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全集.net》第15/16页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几十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横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就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以抒情怀。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7】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相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为泡影。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革"爆发，向达自是在劫难逃，属于北大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8】
此时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被"革命闯将"勒令捡拾西瓜皮时一头栽倒，命赴黄泉。
第三部分 第49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1)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汪篯自杀了，向达被凌辱折磨而死，紧接着，全国各高校一批批教授又先后登了鬼录。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校园，并没有因为几个或几十个教授的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越演越烈。一时间，被关、被斗、被惨遭蹂躏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北大校园内多有跳楼和上吊自杀者，未出三个月，仅自杀的著名教授就达到了24名，有的教学楼因自杀人数过多，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蹿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合的红卫兵的身影。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被闯进的红卫兵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然后被扒去上衣用扎腰的铜头皮带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装上卡车拉走了事。俞大乃俞大维之妹，曾国藩重孙曾昭抡夫人，时与其姐俞大缜皆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当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方面组织人力"抢救"北方学人时，俞大缜与俞大及其家人属于理所当然地被"抢救"之列。为此，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在调度飞机时，特向傅斯年说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缜、大两位妹妹全家"抢救"出来。傅斯年自是心领神会，拍发电报给北京大学负责"抢救"的郑天挺，特别说明俞大维对其妹的挂念，并有"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之语。
出乎俞大维和傅斯年意料的是，俞大缜与俞大姐妹均表示无意南飞，要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万般无奈中，俞大维与傅斯年只好放弃。当然，大缜与大之所以留下来，最终没有跟随权高位重的俞大维投奔台湾，与她们的丈夫及家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只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解放区的天也有阴霾与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时候，俞大与曾昭抡终于未能跨过这道鬼门关。1966年8月这个炎热的夏日，被红卫兵毒打得昏死过去的俞大，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中重新回到阳间时，夜幕已降临大地，她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制，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时已被打成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的曾昭抡被赶出京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在此前后，作家孔厥等数十人已在此跳湖溺亡。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豪绅张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没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随着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社会大环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张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生活拮据，再也没有绅士的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社会风俗，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厚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而像傅乐焕家族，更是多了一层顾虑，怕出面借贷会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氏家族的体面。在两难处境夹击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于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希望的境遇中，乐焕之父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之夜，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的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尔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与爽凉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来，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谊，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时傅尚未与俞大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
第三部分 第50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2)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佣人和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傅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傅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班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19】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直接受陈寅恪领导和栽培。抗战爆发后，乐焕陪伴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避难，尔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另一个是傅乐成）。后来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陈寅恪直接指导。1942年傅乐焕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此文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别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已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济南刘鲁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20】
由于困厄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抗战胜利返京复员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不能随复员南京的史语所众人同行。乐焕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道："事实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只有暂留"李庄，一个人孤独地等待病情好转。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读罢此信，念侄子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见。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第三部分 第51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3)
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察看了傅乐焕的病情，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1946年秋，史语所人员全部复员回归南京，傅乐焕因心脏病持续恶化而不能长途行动，只好一人滞留在李庄休养。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问询时说道："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直到次年春，傅乐焕的病情有所好转，才告别了生活6年之久的李庄，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的学习和研究，后获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傅乐焕受"赤化"宣传和"洗澡"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变并转向左倾。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训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国治病疗养的傅斯年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这位侄子发号施令，而傅乐焕也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地点头奉命行事。乐焕每有致傅斯年的书信，也只是谈些读书做学问，甚或家务之类的琐事，从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涉及起政治，且在国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为蒋家王朝四处奔波，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教训起自己来了。此举令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来，真如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犯上作乱。于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侄子拉出来像抗战初期一样当场扇几个响亮的耳光，再给他来个"下马威"。无奈远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满腔怒火化做凌厉的文字予以反击，来了一顿真真切切的臭骂。也就从这时起，叔侄二人之间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扬镳之势。
尽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在英学成后直接赴台就事，并云另一位与乐焕经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乐成已赴台岛，出任台大副教授，等等。但傅乐焕此时如同一只出巢的雄鹰，面对天蓝海阔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国民党政府与叔叔掌控的机构中做事谋职了，他要寻求一种天地清新的新社会，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并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傅乐焕拒绝来自傅斯年的劝说与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他想像中繁花似锦、自由幸福的中国大陆，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时，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悄悄摆脱造反派们的监视，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定好的陶然湖。当他穿越大半个北京城翻墙进入这座秀丽的公园时，内中树木阴森，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死寂的气氛。整个园内同北京城一样，经历了一天的疯狂之后，疲惫地进入了充满一个个恐怖画面的梦境。他默默来到陶然湖边，此时月亮正是上弦时分，月光映照下的湖水散发着明晃晃的光。没有虫飞鸟鸣，只有恐怖的心悸与生命的苍凉。傅乐焕望着湖面稍作犹豫，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离岸不远处的湖面上，漂浮荡动着两个谷个子一样黑糊糊的物体，微风徐来，"谷个子"向岸边荡动而来，他一时忘了自己前来的使命，好奇地从身边捡起一根枯枝，把越来越近的两个软软的物体勾到眼前。在明亮的月光下，他看清了——这是两具尸体，很可能还是一对夫妇的尸体，看来是刚漂上来不久，也就是说这对夫妻就自杀于昨天的早些时候。望着面前的一切，傅乐焕悲从中来，他绝望地抬头望了望辽阔的天空，又低下头望着平静的水面，思绪翻腾中百感交集。最后，他下定决心要追随这对相逢并不相识的夫妇而去。在即将拥抱死神的最后时刻，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他迈动脚步，慢慢来到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没有叫喊"苍天——"之类的悲壮之语，却像是怕惊动熟睡中的四方百姓与园内苍生一样，悄无声息地把头一伸，纵身一跃，钻入湖底。
第三部分 第52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4)
第二天，他的尸体从湖底漂上了湖面。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后来说，他们看到，傅乐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这个断定是从普遍现象中得出的规律，或有什么科学依据，无从得知。但在"文革"期间，因到处找绳子上吊自杀，或投河湖自尽的人越来越多，案例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经验和这样的说法。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后失踪。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已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老舍的尸体也呈趴伏状。
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后，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与傅乐焕同一辈分的族侄、辽宁鞍山矿物研究所研究员傅乐新，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傅斯年的亲侄子、聊城文化局干部傅乐铜，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傅斯年的族叔、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傅昕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其母的头颅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挂在树梢点了天灯。傅家在聊城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亩的墓地——聊城郊外的傅家坟，被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陪葬品或被劫掠，或被砸毁，或遭焚烧。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炸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兽、石俑、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被炸毁捣碎，傅氏家族成员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整个聊城傅氏一门自大清入关三百年的豪门基业，至此连根拔起，彻底算是家破人亡鬼吹灯了。
第三部分 第53节：陈寅恪之死(1)
◎陈寅恪之死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