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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犯人们还蒙在鼓里――一切以萨卡尼以密码信复件为基础，串通多龙塔，将之译成明文，已交到特里埃斯特总督手中。仅此一条，就足以构成图谋叛乱，危害国家安全罪。因此，他们无需经过特别审判，由一个军事法庭依法执行。
叛徒，确有其人，而且，还近在眼前。一言不发，被捕、受审、甚至受刑，稍后再得到赦免，远走高飞，以避开一切嫌疑。这就是萨卡尼玩的伎俩，无论什么事，都玩儿得得心应手。
况且，尽管桑道夫伯爵上了这个骗子的当，――换一个人怕也难免――还决定要竭力将萨卡尼排除在事件之外。他想，这并不难，要证明萨卡尼从未参与阴谋，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计，新近才被介绍到扎特马尔家里，只负责处理一些伯爵的私人事务，跟叛乱没有任何瓜葛。如有必要，伯爵想请银行家西拉斯・多龙塔作担保，证明他这位年轻雇员无罪。虽然还没治罪，万一到了这步，伯爵认为，无论主犯还是胁从，都不会牵扯上萨卡尼。
总之，奥地利政府对特里埃斯特以外的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的起义者该是一无所知。尚无迹象表明他们已受到了株连。对此，伯爵他们毫不担心。至于自己，他们已决定矢口否认，除非有密谋的物证揭穿他们。若是这样，也就死不辞。总有一天其他人会把失败的独立运动复兴起来，会重又推出新的领袖。他们，要说认罪的话，就是坦陈他们的希望，指出他们为之奋斗，并终会实现的目标。甚至不用为自己辩护，这一局既然输了，便慨然就义。
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认为，警察局的这次行动只限于极小范围，这一判断，并非毫无道理。在布达、佩斯、克洛桑堡，在所有那些一旦特里埃斯特发出信号，便揭竿而起的城市里，警察四处搜寻一无所获。因此政府要秘密逮捕特里埃斯特的三位起义领袖。之所以把他们囚禁在毕西诺城堡里，之所以不希望此案了结之前张扬出去，就是妄图通过这种安排，了解那封寄往特里埃斯特的密码信出自何人之手，又是从什么地方寄出来的。
希望破灭了。约定好的讯号不曾发出，便不复存在了。独立运动停息了，至少是暂时性地偃旗息鼓。因此政府出于无奈，只好以高级叛国罪的名义，将审判局限于桑道夫及其同谋。
然而，调查花费了一些时间。这样，六月二十日前后，才开始对被告进行预审。被告之间没有来往，只有在法官面前才得以见面。
政府将审判起义领袖的任务委以一个军事法庭。大家清楚，这样一个特别的法庭对案件的预审是何等简短，审判和判决的执行又是何等迅速。
经过情形如下。
六月二十五日，军事法庭在毕西诺城堡底层的一间大厅里集会，同一天，被告出庭受审。
审判简短而平淡，无任何意外事变。
上午九时开庭。从监禁以来，一方是桑道夫、扎特马尔和巴托里，另一方是萨卡尼，二者还是第一次碰面。在被告席上，桑道夫伯爵和二个朋友一一握手，仿佛是个新的证明，他们将同心同德。扎特马尔和巴托里的一个手势，桑道夫伯爵心领神会，他们信赖他在法庭上要讲的话。无论是伯爵还是他们二位朋友，都不愿接受律师的辩护。时至如今，桑道夫伯爵的所作所为都光明磊落。在法官面前要讲的话也一定掷地有声。
法庭的门开着，从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说是公开审判。然而，几乎无人到场，因为此案没有外传。顶多，来了二十多个人，还都是城堡里面的。
首先验明被告身分。紧接着，桑道夫伯爵要求庭长说明他和他的朋友正在什么地方受审，但这一请求被拒绝了。
萨卡尼的身分也经验证，他没有发表任何能将自己与同伙划清界限的讼词。
这时法官向被告出示了告密者提供给警察局的密码信复制件，并宣读了其内容。
当法官要被告承认是否接到过原件时，被告要求拿出证据。为此，他们出示了在扎特马尔家里搜出的密码方格纸板。
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二个同伴不能否认这块纸板为他们所有。他们甚至试图否认的念头都没有。事实上，在这一物证之前，也无话可说。既然密码方格纸板是用来阅读密码信函的，被告接到了这封密码信原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时他们才明白起义的秘密是如何泄露的，指控的依据又是基于何物。
从而，双方的问答一下子明朗起来。
桑道夫伯爵不再否认，他代表两个朋友宣称，一场旨在使匈牙利摆脱奥地利，然后重建马扎尔人王国的自治运动已经发动。要不是他们被逮捕，运动最近就会爆发，匈牙利即将重新独立。桑道夫伯爵，作为起义的领导者，想把罪名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但他的朋友都表示抗议，情愿与之同生死、共命运，以同谋为荣耀。
