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作者：姜晨竹》第17/57页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关鹤鸣的脸上。
问了这么多问题，他总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一切就像是顺流而下，关鹤鸣收到了信号。他端起银色的不锈钢水杯，吹开飘在上面的茶叶，深深地喝了一口，然后说道：
“对案件有不同的认识，这在案发初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案发六年了，还有这么多问题不能统一认识，这其实就是一种阻力。我刚才问的这些问题，有的是关键的，必须弄明白，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有的是无关紧要的，大家一定不要纠缠于此。带着不必要的疑问去工作，有害无利。”
他那犀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每一张脸，他依旧十分镇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很想听听我对每个问题所下的结论。实话实说，这次我下不了结论。下次来，会再说到这些问题。下一步，你们做什么工作呢？你们在排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应当继续研究怎么把它用对了、用好了。另外，这个案子，我现在肯定地告诉你们，不要再往外跑了，就在本地查。以案发地点为中心，以五公里为半径，做个方案。看看怎么能把人找全，一个不漏。”
这一席话，让专案组成员的心里五味杂陈，既给了希望，又让他们有某种失落。
如果人真的就在这个五公里的包围圈里，那这么多年天涯海角地奔波，岂不是毫无价值和意义吗？
其实，关鹤鸣故意闪过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年龄偏大。
这是一个决定侦查方向的问题。关鹤鸣知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4?19”专案组。当时的高层指挥员定的方向是“年龄偏大”，但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这势必造成在排查时无所遵循，漏排在所难免。
吃完晚饭，关鹤鸣给还在北湖的朱会磊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没有检验到精子，就能充分证明嫌疑人的年龄偏大。
朱会磊说：“这个不一定。具体到有没有精子，判定是很难的。不是说没有检验到，就是没有。而且，根据有没有精子来判断年龄，也是不科学的。如果物证保存着的话，我到祥县的时候再检一次。”
关鹤鸣询问芳城的物证检验情况时，朱会磊说：“明天上午就能全部做完。目前出了一部分数据，还需要进一步比对。”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太满，但从语气里能够听出，还是有所收获的。
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逃跑的呢？
这也是关鹤鸣关心的问题。如果能知道他的逃跑路线，就能把作案过程完整地串起来，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等于有了一个更具体的范围。
根据走访，有当地群众说，在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多，见过一辆红色摩托车从那里经过。但是，追到污水处理厂时，由于距离太远，警犬十分疲乏，已经不兴奋了。因此，无法确定他逃跑的方向和使用的交通工具。
关鹤鸣还是想找到案发周边区域的视频。
第二天早上，他独自一人跑到案发现场周边的街道上，看到不少单位和小商店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他在一家招牌有些旧的小食品店买了瓶水，很随意地跟店主聊了起来。
店主告诉他，摄像头都是前几年装的，画面不太清晰。
他问：“能存多长时间？四五年前的还能有吗？”
店主说：“早没啦，最多能存半年吧。”
关鹤鸣给杨智打了个电话，问他当年视频这一块工作为什么没有重视起来。
杨智不好意思地说：“跟您说实话吧，这个案子有指纹，有足迹，还有精斑，条件这么好……当时觉得破案很容易，所以忽视了视频采集。等过了一个月，案子还没头绪，再去收集，有的早就被覆盖了。最后还是收上来一部分，我记得移交给技侦部门了。可是，后来再开会，技侦部门的人说，他们就发现了那一小段可疑的视频。”
“那些视频资料备份了吗，现在在哪儿？”关鹤鸣问。
“别提了，后来谁都说没看到。所以，在会上我们不敢提视频的事。”
关鹤鸣心里来气，不过这也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越是看上去简单、万事俱备的案子，就越是容易被门槛绊倒。现在，有些民警两眼紧盯着生物检材，把传统的侦查方法全丢在了一边，不分析案件，也不吃透现场。
他想，一定要找个机会，在全国的会上把侦查办案的理念正一正。
中午，邱实正在收拾行李，接到了朱会磊打来的电话。
朱会磊兴奋地说：“邱处，熬了一夜，芳城的案子做出来了。”
邱实喜出望外，着急道：“别卖关子！朱专家，快说，快说！”
