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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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一场神经病(1)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沈昌文：一场神经病(2)
现在，谈"品牌"不再是发神经病了，也许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经病。时至今日，我经常想起管理学大师杜鲁克的主张：不去算旧账，赶紧往前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按时今的说法，就是创造更多的品牌。
这个期望落在时下在三联书店秉政的诸君子身上，特别是《三联生活周刊》身上了。
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1)
董秀玉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我写过一则"编者手记"：
"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
"六十八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生活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在这历史的承传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一起来办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这基本反映了我们的办刊思想，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当时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账无余款。但我们分析市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周刊形态已是发展的必需，而当时除了《瞭望》，并无其他现代性很强的文化性新闻性周刊；分析我们自已，我们有最佳的品牌优势，有老同志的支持，有当时社委会的一致意见，更有学术文化界朋友们的实际支援，在资金方面也有争取外援的可能；再则，从三联的发展战略说，这也是冲破三联困境的关键一大步。我们只能，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像。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
创刊阶段，在钱钢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钢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窝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十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三联书店的文化精神从来是开放的、包容的，也坚持用人必须不疑，刊物必须是主编负责制。在方针确定以后，总编只管提供平台，解决困难，协调关系和终审稿件。主编应该有最大的自主空间。也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幸运，能聚集那么多的师友、同志来和我们一起创编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个大错：从一开始就主观地想请两个主编合作，一个新闻专长，为主编；一个文化专长，为副主编。结果组合了几次都完全失败，也伤害了个别主编，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内疚。
分出经营的这一块，与社会资金合作。生活周刊应该是做得相当早的。当时一方面自己没钱，同时也想尝试用广告来养刊物。我在香港时就调查了很多刊物，都是这种模式，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既然各方面都没好处，你还干什么?我苦笑，可是心里总存着期许：或许再咬咬牙，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还做着印钞机的梦，我告诉他们:"是的，好的周刊就应当是印钞机。"
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2)
三联品牌对一些有着文化情结的投资方还是有影响力的。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后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地讲困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
作为第三任事实上的主编（真正编了杂志的），朱伟受命于危难之中。朱伟的进入，使周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朱伟、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没。
朱伟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又有这两年多风风雨雨造成的诸多问题和媒体的种种猜疑。这比接手一个新杂志要困难得多。但朱伟做到了，不但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将刊物持续出版，而且在几个重要关头，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将刊物按时出版，并获得很大的好评，1999年即开始赢利。尤其在将双周刊转为周刊的过程中，竟也是从容过渡，第一年几乎就能打平，其编刊创意与经营方面的学习能力俱佳，实在是十分难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经济主笔，早就是"中青报"《经济蓝讯》的大牌记者和主编，写的企业报道扎实、深入，经济分析中肯、透彻，又极有故事。是中国企业经济报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笔。在朱伟重组队伍的过程中，我了解朱伟最为陌生的是经济这一块，我们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来。虽然当时他还有更好的去处，虽然留下来前途难测，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协助朱伟把刊物搞起来，不讲价钱也不提条件，十分仗义。《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经济的，方向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成功发展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周刊的运作和发展，当时社委会也下了大决心，派潘振平去担任周刊副总编，专门负责周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联最优秀的编审，又是个包容性很强、很大气的人，观察处理问题思路清晰，能把握关键。对当时重建中的周刊的方向把握、选题创意、关系协调和经营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调的，他从不诉苦告状上交矛盾，他是周刊的凝聚力的保证。
最后的关键是2001年周刊的转型。双周刊转周刊绝对不仅仅是时间的压缩，它是一个新刊。从资金投入到定位到运作等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与前不同，心里已开始有底，广告在不断增长，广告商对周刊已颇有信心。
由于前任投资方的合约还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进入，一千多万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转型周刊，同时也准备偿还前任投资方的投资款（我心里一直惦着我们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这一部分，但后因对方索价过高，难以同意，演成官司。在这里不赘）。准备等合约期满，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实际上朱伟把转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亏损，而转成周刊后的广告量却大增。我退休前虽然周刊账面上还有少许亏损，实际手上三年的广告合约已达数千万元。为了周刊的长远发展，下决心2001年转周刊的这一搏是绝对值得、绝对应该的。
现在三联杂志（尤其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才开始了一小步。我们期刊群的计划尚未完成，周刊作为一个时代大刊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周刊的十年，我们历经了众所周知的艰难曲折，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着，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真应该向每一位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为周刊做出贡献的每一位。
周刊的十年，又将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从现在开始，十年的成绩和优势已成过去，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和策略，向着新的未来，向着更高的理想，为了办出一个真正的时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