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全集.com》第14/85页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明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60}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心中有鬼。
这“鬼”，就是自知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又无勇气独自在黑暗中去挣扎，还想把黑洗刷掉，仍然回到光明的世界，做一个见得人的人。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世上当然没有鬼，敲门者不是鬼，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人间的公信力。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没法与它抗衡，也难当其一击。朱棣厉不厉害？应当说很厉害。只为一袭黄袍加诸己身，就让几十万人赔上性命，半个中国遭兵燹之祸。这可不是一般的枭雄，这是一个能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但只一条，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丁点儿正义性，而是完全违背正义的，结果虽然大获成功，却没有因此高大起来，反而在内心渺小下去，从“弯弓射大雕”的豪气一下子走向小偷小摸，连自己的亲妈也不敢认了。他手忙脚乱地掩盖真相，编造假话，就是可怜巴巴地向人间公信力低头，指望靠“瞒”和“骗”，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里来。可哪有这种好事？恶只能去除，不能洗刷；作了恶，只能老老实实去纠正，正义才可放过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瞒”和“骗”糊弄过去，便又陷于新的恶。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对于作恶之人来说，朱棣是有关这类人必受惩罚的一个上佳例子。对于天下善良的人来说，朱棣一生走过的路，也适足给他们以做“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从富且贵的角度看，朱棣已极人寰，但又怎样呢？一辈子说着谎话，心惊肉跳地享受着偷来的东西，视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为羞辱——这样的人，何尝有片刻安宁？
据说，永乐年间南京最大的工程“大报恩寺”，即朱棣为抚平内心不安而下旨兴建的。此工程极为浩大，动用人力十万，自永乐十年（1412）开工，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时仍未竣工。规格也高得很有些破例，朱棣明确批示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也就是说，这个佛教建筑群可以享受皇宫的标准与规制。显然，大报恩寺对朱棣是有特殊意义的，绝非普通的宗教建筑。当时，对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为报答太祖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但民间历来的说法，都相信朱棣建这个东西，是出于对生母妃的赎罪心理，所以在当地人口中，大报恩寺的大雄宝殿不叫大雄宝殿，一直俗称“妃殿”。{61}
事情没完，只刚刚开了个头而已。
对朱棣，孟森先生有个概括，道是：“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62}“欲济其恶”四个字，是要害。恶，也是一种活泼泼、有生命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既顽强，又有惊人可怕的自我复制之能力。一旦激活，它就疯狂地繁衍生长，胃口越来越大，显示出吞噬一切的难以满足感。“欲济其恶”，讲的就是恶的那样一种难以满足感，或者说一种不可遏止的惯性，一种对能量充分释放的需求。
西方中古世纪的浮士德传说，用一个宗教故事告诫人，千万不能被“魔鬼”诱惑、和它签约，否则会永世沉沦——所谓“魔鬼”，其实是人内心的恶。对于朱棣来说，他不单受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所以，他是无法摆脱它的纠缠的了。
恶之花一：精神戕害
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夺政权，自立为永乐皇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秦始皇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流传。这样，秦以前的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其余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的当初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的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之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例如经学中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打得一塌糊涂，耗去太多的精力和财力，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的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统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的作用虽然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但其主观出发点，其实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与秦代的专制暴政不同，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政一事，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天下百姓白白品尝离乱滋味。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更刻意与建文时期反其道而行，对朱允炆实施的各种明明从士大夫至平民阶层都广泛表示好评、认为是利国惠民的政策，加以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从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骇人听闻的运动，所以很少有人在这个方面把朱棣与嬴政相提并论。其实，朱棣干的一点也不比嬴政少，对他的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一点不逊于前者。只不过，相较于嬴政，朱棣更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段也更高明些罢了。
“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歧说）。
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朱棣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前所未有的惩罚，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只能是知识分子）。其余各案，受害主体也都是读书人。姚广孝力谏不要杀掉方孝孺时，讲得很清楚：应该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连最亲信的人的话朱棣也听不进去，他要杀的就是读书人，因为这群人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对他最不利。
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杀人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相反，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树立君威、炫耀文治。可实际上，《永乐大典》是鸿篇巨制不假，但对文明发展几乎没有发挥实际影响，因为卷帙过于浩繁（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无法刻印（恐怕朱棣也从未想过要刻印成书），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一直等到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要录一个副本，而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工作的完成，等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后这副本总算抄完，奇怪的是，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就下落不明了。总体来说，这套《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修成之后，一直深锁宫中，与尘土为伴，成为文明史上少有的几乎不被阅读的书籍，并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其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怪不得当官的喜欢搞“形象工程”，这个《永乐大典》就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书，原本只有被读、被传播，才谈得上有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还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在编修之前就明摆着目的不是供人阅读，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伟大、足够辉煌、足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谁都瞧不着，可谁提起来都会啧啧称奇，对朱棣的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这么一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的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这叫“一俊遮百丑”。
