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全集.net》第5/16页
【29】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第二部分 第13节：日暮苍山远(1)
第十三章生别常恻恻
◎日暮苍山远
傅斯年作别陈寅恪，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稍事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后，便登船向李庄进发。抵达李庄时，正巧遇到同济大学师生于码头装载货物行李，即将离川乘船东下，重返离别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营。傅氏见状，心绪更加纷乱，待上得岸来，穿越镇内纷乱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葱绿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时分。
一直翘首期盼的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见傅氏终于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告诉说，史语所快到了散板儿的程度，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年轻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想到自己自抗战胜利后，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苦笑着道："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遂心生一计，当场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具体的复员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傅氏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跃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郁寡欢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瞻前顾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没料想，此次登上轮船，则是他与生活了六年的李庄的最后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有在傅斯年的梦境里出现了。
傅斯年虽已离去，整个史语所却明显地稳住了阵脚，空气为之一新。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作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1】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只要具备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董作宾所言内含的事理奥妙。
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无中生有"的这个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2】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3】，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第二部分 第14节：日暮苍山远(2)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研究院人员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归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这种做法除了门户之见外，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的志向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其他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之后，北大考古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欲加入史语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为不"预流"之人而婉拒，后马衡虽官至故宫博物院院长而誉满学林，但总未能跨入史语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门槛。稍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绍虞，毛遂自荐又想在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伟大与不可或缺等，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仍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做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其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失面子。不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以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氏"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词，全部当做臭狗屎和会带进"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竟也毫无办法。由此可推想陈寅恪荐举的蒋君大沂之命运也当如此。【5】
据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与军师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沈尹默回忆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南按："我们"，包括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说："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6】从沈氏的回忆可见傅斯年霸气之盛，更可见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过，说这话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7】
所谓道不同，不足与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陈槃、周法高、全汉昇、张政烺、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谟、何兹全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材的——尽管此辈并不是从西洋游回来的"海龟"。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的内在根源。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十几个研究所的人员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湾，其理亦在此。
第二部分 第15节：日暮苍山远(3)
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门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8】与傅斯年向来不睦的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9】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人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10】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如同"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从其他道路进入史语所大门之人，傅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则予以扫地出门。因而，不能说此时或之后的史语所如曾国藩的湘军一样，也是"将富兵横"，甚至要造反起事，给天下大势添什么乱子。但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等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1】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要说傅斯年没有什么皇皇巨著，或执掌史语所后期没有惊世骇俗的学术作品问世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垢病（后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不能以此否认他的才气与在学问上的创造性贡献。傅氏一生最大的事业是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担任所长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才"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他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而史语所最初几十年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沿着一个有目的和条例的总计划前行。这个总计划便是傅斯年起草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事隔多少年之后，学术界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破冰启航的巨大作用。尽管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证而不疏"以及对"汉简"价值的低估等，曾引起后世学界激烈辩论甚至扬弃，但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等四个方向的价值，仍然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灿烂光辉而为后人视作不可逾越的规范，在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发扬光大。
第二部分 第16节：日暮苍山远(4)
继史语所建立初期的《旨趣》之后，傅斯年同样撰写了数量可观，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名篇与笔锋犀利的时论文章。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皆是享誉中外的奇文妙论，为学界推崇备至。傅的老师胡适曾这样评价："《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而《夷夏东西说》"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他以伟大的力量将古代民族、古代历史问题和古代史料，作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事业。"【12】许多年后，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13】伟大的学术篇章。在这些闪耀着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光辉篇章中，傅斯年不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确切合理的诠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诠释文献，真切地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的真实意象，而这一切正是傅氏天才的展现。对此，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14】何氏之说当然有他的感情成分在内，但也自有其道理。若从纯感情的角度论，与傅斯年一同留学欧洲的北大同窗、何兹全的堂兄何思源就没有被列入其内，可见何氏之说还是有他的公平、公道之处的。
除了史学和国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傅斯年在其他学科也往往有惊人之识见。1940年初，傅氏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按傅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因而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傅氏举例说："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InferiorityComplex）"，"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设若倭奴再长三寸，这疙瘩也许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15】
第二部分 第17节：日暮苍山远(5)
正如当时听讲演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所说：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只有顾及到此点，才能触及当事者的心灵深处，揭示事件发生的本质，比单纯论述背景与罗列事件经过要深刻高远得多。【16】傅斯年的心理分析说，自然与他早年在欧洲接受的心理学训练有关，其先驱式的首创与大胆探索创新之精神，以及利用这一方法的治学路数与途径，对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推动作用——这是傅斯年的又一过人之处。对此，胡适称其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17】而罗家伦则干脆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18】来形容傅的才气与风格。此话虽有赞誉的成分，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阿谀奉承，否则罗家伦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于堂堂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此论的。作为傅斯年本人，则有他自己为人为学处事的准则，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就曾说过："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第二部分 第18节：还都南京(1)
◎还都南京
经过一阵令人心焦的期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终于迎来了回归的日子。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各路人员开始搬运货物，日夜不息地装船，打点私人行李，准备东去。
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学人连同随行的家属们告别相依相偎了六年的李庄和李庄的父老乡亲，拔锚起程。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身躯顺滚滚江水疾速而下。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顺长江，出三峡，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遥想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紧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全了中国。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其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滔滔江水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宏大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明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虏，誓不屈服的标志与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会打出去收复失地的——这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劈波斩浪、顺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当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之情，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更加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南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在北大校长任上正春风得意的胡适欣然应命前来助兴。
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我们是最后一批抵京的。傅所长为犒劳同人押运图书古物安然返所，设宴招待全体同人，席间有胡适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先生。他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所长称他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很愿意亲近他，他也的确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傅所长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欢迎热忱。"【19】而据奉傅氏之命亲至机场迎接胡适的青年助理研究员何兹全后来说：那天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20】此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