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作者:姜晨竹》第15/57页


  “下一步,先把这两个人的情况调查清楚。他们跟被害人的关系,再细致深入地了解一下。把当年的物证整理清楚,看看还有什么能重新检验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有条件的话,再去回访一下重要的关系人。也许现在讲话更容易些,没什么负担了。”关鹤鸣说,“找到这两个人以后,马上告诉我,我要见见。这恐怕是留给我们警察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他还活着。”
  要让凶手活着接受法律的制裁,把所有隐匿的事情都揭开,这是关鹤鸣心里最期盼的结局。
  罗牧青看了看手腕上的银色手表,已是下午1点了。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因为过了饭点儿,她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了。
  这起案子,罗牧青听得似云里雾里。
  当年的物证在移交的过程中发生了缺失,现在再先进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了。DNA鉴定的路子堵死了,车把上的那枚指纹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车把上有清晰的手套印,所以不能确定指纹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案子放在现在,继续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关鹤鸣提到的两个人,就算其中之一是犯罪嫌疑人,又用什么来认定呢?
  由于工作安排,关鹤鸣近期要赶回北京,所以他只能压缩在每起案件发案地停留的时间。
  第二天,九案侦办组赶往三晋省祥县。


第五章 窑洞魔影
  一、女童被杀
  3月25日,九案侦办组到达三晋省云成市祥县。
  祥县历史悠久,据说是尧的故乡,“尧的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祥县土地肥沃,特色突出的富硒土壤面积四万余亩,是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县。
  然而,就是在这里,发生了一桩令全民愤慨、怒不可遏的特大杀人案件。
  孩子们的春天永远充满欢快的笑声,就连明媚的阳光也会被感染得更加活力四射。2010年4月18日,星期日,居住在祥县古绛镇的十一岁的赵芳、十岁的杨晓春和九岁的贾明明午后结伴到小溪边捉蝌蚪。直到夜幕降临,三名小女孩仍未回家。三对父母提着煤油灯、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
  2010年4月19日11时45分,三名女孩的尸体在西沟一处废弃的窑洞中被找到,洞口堆积的带刺树枝仿佛一道生灵与死界的屏障。刹那间,父母失声——意外、恐惧、疼惜、绝望一齐涌上心头。
  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没有了呼吸的她们更加让人心生怜惜。她们衣衫不整,伤痕累累,特别是杨晓春的嗓子被一个饮料瓶盖紧紧卡住,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她痛苦的呻吟声。她们虽然已经死去,但是小小的身体似乎还是柔软的。她们的母亲很想抱一抱她们,帮她们把衣服穿好,但亲友们把她们拉住了,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祥县公安局民警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展开细致的勘查工作。与此同时,云成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民警及法医火速赶往祥县案发地点。
  在通往案发现场的道路上,有一个监控探头。4月18日12时44分,记录着三个小女孩最后的影像——她们手里拿着饮料瓶,朝下沟方向走去。
  民警立即寻找视频中出现的相关人员,经反复印证,获取了三个小女孩下到沟底,在小溪边玩耍的信息。可是,孩子们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几百米外山上的窑洞里呢?
