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部小小说合集》第40/111页
他第一次注意到那位年轻女孩时，他正在出售机票的柜台边等候。她光亮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髻――那男人想像它放下来披散在她小小的背后的样子――并在穿着皮衣的肩上，挂着一个沉重的黑皮包。他设法一睹她的面貌――她排在他前面――但直到她买好票，转身离去时，他才见识了她的美貌，她脸色苍白、双眸漆黑、嘴唇丰满，她的美使他心跳加快。她似乎知道他在瞪着她看，所以突然将目光下移。航空公司职员打断了他。那男人只好不再看――他猜她大概廿五岁吧――买了一张到东部某城市的二等舱来回票。他的飞机一小时后起飞，为了赶时间，他走进机场的一间鸡尾酒吧，点了一份加水威士忌，然后一边啜着酒，一边看着候机室川流不息的人潮，其中有不少他认为还是待字闺中的美丽少女，穿着流行杂志上的服饰。后来，他又看见了那个穿皮衣的黑发少女，正站在服务台附近，和另一名穿着滚灰毛巾边外套的金发少女谈得很入神。他很想在她搭机飞往她要去的地方之前，吸引她的注意，好请她一起喝杯酒，但他又想到，即使她朝他这边看，酒吧间的阴影可能也很难让她看见他。过了一下子，她们两个分手了，但没有一个朝他这边走过来。他叫了第二杯加水威士忌。下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正准备买本杂志在飞机上看，他觉得有人挤着他。起初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这么挨近他，但一看到是谁以后，便露出了笑容。
“生意真好。”
他说。她抬头看看他――她脸红了吗？――她嘴角泛上一抹怪异的笑，稍纵即逝。她从他身边移开，走入候机室的人潮中。那男人拿着杂志站在柜台边，伸手去掏后面口袋的皮夹时，发现皮夹不见了。我会是在哪儿掉了呢？他想。他脑中开始列出皮夹中的东西：信用卡、现金、会员卡和身份证件；他的胃中翻搅着类似害怕的情绪。那女子那么靠近我，他这么想，并且立刻想到了是她扒走了他的皮夹。他该怎么办？他的机票还在，安稳地放在西装里面的口袋――他伸手进去摸一下那个信封，确定还在。他可以搭这班飞机，抵达目的地后，打个电话叫人来接他――因为他连搭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然后处理完事情，再回家。但是现在，他必须得先处理一下遗失的信用卡――打电话回家，叫他太太从书桌的最上面一个抽屉里找出电话号码，再打电话与各个公司联系――好麻烦啊，这整件事简单直令人窒息。他该怎么办？首先：找个警察，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描述那名年轻女子的样子。她真该死，他想，装出那注意到他的样子，站得靠他那么近，还在他说话时，脸红得那么漂亮――这一切竟然只是为了扒他的钱。她的脸红并不是害羞，而是担心被识破，这点最令他受不了。该死的骗人的动物。他将对警察隐瞒一些细节，只告诉他她做了什么，皮夹里有些什么东西。他咬紧牙根，他可能再也看不到那个皮夹了。那黑发女子再度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时，他吓了一跳，而又非常高兴，考虑着是不是应该就近告诉站在X光机附近的警卫。她背对着候机室前面的窗户坐着，计程车和私家车在她身后逐渐聚拢的暮色中缓缓移动。她似乎正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她旁边有个空位，于是那男人走过去坐下。
“我一直在找你。”
他说。她看着他，一点儿都不认得他的样子。
“我不认识你。”
她说。
“你当然认识。”
她叹了口气，把书摆到一边。
“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像捡拾迷途的动物一样捡女孩子吗？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扒走了我的皮夹。”
他说，并且为他用了“扒走”这个字而沾沾自喜，认为比偷、窃，甚至抢字，更口语化。
“你说什么？”那女子说。
“我知道你做了――在杂志摊那边。如果你把它交还给我，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她神色凝重地端详他。
“好吧。”
她说，然后从她腿上的黑包包里拿出一个皮夹。他接过来。
“等一下，”他说：“这不是我的。”
那女子跑了，他在后面追，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旁观的人四散躲避，那女孩闪来躲去，以免撞到人，他沉重的呼吸声提醒他，他已经老了――后来，他忽然听见后面有个女人在叫：“站住，小偷！抓住那个人！”他前面那个黑发女子不见了，这时有个穿海军装的年轻女子伸脚绊倒他，他重重地摔了一跤，膝盖和手肘都重跌在候机室的瓷砖地板上，但还是紧紧抓住那个不是他的皮夹。那是个女用皮夹，里面塞满了钱以及各种信用卡，而皮夹的主人是那个穿着滚毛边外套的金发女郎――那个稍早前他看见和黑头发的女扒手说话的女人。她也是气喘吁吁的，身边还有个警察。
