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作者：姜晨竹》第16/57页
六年来，葛志飞先后几次组织人员侦办此案，对案件的情况了如指掌。
杨智说：“当时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到现在我们也没搞清楚。三个女孩下沟时，一人拿着一个瓶子。杨晓春拿着一瓶饮料，另外两个孩子拿的是空饮料瓶。专案组在案发的窑洞里发现了四个瓶子，其中的三个瓶子是小女孩带去的，有两个里面有蝌蚪。另外一个瓶子并不是小女孩带来的，瓶子里的蝌蚪明显大于另两个瓶子里的蝌蚪。”
关鹤鸣认真地听着，并没有表态。
出了窑洞，罗牧青和邱实走在队伍的后面。她悄悄地问：“关局为什么对年龄范围不表态？确定了年龄，不就等于缩小了范围吗？”
邱实放慢了脚步，低声说：“在分析案件时，关局从不轻易表态。他表态的事情，一定是从各个方面反复论证过的。”
云成市公安局局长郭黎明的话很少，一是因为他到任的时间不长；二是因为他不是刑警出身，自认对案件的具体侦破没有发言权。但是，他一再向关鹤鸣表态，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坚决支持攻坚工作。
郭黎明是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说：“发生了这种案件是悲剧，群众伤了心。如果案子再破不了，等于在群众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关鹤鸣点头赞同。凡是遇到有女性被侵害的案件，他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如果家里没有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十分窘迫。关鹤鸣的父亲早逝，母亲虽然辛苦劳作，但家里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十四岁的关鹤鸣看着憔悴的母亲，看着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决心放弃学业，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于是，他瞒着母亲逃学打工。当他把钱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泣不成声：“儿啊，再苦也要上学呀，你还有妈管呢！”他在成长的历程中，目睹了母亲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助。因此，他对含辛茹苦的母亲有着特殊的感恩与敬重之情。或许正是这种年少时的感触，让他对遭遇不幸的女性总怀着更深的同情。
在黄土坡上行走了一会儿，有人提议往沟上走。
关鹤鸣说，他还要再转回去看看。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金黄色的余晖照在黄色的土坡上，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一片金色。
关鹤鸣回到孩子们捉蝌蚪的小水沟旁边，往远处的窑洞方向望去。站在这里，根本看不清案发的窑洞。
关鹤鸣沿着刚才走过的路，向黄土坡上窑洞的方向慢慢地走去。他的方向感很好，一路上表情严肃，也不怎么说话。
走完一遍，他又折返，往小河沟走。
罗牧青忍不住对邱实说：“邱处，这个案发现场，除了窑洞的格局没变，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种重新踏勘，还能有什么新发现吗？”
邱实心想，这个记者的问题可真多，也真敢问。难道我们到这里来是走形式吗？
转念一想，既然她有此问，难保别人没有这方面的疑问。于是，邱实说道：“关局非常重视现场的重新踏勘，他总是把‘一定要研究现场、弄懂现场’这句话挂在嘴边。大多数情况下，在这种野外的现场，不会提取到更新的东西。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置身其中，才能通过客观环境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还原当时的场景。”
晚上七点多，大家才到达住处。匆匆吃了一口饭，关鹤鸣就跟大家交流起案情来。
用“铁汉柔情”来形容关鹤鸣，最恰当不过了。
他把案卷翻开，指着三个小女孩的照片，表情凝重地说：“大家仔细看看这三张照片，三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再看看这三张，她们变成了三具尸体。可是，犯罪嫌疑人仍逍遥法外。我听说这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常打电话来。这是在提醒我们，作为刑警，我们的肩上扛的是责任。六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大家必须坚定信心，继续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尽快扳倒这块大石头，给三个孩子一个交代。”
