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全集.com》第104/137页
山南省的几位党员并没有直接召唤警察对这个非法行动进行制止。无论这些家伙怎么折腾，人大选举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让自己的候选人登上候选名单。大家的兴趣集中在另外的方面，“这两个人是不是在唱双簧呢？”郑融问道。
大家讨论之后没有统一的结果。既然有党外试图夺权的家伙，自然就会有党外保卫党的同志。
“是不是双簧不重要，关键是这位仁兄开出的价码可太低了。”李大烈说。
什么黑幕、真相，也许写进小说很有趣，但真的想用这个拉拢选票，那就是一个大笑话。不用说别的，简单的一句反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共产党不可信，那么这些非共产党的人就可信么？”
共产党几十年的威望，足够让任何试图挑战党员候选人的企图失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出问题，它在人大的地位就不可能被动摇。组党得向政府相关机构申请，这个机构全部是党员把持的。至于想游行示威，你得先向司法机关申请，再向政府机构申请。到现在为止，司法机构还没有胆量通过任何一次非党授意的游行，无论目的何在。
党掌握着权力，这个权力绝不可能被别人夺走。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党外政治运动，也就是一场政治秀。给人民平添一些生活当中的娱乐。人民也并没有真的把这些东西当作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听说上海那边有人……”话说到这里，李大烈突然间停住了话头。在候车亭旁边就是一个售货亭。货亭的主人在里面摆了台电视，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新闻。新闻当中播放了一条消息，前教育部主任周树人今天病逝了。享年80岁。
“他病逝了啊。”李大烈喃喃的说道。
“谁？”郑融问。
“周树人啊。”李大烈答道。
郑融思考了片刻，却想不起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物，“周树人？他是干什么的？”
“作家。前教育部长。”李大烈说道，“鲁迅你听说过么？”
“鲁迅？那个作家？”这次郑融倒是有印象。
“鲁迅是笔名，他就是周树人。”李大烈给出了终极答案。
这下，郑融总算是把人物给对上号了，“《阿Q正传》写的很不错，每次看的时候，我都感觉和阿Q很多地方一样。”郑融说完后忍不住放声大笑。
“周树人也算是个人物。虽然写的东西刻薄了点。”何庆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八十岁时候病逝的周树人，也算是喜丧的范畴之内。至于周树人曾经隶属的五四闯将，早在解放初就被范中出和毛雄辉为首的喜文化部门一顿狂批。加上共和国一片繁荣，那些五四闯将最为红火的时代都不是针对人民服务的，建国以后人民自然不可能对五四闯将们有什么深刻印象。如果不是共和国语文课本上有几篇周树人的文章，他绝不可能被广大人民所知。
民间的反应不过如此而已，新闻里面也只是简单通告，前教育部长，作家周树人因病去世。仅仅是一个针对共产党政府官员的最后致意。但是在共和国右派那里，反响则大得多。
胡适现在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此时他的家里面，就聚集了不少人。五四闯将们已经凋零的差不多了，加上一些去了海外，能够聚集在这里的以他们年轻的弟子居多。
老闯将之间矛盾重重，周树人在闯将当中还算是地位颇高的一位。至少也做到了教育部长。而且周树人为人聪明得很，自建国初得到了教育部长的职位之后，除了公文之外，一个字也不再写，只是专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总算是得到了善终。周树人自教育部长位置退下来以后，继任者是他弟弟周作人这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小点震动，其他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到胡适家里聚集的众人当中，最有名的当算是瞿秋白。现在瞿秋白在政协任职，算是和平养老。得知老友去世，他就和胡适联系，准备一起给周树人开一个追悼会。
胡适和瞿秋白作为会议主导，主要是讨论追悼会的安排。周树人52年从教育部长位置上退休之后，在北大当了中文系一位教授。
从就任教育部部长之后，周树人就与母亲和两位夫人一起居住。鲁老夫人1950年去世，1959年，大夫人朱安去世，两年后，周树人也去世了。
追悼会对于这些搞文科的人来说，很容易安排。胡适与瞿秋白大概确定了追悼会的步骤，把具体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处理。两位老先生以去周家吊唁为名一同乘车离开了。
然而等汽车开到海淀区一处公园旁，胡适却让司机停下汽车，他和瞿秋白一起下车进了公园。
“适之，我的意思是，追悼会干脆就让政府按照规定召开算了。我们只露个面，学校还有这些朋友们聚一次就好。千万不要弄出没有必要的事情来。”瞿秋白说道。
“你的意思我知道，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只怕总要有些人用这事做点文章出来。”胡适叹息道。
“南方报业的那些人啊……”瞿秋白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秋白，不知道中央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现在表面上看相安无事，可我总觉得现在很不安心。像是要出什么大事。”胡适忍不住问道。
“据我所知，现在党内正在为按劳分配这个问题讨论。牵扯甚广，听说还有不少分歧。这个分歧或者一两年内就会有结果。一旦这个问题定了案，那么接下来肯定是场大运动。”瞿秋白声音里面满是遗憾。
这些年，各种运动的苗头可谓层出不穷。却总是欲言又止的味道。党内总有人在运动走向开始前，就采用各种手段给强行拦住。但是，这也是有极限的。其实党内的意见正在逐渐统一，这首先得益于农民阶级的消亡。农业正在变成一个产业，作为小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农民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公社。工业的兴盛带动了城市化，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当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并不合时宜。
到了60年代初，第一轮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各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趋于一致。而不是以前那种纷乱的矛盾。党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也迅速集中在几个矛盾焦点上。
第一就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对于公民的收入应该如何界定，如何分配。这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社会收入差距之大，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候。那些最富有的阶层，或者说银行团高级职位的收入每年三百万以上，普通工人收入也不过是两千多元。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有上千倍之多。加上地方性报纸的鼓吹，人民对此事的看法自然是可想而知。
偏偏党内对此却拿不出一个共同态度出来，不少政治局委员对此的看法是，一刀切的规定工资水平，只会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