审讯无法再继续了，当庭长问到被告和外部的联系时，他们拒绝回答。一个名字也没有吐露，一个人也不会出卖。
“您得到我们三个人的脑袋，”桑道夫伯爵简单地答道，“该知足了。”
仅仅三个脑袋，因为桑道夫伯爵此时正努力为萨卡尼，这个年轻的会计开脱，他是经由银行家西拉斯・多龙塔推荐，来到扎特马尔家工作的。
萨卡尼只得证实伯爵的话，说他对阴谋一无所知。他是刚刚吃惊地得知，阿克道托这所宁和的住宅里策划着一起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被捕时他之所以没有抗议，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桑道夫伯爵和萨卡尼都没费什么力气，就达成了这种局面，或许军事法庭对此已有了自己的结论。根据法官的意见，对萨卡尼的指控立即解除。
约下午二点，审讯结束，并且当庭审判。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拉蒂斯拉・扎特马尔伯爵、埃蒂安・巴托里教授，是为高级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枪决的地点将设在城堡院中，四十八小时之后执行。
萨卡尼被免于各种刑事处分；但必须返回牢房，待死刑执行之后，方能获释。
判决书中还宣布，没收三名罪犯的财产。
法庭命令将桑道夫、扎特马尔和巴托里带回牢房。
萨卡尼被带回主塔楼三层的一间牢房。房间正好位于椭圆形走廊长轴线的一端。而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将被关在同一层楼上一间较大的牢房里，这间牢房的位置正好在长轴线的另一端，和萨卡尼的牢房遥遥相对。这次，隔离解除了，他们将团聚一起，直至就义。
桑道夫和他的同伴，在法官面前重逢时，不得不克制彼此的感情。当牢里只剩下他们三人时，激动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了，三个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狱中难得的相聚，对他们岂止是一种安慰，简直是莫大的欢愉。
“朋友们，”桑道夫说，“是我连累你们送命！但我却并不请求你们宽恕！这关系到匈牙利的独立！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有责任捍卫它！为之牺牲是无上荣誉！”
“马蒂亚斯，”巴托里答道，“正相反，我们才要向你致谢，谢谢你把我们引入这一爱国主义事业，你的毕生都在为之奋斗……”
“我们要并肩赴死！”扎特马尔伯爵冷静地说。
接下来，是片刻的沉寂，三个人环顾这昏暗的牢房，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四、五尺高的地方，有个窗洞开在主塔楼厚厚的墙壁上，从那儿透进一丝微光。房间里有三张铁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和几块固定在墙上的薄板，上边放了些器皿。
扎特马尔和巴托里陷入了沉思，桑道夫伯爵在牢房里踱来踱去。
扎特马尔孑然一身，无家无业，无牵无挂。只有他的老仆鲍立克为之哭泣。
巴托里就不同了。他的死打击的将不止他一个。他有妻室儿子，他的死讯会令他们悲痛欲绝！如果他们继续生存，面临的生活又是何等悲惨！一个没有财产的女人，拖着个刚刚八岁的孩子！况且，即使巴托里还有些财产，一旦宣判死刑，同时财产没收，还不是人财两空！
至于桑道夫伯爵，逝去的往事在头脑中闪现。他已故的爱妻，跃然出现；他两岁的女儿，被丢给老管家抚育；他的朋友们，也受了连累！他扪心自问，是否无悔，是否远离了对祖国应尽的责任，因为惩罚超出了他本身，殃及太多无辜的人。
“不！……不！……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伯爵不断肯定。“祖国第一，高于一切！”
下午五点，一名看守走进牢房，把犯人的晚餐放在桌上，然后一言不发地出去了。桑道夫还本想打听一下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被关在什么城堡。这一问题，似乎军事法庭庭长认为不该回答，而可以肯定，在上面的严格命令下，看守也不敢多说什么。
送来的晚餐，犯人们几乎没动。他们利用这一天所余的时间来谈论各种事情，希望有一天流产的运动能够复兴。接下来，有好些次，他们的话题转到这次变故。
“现在我们知道了，”扎特马尔说，“为什么我们会被捕，警察又是如何通过查获密码信而全情尽知……”
“是的，这没问题，拉蒂斯拉，”伯爵回答，“而这密码信，是我们最后收到的几封信中的一封，到底先落入谁手？又是谁弄的复写？”