关鹤鸣的话字字铿锵。这个案子一定要破，他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
三、包围圈半径五公里
第二天，召开了案件分析会。
这起案件的档案里，仅保存有一段监控视频资料。对此，关鹤鸣感到十分不解。
他问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案发在2012年，视频监控设备应该已经不少了，怎么就这么一段？”
葛志飞阴沉着脸说：“我们这是小地方，哪能跟大城市比。”
关鹤鸣没有作声，眼睛盯着屏幕。
2010年4月18日12点40分，记录着三个小女孩最后的影像。她们手里拿着饮料瓶，朝下沟方向走去。
12点50分，村民齐大年和父亲在沟里干活儿。民警走访时，他们说看到有几个小孩走过去，但没太留意。
12点56分，有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从沟底上来，又犹犹豫豫地沿着另一条路往下沟方向走。十九秒后折返，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再没发现有人上来。三个小时后，15点46分，从沟底上来一个人。侧面，看不清相貌。
“我们认为上沟和下沟的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找到。”葛志飞说。
技术人员宋小勇介绍了当时的勘查情况：“当时，包括民警和家属，总共进入现场十六个人。提取到十七种足迹，有五种足迹没找到相应的鞋，其中有四种是新形成的。只有一种足迹在两个过道中间，是塑料底布鞋。鞋印都是残缺的，大致推算下来是二十七厘米。装大蝌蚪的饮料瓶上的指纹，用502熏显过。有指纹，但因为没有从其他物品上提取到相一致的指纹，所以不确定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留。在中窑过道处提取到两个烟头和一个打火机。打火机上没检出指纹和DNA，在两枚烟头上检出了同一个人的DNA。”
接着，魏可光介绍了“4?19”专案组推测的三个女孩被侵害的过程：“为防止孩子们逃离，嫌疑人先迫使她们脱掉了鞋子，因为窑洞内未发现女童鞋印。杨晓春性格暴烈，反抗激烈，受到了徒手殴打。嫌疑人将杨晓春带的饮料瓶强行插入其口中，造成一颗牙齿脱落，瓶盖卡在咽部，同时扼颈，致其死亡。嫌疑人用电线绑住赵芳的双手，推测是就地取材，因为电线表面有高温燃烧的痕迹，应为他人丢弃。赵芳头颈部受到徒手伤害，有面部朝下姿势，头面部受伤处沾有明显灰尘，属扼颈致死。贾明明口鼻捂堵损伤明显，有脱衣穿衣过程，结合现场尸体位置，应为最后遇害者。过道上有明显拖擦痕。犯罪嫌疑人将贾明明、赵芳、杨晓春依次移至窑内的小窑洞里，然后把鞋、瓶子等物品丢入。为延缓受害人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嫌疑人用枣刺封洞后逃离。”
随着魏可光的讲述，罗牧青眼前浮现出犯罪嫌疑人拖拽尸体的画面，他们的推测仿佛无懈可击。
关鹤鸣又一次把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拢，弯曲着轻轻地敲了两下桌子。
罗牧青发现，他每当做出这个手势，就表示要开口说话。
关鹤鸣的声音穿过层层烟雾，飘荡在会议室里：
“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咱们一起把案子的细节理一理。现场有一个装大蝌蚪的瓶子，你们认为这是怎么回事？跟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关系？”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立马讨论开来。原来，在很多问题上，六年来并未达成共识。
一派认为，这个装大蝌蚪的瓶子是犯罪嫌疑人带来的。西沟的小水沟里没有这种大蝌蚪，但是在上游暖和的地方有这种大蝌蚪。犯罪嫌疑人以可以带孩子们抓大蝌蚪为名，诱骗孩子们上山。孩子们很着急去抓大蝌蚪，所以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跟着走了。
另一派认为，山上没有水源，如果以抓大蝌蚪为名，不该带孩子们上山。而装大蝌蚪的瓶子仅是个偶然的存在，有可能是孩子们在河边捡的，也有可能是这个瓶子在案发前被人扔在窑洞里，因此与本案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关鹤鸣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孩子们是被引诱上山的，还是被胁迫上山的？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透，对于进一步识别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很关键。”