大家知道吗？除了血腥杀戮，朱棣更以最肆无忌惮的态度，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伪造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63}，在他的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御用文人）置学术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64}，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指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经失传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65}朱棣的做法，不单给中国历史开了“天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更恶劣的是，他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的确是我们历史上抹不去的一大污点。
比歪曲史实还糟糕的是，中国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一份遗产——“良史”的操守和气节，受到极大破坏与摧残。“良史”的立场，自周代就已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早先甚至还采取家传方式来固定这个职位，但史官对于政府乃至君王却得以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履行职责，如果遇到政治暴力的强行干涉，“良史”的精神则不惜杀身殉职。春秋时期就出过一个有名的故事：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但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都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可是这样一个光荣的历史传统，却被朱棣断送了。他比那个齐国大夫崔杼厉害得多，崔杼杀了几个人后，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可不像他这样胆小，只要敢违抗，有多少杀多少。而且，有他开了这极坏的先例，后来满人入主中原，就顺利地继承了其衣钵，在修《明史》时，对本民族早先在明代建州的活动任意取舍，有利的则记，不利的统统掩盖起来。
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是一个国家清明与否的主要标志。因为历史不单单是一个叙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正义与伦理的问题。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道理，视历史为一面客观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镜子，民族和国家必须从不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对益害的正确认识，才能把现实和未来的路走好。
忠实于历史，是每个民族的道德底线之一。这道底线都崩溃了，其他可想而知。
所以朱棣从头到尾，不仅仅是用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来强奸了民意，也不仅仅是用粉饰造假来强奸了历史，他还强奸了中国人文的一种健康精神！
这个影响最坏。永乐年间给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蒙上长久的阴影。朱棣上台后所屠杀的知识分子，都属忠正一路。这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识分子中品质较好的一部分。本来，他们代表着国家正气之所在，即便不能为己所用，至少应该给予很高的尊重才对。但朱棣没有这雅量，他的逻辑是，你不肯低头，我就把你的头砍掉了事。然而，被斫伤的绝不仅是千百受难者的肉体，还有他们禀持的人格精神。正气下降，邪气自然上升。有诗咏当时风气之坏：“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66}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选择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领域，甚至放弃儒生的身份以及功名之心，出现一种“亘古所无”的现象，“上自宰辅，下逮儒绅”，“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67}。
朱元璋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也没把“士”气搞到这个地步。洪武时期的文字狱，虽然野蛮而荒唐，却并不针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基本价值观。朱元璋这个人，无知狭隘，但对儒家正统精神还是肯定和鼓励的（除开孟子思想中“非君”的那一部分）。朱棣却不同。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正派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殉难忠臣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和自信心呈现强劲复苏的趋势，然而“靖难之役”后的一场残酷镇压，又将这趋势摧折殆尽。
如何对待建文朝这段历史，始终是明代意识形态难以隐去的痛。恢复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始终顽强地生存在人们的良心中，丝毫未因时间的流逝、记忆的远去而褪色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威权可压制正义于一时，却不能左右真相于永远。因为历史是一种伦理力量，它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会接受强权的摆布；在历史与强权的对抗中，最后败下阵的必为后者。
朱棣死去以后，主张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复名誉的呼声逐渐抬头，到了中晚明，更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重写历史”运动。当代学者杨艳秋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并撰论文《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68}，其中指出：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种。若除去其中郑晓的《吾学编》、何乔远的《名山藏》、吴士奇的《皇明副书》、伊守衡的《史窃》、朱国祯的《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
文中还次第细述了正德至嘉靖、万历和万历以后三个时期针对建文朝的“重写历史”运动的情形，很可一读。
这个运动，首先是民间的、自发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实，强行歪曲历史，民间话语便以自行叙事亦即所谓“野史”的方式，做出反弹。明代“野史”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69}。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史权”，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70}到万历年间，“重写历史”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本纪”地位。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革除年”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71}
虽然朱棣所为，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可笑与可怜，但从另一角度看，历史也走了很长很大的弯路。简简单单、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纠正、复原，不必说空耗精力纯属多余，正气的低迷更是可怕的内伤。起因不过是朱棣的一己之私，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
恶之花二：倚用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