“而尽管有了复写件，”巴托里补充说，“没有密码方格纸板，又怎能破译呢？”
“因此一定有人从我们这儿偷走了密码方格，哪怕只是片刻功夫……”桑道夫说。
“被偷！……又是谁干的呢？”扎特马尔问，“我们被捕的那天，它还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警察就是从那儿把它搜出来的呀！”
确实无法解释，密码信还拴在信鸽的脖子上的就被挡获了，在收信人接到之前就有人复制了，从而收信人的住所被发现，这一切或许，也应该承认是可能的。但如果不利用密码方格纸板，而能译出密码信，就不可思议了。
“然而，”桑道夫又说，“这封密码信却被人破译了，我们可以肯定，这只有利用密码方格才能办到！就是这封密码信，向警察泄露了行动的踪迹，也是以此信为依据，定了所有罪状！”
“无所谓，反正豁出去了！”巴托里答道。
“恰恰相反，至关重要，”伯爵叫道，“很可能我们被出卖了！有个叛徒，尚不为所知……”
桑道夫住了口，萨卡尼的名字跃入脑海中，但是他又排斥了这一念头，抛得远远的，甚至不愿向他的同伴提起。
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继续这么谈论着事件中无法解释的一切，直到夜深。
第二天，看守的到来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是他们临刑的头一天清晨。枪决将于二十四小时之后执行。
巴托里问看守是否能允许他再见见自己的家人。
看守回答，对此他没接到任何指示。既然此案直至宣判之日都是秘密审理，既然作为监狱的城堡名字，都尚未公布，政府不可能同意施与犯人们这最后的安慰。
“起码，我们还可以写信，收信人能收到吗？”桑道夫问。
“我去拿纸、笔、墨水，供你们使用，”看守回答，“我只能允诺将你们的信送呈总督。”
“谢谢您，我的朋友，”伯爵说，“您已倾力而为了！感于您的惠行……”
“谢谢就足够了，先生们。”看守显然很激动。
这个正直的人很快拿来了书写用品。犯人们用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来安排后事。桑道夫伯爵将慈父的爱心，化作千叮万嘱，寄予他即将成为孤儿的小女儿；巴托里在最后的诀别中，明证了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扎特马尔则尽情抒发对自己的最后一位朋友――老仆人的真挚情感。
然而，这一天，尽管他们专心致志地书写家信，心情却难以平静。多少次侧耳倾听，期望亲人的脚步声远远响起，穿过主塔楼的走廊；多少次抬首凝眸，像是看见牢门就要敞开，去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这是一种慰藉。可事实上，这道无情的命令，剥夺了他们与亲人诀别的可能，也避免了那令人肝肠寸断的生死离别，反倒更好一点儿。
门没有开。无疑，巴托里夫人和她的儿子，替伯爵抚育小女儿的郎代克，他们都不知道犯人们被捕后关在何处，甚至连鲍立克被禁于特里埃斯特监狱也不知晓。可以肯定，起义领袖被定了什么罪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临刑之前，犯人们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了。
这一天起初几小时就这么流逝了。时而桑道夫和两位朋友一起聊聊；时而，是长时间的沉寂，他们沉湎于各自的冥想。那时，整个一生在脑中浮现，记忆带着超常的强烈和清晰。并非单纯追溯往昔，唤起的一切回忆同样将观点构筑。难道它们不正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永恒吗？不正预示着一个不可思议、无法估量的无限明天吗？
然而，当巴托里、扎特马尔完全浸于回忆之中时，伯爵却始终被一种顽固的想法所困扰。他坚信在这起神秘的事件中他们被出卖了。以他这种性情的人，若不给予叛徒应有的惩罚，不管叛者是谁，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先死去，他是不肯瞑目的。是谁截获了密码信，使警察借以发现起义，并逮捕了起义领袖？是谁提供了破译密码信的工具？又是谁把它交给、或是出卖给警察局的？面对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伯爵精神亢奋，激动不已。
因此，当他的朋友们安安静静地写信或是一动不动地呆着时，他都如同一头困兽，急躁、不安，沿着牢房的四壁来回走动。
然而就在他完全绝望之际，一种奇特的，但用声学规律又完全可以解释的现象就要为他揭示出本已认为永远无法破解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