又是一番热烈的争论。
一派认为是胁迫上山，三个小孩从沟底被胁迫。她们的鞋里有泥有水，说明是在很慌乱的情况下连泥带水地把鞋穿上了。
另一派认为是引诱上山，因为从捞蝌蚪的小河沟到窑洞之间，没发现三个人掉落的物品，说明是和平上山。
整个会场就像在举行一场辩论赛，正方、反方各不相让。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大家迫不及待地吃完饭，又回到了会场上。
越是有争议的问题，就越是想辩出个子丑寅卯。谁都想根据自己占有的证据说服对方，因为他们正经历着挫折，努力想找出阻碍他们拨云见日的根源。
关鹤鸣不动声色地听着双方的争论。
会场上的声音渐渐变小时，他不失时机地把大家的火力吸引到了新的问题上：
“在提取到的唯一一段视频里，两次在画面中出现的男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邱实会同几省的视频侦查人员一起研究，刚刚有了结论。”
邱实左手把一沓纸从桌子的左上角拿到面前，右手夹着黑色签字笔，抬起头，看着大家说：“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上显示，有一名男子跟着三个女孩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中。三个小时后，有一男子从沟底上来。由于画面不太清晰，较难判断是否为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个人，可以推测出这个人是在小女孩下到沟里三分之二时折返回来的。
“昨天，我和视频侦查方面技术先进的南京、长沙、重庆公安机关连夜研判。今天中午，经过讨论，大家得出结论，两个时段认定为同一人。依据是，衣着特征符合。上衣、裤子均为深色，上衣敞开，里面的衣服是浅色。身高一致，体态相似，左肩挎着包，摆动不明显。左脚步幅比右脚大，左腿步伐频率比右腿快零点八秒。”
听完邱实的话，关鹤鸣果断地说：“是不是同一个人的问题，以后不再讨论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大家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针对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派认为就是他。他显得十分犹豫，在时间上有与小女孩相遇的可能。
另一派认为不一定相关，因为这个人如果能碰上小女孩，也应该能遇到下沟砍木头的严姓父子俩，但严姓父子称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关鹤鸣端起杯子，好像要喝水，可又把杯子轻轻地放了下来。他接着提问：“刚才可光局长叙述的作案过程，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想补充的？”
关于窑洞里面的活动过程，大家辩论得更加激烈。
有人说，在中窑可能有个语言交流的过程，但是小窑才是性侵和杀人的地方。理由是杨晓春的血流线路，不支持有拖拉过程。也许她在小窑洞里还没死，于是犯罪嫌疑人把瓶盖塞进她嘴里，然后窒息死亡。
也有人说，中窑有杨晓春的血迹，从形态上看，是躺在那里流的。并且，从中窑到小窑有拖拉的痕迹，说明有人想要脱逃，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倔强的杨晓春。在搏斗中，犯罪嫌疑人把瓶盖捅到她嘴里，无意中把她杀死了。与杨晓春相比，犯罪嫌疑人对另外两个孩子的约束力更强。
罗牧青看着关鹤鸣，暗暗地佩服他的洞察力。这些问题貌似平常，却每一个都戳中要害。原来，有这么多问题没有统一认识。也许正是这些没有彻底解开的谜，阻碍着“4?19”专案组的前进步伐。
关鹤鸣听得非常认真。
她一眼望过去，看不太清楚，他似乎在笔记本上画了很多图形。
听了大家的意见，关鹤鸣又接着问道：“对于现场过道上的两个烟头，你们有什么看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这一点有没有统一的认识？”
大部分侦查员认为烟是在作案后吸的，表明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稳定了一下情绪，并开始思考逃跑的路线和方式。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一根是在杀人前吸的，一根是在杀人后吸的，说明犯罪嫌疑人比较成熟老练，心理素质好。
一片云挡住了阳光，会议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阳光又慢慢散了进来。不过，这时候的太阳已经西斜，傍晚即将来临。
大家的情绪达到一个空前的高点之后，突然就停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