  祥县百姓急切地等待着答案。
  在孩子出事时,女孩杨晓春的妈妈正在商场购物。遭受了所有家人的指责,她完全不能原谅自己。作为母亲、妻子,她既要承受丧女之痛,又要承受家人的冷漠。于是,争吵越来越多,误会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夫妻双方都丧失了维持这段婚姻的耐心。她跑到孩子的坟前哭了好几天。孩子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孩子没了,家就散了。
  女孩赵芳十分懂事听话,学习成绩十分优秀。赵芳出事后,她的妈妈整日以泪洗面,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在睡梦中惊醒,不知道有多少次忍不住翻看女儿的相册。2011年,她再也无法背负心灵的问责,决定与丈夫离婚,并放弃了小儿子的抚养权。
  女孩贾明明的妈妈韩桂芝不知道怎样向家人交代。九年前,她的妹妹生下了一个女婴,却因精神失常而无法抚养。于是,任务落到了她的身上。她对这个女婴视如己出,并让她随自己丈夫姓贾。贾明明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然而,孩子的横死打破了家庭的宁静,夫妻俩最后也只得离婚。
  生活的不幸,使三位妈妈对抓住凶手的期待更加强烈了。她们隔三岔五地给祥县公安局打电话,害怕警察把这桩案子放下。
  三个女孩如此惨死,祥县民警异常愤慨。就连已经退休的公安局原副局长王英卿、贾九源也返岗参战,发誓一定要擒拿到凶手。
  法医从三个女孩的身体、衣服以及现场遗留物上提取了检材。云南省公安厅、辽阜省公安厅根据检材,确定了嫌疑人的血型为B型,并获取了嫌疑人的DNA数据。
  起初,专案组认为在现场提取到了可以认定嫌疑人的生物检材,案件很快就能侦破。
  祥县民警对当日下沟人员、沟内有地有窑有坟人员、污水处理厂工人、棉织厂工人、有下沟采摘野菜和野生菌习惯的人员等进行了重点走访,均未发现可疑人员。
  人们对三个小女孩的不幸遇难感到震惊和同情,纷纷讲出了所见所闻。围绕现场提取的物证等,民警走访了五百多家店铺,获取了大量信息。为了查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关联性和指向性,民警马不停蹄、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条件,祥县公安局安排民警到重点排查区域采血,进行血型比对。如果是B型,再进行DNA检验。当时,天气热,血清容易变质,民警便先扎自己的手指一针,验一下血型,准确的话,再对可疑人员采血。那时候,他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外面采血,十根手指头被扎得红肿发炎。可是,为了破案,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然而,案件侦破的进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犯罪嫌疑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2年3月,根据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法医利用新技术,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DNA细分数据。
  根据从河南、山东迁入祥县的居民较多的情况,三晋专案组主动与经验较丰富的河南警方进行了联系。
  2015年4月至9月,专案组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赴河南省沁州县开展工作。在沁州县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比中了沁州县的一个程姓家族。
  当时,专案组对基因科学的了解十分有限。于是,他们便拿着数据求助上海的基因研究所。
  经过研究比对,基因研究所的专家说:“案犯就在程姓家族里。”
  此言一出,祥县民警就像看到了划破黑暗的一颗流星。大家竭尽全力,通过走访群众、查阅户籍底册、查阅家谱、寻找祖坟等方式对程姓家族进行了全面排查。
  专案组在沁州县找到了这一家族的坟地,推算出最长者程万国活到现在有一百九十岁。专案组根据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认为,清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是沁州程姓祖坟的立碑年。在此之前二十年左右,即1869年前后,程万国因在原籍三晋洪洞“程家坡”与本村村民斗殴,将对方的辫子拽掉了,将要被发配到边疆。为逃避刑罚,他潜逃至河南省沁州县落户。几年后,洪洞的亲属找到河南,要其迁回洪洞,但因妻儿等阻拦,就没有再回三晋。墓碑的碑文显示,程家祖辈曾立有军功。据第九代传人程炳银回忆,为五品军功,家里有印章、书画楹联留世。民警在调查中发现,程万国有两个儿子。因此,这个家族分为两大支。经专家对生物检材进行检验,证实其中一支与程姓家族已没有血缘关系,另一支与犯罪嫌疑人的DNA细分数据一致。然而,通过常染色体检验,这个家族现有的男性成员全部被排除。
  后来,专案组又查了《大清律例》,确实找到了相关法条。这是一条重罪,需充军发配。通过对程万国原籍的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洪洞县人,在一个叫“程家坡”的村庄。在洪洞县,专案组找到了一个叫“程家坡”的自然村,但与程氏家庭说的“程家坡”对不上。他们又从县志里查了所有带“程”字的村庄名,但都没有叫“程家坡”的。
  依据专家的说法,理论上,犯罪嫌疑人就应该在程姓家族成员当中。然而,事实却是,这个家族所有男性成员的DNA全未比中。
  专家说:“你们一定是排漏了!”
