具有人生转折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叫嚣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挫骨扬灰外，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从而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实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美梦，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其中一文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13】
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经过交涉，搬家未能如愿，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与32年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生涯告别。陈寅恪的身影，就此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红色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撰著。
第三部分 第46节：汪篯、向达的悲剧(2)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为了过个团圆春节，陈寅恪出院，在凛冽寒风中被人抬回家中。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这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氏。曾昭燏乃曾国藩的重孙女，同时是清华大学教授、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胞妹，与陈家有三代姻亲之交。面对故人来访，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当曾昭燏说到欲购海外新印之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供状等事宜时，陈寅恪想到了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以及祖父与太平军交战并施计活擒幼主洪天福贵事，心头蓦地涌出一种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聚散无常的感触。当年曾国藩特别赏识出身浙江湖州府，后侨居苏州的大儒俞樾"花落春仍在"的诗意，如今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寒风苦雨中，已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了。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14】
在如此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撒手归天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进度。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8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纪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中的甘苦与"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黄萱语）。
此后，陈寅恪用尽残力，以蜡烛成灰，泪尽泣血之坚志，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陈氏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剧本《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自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原来的领导班子。未久，全国高校及中学全面停课，投入到"文革"洪流之中。北大原来整套领导班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黑帮分子"，成为"文革"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珮云被撤职查办。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并在全国四面开花，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族浩劫泛滥开来。
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和策源地——北大校园内，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便是陈寅恪的门生，北大历史系教授汪篯。
此时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 第47节：汪篯、向达的悲剧(3)
"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
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在"文革"狂潮波滚浪涌，风雷激荡中，一个教授"自绝于人民"，如同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沉于污泥浊水，对世间的一切皆无足轻重。只要"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于无岸之海横冲直撞，哪怕大地陆沉也在所不惜。这年11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字觉明），被造反派"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布满校园的西瓜皮，不幸突然晕倒在地，未得及时救治，含恨死去，终年66岁。
1944年，作为北大教授的向达，受傅斯年、李济等学界大师之聘请，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携家赴四川南溪李庄，率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合组的西北考察团，与夏鼐、闫文儒等人第二次远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带文明遗迹考察。他的妻子儿女在李庄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务告一段落，向达才返回李庄携家眷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段时间，向达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复员后，向达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曾一度受到重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南渡台湾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又兼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此时的向达"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15】可惜好景过于短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不仅如此，向达曾公开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此语引起了当局和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遂"聚而歼之"。向达出身湘西一个土家族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与湖南老家有些联系，根据这条线索，几个位高权重者无端认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欲谋不轨的野心，于是，双箭齐发，向达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据新华社1957年10月18日播发的电讯，四大右派依次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1959年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总算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面对这一变数，北京学术界各色人等仍怀揣惊恐之心在伸头缩头地悄然观望，无一人应声。第一个向他致书道贺，祝其躲过一劫的，竟是远在岭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第三部分 第48节：汪篯、向达的悲剧(4)
陈寅恪与向达交往的渊源可追溯到抗战之前，而在西南联大时期更为友善并相互引为知己。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当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篇以傅青主为喻的悼亡诗，通过秘密渠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首先由岭南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然后渐渐被学界中同人所知，借此可见陈寅恪对向达人品之看重。向达于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正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曾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6】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研究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