“就是他，”金发女郎说：“他扒走了我的皮夹。”
而他却无法向警察证明身份。两个星期后――困窘和愤怒已渐平息、家庭律师的钱也付了、家中的混乱也恢复了――早上的一个邮包寄回来了那个皮夹，没有附带任何解释。皮夹原封不动，钱一毛不少，所有的证件也都在。虽然事情过去了，那男人觉得他的后半辈子，看到警察都会不自在，在女人面前都会觉得羞愧。
恐惧之外〔美国〕鲁思。斯特林
尽管呼吸困难，大伟仍旧奋力地攀上那块搁着他的衣服的岩块。他拿了一条大毛巾裹着他细瘦发颤的身躯，并且急速地揉搓着双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觉得无比地畅快。他一旦下决心要跳下水去，就没有任何事或物能阻止得了――即使是那丛耸在翻滚的波涛上的危岩，那冷冽的黎明，或是，他父亲愤怒的咆哮。
“把你的南瓜处理干净，大伟！”他父亲说。
“你要不是已经十六岁了，我真想好好地揍你一顿。当心些，知道吗？”大伟依然记得他父亲掴在他耳朵上的那记强力的耳光。但无论如何，人已经来了，他想着，一边从那状似巨人指头般指向大海的岩堆上向下俯视――十五尺高。大伟明白这整件事的危险性，而他也害怕。只要狠狠地一纵身，他的头就可能开裂，像六年前那个疯狂的孩子一样。
“从此以后，村里的人都离得远远的，”大伟的父亲朝他吼叫，并且再次抡起拳头，“除了我这个该死的蠢儿子。”
就算他真的是个该死的蠢蛋好了，他一边想，一边就着大石块的阴影下穿好衣服，但是现在，说什么都不能就此打住，他不能。在地平线的那一端，一道白光横过东方的天空。再过一两个小时，那些城里来的人，会将沙滩覆盖在遮阳伞、海滩椅，以及他们上了油的苍白的肉体下。当他们不游泳或稍事休息的空档，他们会开着车，在乡村四处逛逛，为的是要替他们的房子物色些古董来摆饰。但是对村民而言，不管给的是一只松木匣子或一张家庭用的摇椅，一样令他们心痛不已；但是一想到迫切需要的食物，也只好抿着嘴，无奈地收下交易的钱。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大伟和他父亲的身上。当时，他们正忙着修理下陷了的门、窗框和地板。来了一个人，开口问道：“小伙子，你们当地人冬季里都做什么？”大伟先是加把劲，把钉子用力下，再答道：“我们只求生存而已。”
然而大伟却不介意和安德登先生谈谈天。他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物理教师，几个星期前才在这儿买下一栋旧农舍。而安德登太太曾经招待过大伟饼干及牛奶，安德登先生也肯悉心地聆听大伟谈自己一向不愿他人知道的秘密――上大学，然后做个飞行员或工程师。大伟自己很纳闷：他怎么会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些事？也许是因为安德登先生正是吉妮的父亲。吉妮，那位像火苗一样机灵、轻快，有着一头丝般的金发，以及一张甜甜的、意气飞扬的脸孔的女孩。大伟叹了口气：“我又在胡思乱想了！”他把湿漉漉的身体包在毛巾内，急忙地朝路的另一端走去，然后突然地拔脚飞奔起来，心里祈祷着父亲还未起床。但是，他父亲早已在门口守候着――他的眼睛，在布满线条的脸上，显得特别深黑；他的双手也格外的大，是属于那种能打铁，能锯木，还能揍人的那种手。大伟缩了回去，然而父亲很快地开口：“进来吧，儿子！把早餐吃了！我不打你，那是没用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为什么你必须去表演那样愚笨的特技。”
大伟走过父亲，走进了厨房。
“爸，别问我。”
他心里想着。他如何解释这一切，是开始在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当时，他正站在凉亭里，看着人们跳双人舞？一个全身穿着白色，发色淡得像月光的女孩，轻脆爽朗地笑着，笑弯了腰。大伟突然觉得颤了一下。隔天早晨，大伟正在安德登家量门廊的尺寸，以便裁些新木板来的时候，纱门“碰！”地一声打开，一个女孩跑过他身旁，却突然突停下来。大伟心跳加速：她毕竟是真实的。
“我的天！”她说，“我没踩到你的手吧？”她在阳光下看起来是如此耀眼！大伟没说话，只摇了摇头。就在那时候，一辆红色的敞篷车开了进来，一个理了平头，身穿马球衣的男孩，扯开喉咙大喊着，“好了没，吉妮？”接着，她穿过草坪，迅速地离开了。吉妮和克林顿。亚伯里，那个拥有一辆红色敞篷车，并且住在一栋马蹄形屋顶的夏季别墅（这原是一位船长的房子）的男孩在一块好一段时间。晚上，当他穿上米白色的夹克，领着吉妮在舞池里跳舞时，看起来是那么硕壮、威武；而下午，当他在码头表演跳水时，吉妮则会站在岸上大声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