  于是,祥县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对所有原籍为三晋的近五千名河南省沁州县人进行了排查,但均已排除。
  案件陷入了僵局。
  二、重勘窑洞
  关鹤鸣和罗牧青一样,都是第一次到祥县。邱实在案发后来过这里,从那以后,这个案子一直悬在他心上。
  从龙江到祥县,又坐飞机,又转火车。下午三点多,九案侦办组到达祥县。祥县公安局局长魏可光在车站接到了他们。
  关鹤鸣说:“时间还早,到案发现场看看去。”
  魏可光脸上流露出惊愕的表情。在去现场的路上,他告诉关鹤鸣:“被害的三个女孩的母亲隔三岔五就打电话来。我每年4月19号都会去看望她们,每次心里都很内疚。”
  关鹤鸣虽然只是点了点头,没说话,但心里十分同情这三位母亲的遭遇。
  案发地点位于西沟,在这里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黄土地的特征。站在沟顶往下看,差不多有二三十米深。沟底下相当宽阔,零零星星地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树林。
  魏可光指着沟底下说:“案发现场就在下面,咱们得从这里下去。”从所站的地方往下看,没有什么正经的路,除了土就是垃圾。目测一下,还有些陡。
  魏可光走在前头,关鹤鸣跟在他身后。一行人浩浩荡荡,扬起了黄色的烟尘。
  为了能跟上关鹤鸣的工作节奏,罗牧青一直穿着在开里买的黑色皮革运动鞋。这双鞋与她的职业装一点儿都不匹配,一层厚厚的黄土覆盖其上,让她整个人都显得脏兮兮的。
  祥县公安局办公室的美女科员穿着一套奶白色西装,配了一双镶有圆形仿水晶扣子的白色半高跟皮鞋。原以为接上九案侦办组就回局里,没想到直奔案发现场。不过,人家可没有半点儿含糊,一声不吭地跟着队伍向前行进。
  下到沟底,罗牧青看到美女科员迅速把皮鞋脱掉,把里面的土倒出来,然后穿上接着走。
  沟底下人很少,一片安宁。大约十几分钟后,一行人来到了小河沟。河面大概有一米多宽、半米多深,可以看见河底的一块块磨圆棱角的石头。河水蜿蜒流淌,如一根绸带。
  根据当年走访勘查的情况,三名遇害的小女孩就是从这里被犯罪嫌疑人带走的。
  从小河沟往三个小女孩遇害的废弃窑洞走过去,有很长一段距离。他们上了一座小山坡,才远远地看到几座废弃的窑洞。
  原来住在这些窑洞里的居民,已于案发之前两年全部搬迁到了楼房里面,所以这些窑洞全都空了出来。窑洞虽没人居住,但基本完好,常有一些流浪人员暂居于此。
  这里平时少有人来,很安静。黄土坡上生长着很多被当地人称为“枣刺树”的荆条类植物。顾名思义,这种枣刺树的枝条上长着尖尖的刺。
  虽然外面还有光亮,但是窑洞深处已是昏暗一片。这座窑洞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中窑、东窑、西窑和小窑。
  最里面的小窑,就是藏尸的地方。
  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智说:“从三具尸体的位置来看,从里到外依次是贾明明、赵芳、杨晓春,只有杨晓春手上有抵抗伤。三个女孩子玩耍的时间是中午,在水沟里抓蝌蚪,非常活泼可爱。这个细节可能激发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他找了一个相对隐蔽、条件较好的窑洞。我们倾向于是本地人或长期生活在此地的外地人,年龄较大。”
  有人打开了警用手电筒,几道细长的影子映在了窑洞的黄土墙上。
  罗牧青上下打量着窑洞。洞里阴森森的,窑洞的顶上和墙壁上都趴着很多瓶盖大的像蜘蛛一样有很多条腿的黑色虫子。她看着它们,身上痒痒的,生怕会掉下来一只砸中自己。
  关鹤鸣提出疑问:“犯罪嫌疑人年龄偏大是怎么认定的?”
  杨智答道:“我们认为这个人有过性经历,但此案仅仅是猥亵。虽然检出了精斑,但是没有检出精子。向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请教,医生说,这符合年龄大的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说:“我坚持犯罪嫌疑人年龄大的观点。一开始,我们定的排查范围是十六岁至六十五岁。性犯罪也有十四岁和七十岁的,年龄跨度还是应该大一些。面对三名女童,这个人有较强的制服能力。从水沟到窑洞有一百米的平路、三百米的山路,从性侵到伤害过程较长。嫌疑人用枣刺掩盖洞口之后,又抽了两根烟。从法医的角度看,根据身体机能判断,他应该不是小孩。另外,我们在监控视频里看到一个男人,但一直没找到。他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这个人是朝着三个女孩走的方向走的,最有条件接触到三个女孩。然后,这个男的又折返回来,从另一个方向下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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