朱会磊从美静牛仔裤的腰部提取到了脱落细胞，检验出了一名男子的DNA；从冯艳的手机卡槽部位提取到了脱落细胞，检验出了一名男子的DNA。这两个DNA数据相同，与林子胜偶遇男子掉落的手套上、林泽被抢劫案现场遗留的饮料瓶上面的DNA相同。
“太好了！我马上向关局汇报，你赶快归队！我们是下午的航班，飞江南。咱们直接在安平见！”
关鹤鸣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马上让邱实向全国发协查令，要求各地重点比对芳城案件的DNA数据。
第六章 安平惨案
一、小厂惊现大案
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分别在两个地点杀死了八个人。其中四名被害人为身强体壮的男性劳动力，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这个案子发生在江南省红泉市安平县——这是个国家级贫困县。
2005年12月28日早晨，安平县永乐镇新星石灰厂工人汪世洪到厂里上班，发现老板娘陈雪华全身是血躺在院子里，吓得转身就跑到了哥哥家。汪世洪有轻微智障，加上受惊吓，话说得不清不楚。他哥哥虽然意识到石灰厂出事了，但还是半信半疑，于是带着汪世洪来到石灰厂，看到果真死了人，也没敢再往屋里走，就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首先赶到的是派出所民警张全友。干了二十年警察的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屋里屋外全是尸体，一共七具。由于从12月27日下午开始下雨，血水染红了地面。张全友头皮一阵发麻，赶紧向上级汇报。
就在大批警察赶到现场后不久，又接到群众举报，说在机耕路旁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具男尸。
几名警察赶紧赶过去，发现死者名叫吴楠，是新星石灰厂的工人。
经法医检验，作案工具是一根杉木棒、一把菜刀和一把单刃刀。棒子上有手套印，在这个位置提取到了混合血，从里面检出了吴楠的DNA。
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被害八人的死亡时间大约是12月27日晚上7点30分至晚上8点30分。八名死者中，吴楠和冯慧莲夫妇均为三十五岁，儿子吴小海八岁；石灰厂老板胡永发、陈雪华夫妇均为五十五岁；其余三名工人均为四十七八岁。
根据现场足迹判断，为一人作案。中心现场除小孩以外的六名死者，致死工具一致，犯罪嫌疑人用杉木棒打击部位、死者伤口形态一致。
在一号现场，即胡永发、陈雪华夫妇的住房，法医从多处提取到了多人的混合血，很难拆分；发现了一个空的椰汁饮料罐，从上面检出的DNA，罐身上是胡永发的，罐口处是吴楠的。可以推测，胡永发拿过饮料罐，吴楠喝掉了饮料。但是，据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讲，他父亲平时是不可能拿饮料给吴楠喝的，毕竟吴楠只是一名打工者。
二号现场，即吴楠、冯慧莲一家生活的场所，也是民工吃饭的地方，进门左侧桌子上有一个塑料杯，法医做出了DNA数据。经查，这个DNA是另一家小型石灰厂的老板戴志学的。
戴志学一看警察找上门来，吓得腿直抖。安平县城不大，石灰厂的杀人案很快就尽人皆知了。
他说：“26号下午，我确实去过新星石灰厂。胡永发要卖厂子，底价是十五万，截止日期是27号。我就是去跟他谈这个事儿。27号我没去过那儿。”
民警问他，为什么吴楠的房里有他喝过水的杯子。
他说：“我去的时候，正赶上胡永发在忙，吴楠就把我让到他屋里，给我倒了杯水。”
警方对戴志学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多方证据表明，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据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说，石灰厂生意一般。他早就劝过父母卖掉石灰厂，跟他搬到省城去住，但父母一直没有答应。12月初，他父母说要卖石灰厂，并且很着急的样子。具体为什么决定出售，他也不太清楚。
案发当天，警方并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
第二天再次去现场，法医在二号现场的水池内发现了一个饭碗和一副筷子。筷子完全被水浸泡了，碗边露在外面。由于天冷，池子里的水已经微微结冰。
按照日常习惯，老板胡永发夫妇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碗筷也都收在自己的橱柜里。平时由冯慧莲负责做饭，他们一家三口人的碗放在大锅里用热水洗。其余每个工人的碗筷都自己拿到水池里去洗，洗好后放在橱柜里各自的固定位置上。当天一共有九个人在石灰厂吃晚饭，除了被害的八个人，还有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胡辉在饭后立即开车回省城了。
现勘人员打开碗柜，里面的六双筷子和六个碗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水池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副没有清洗的碗筷呢？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法医尝试着从露出水面的碗边提取DNA。检验结果并不乐观，虽然得到了九个位点的数据，但不确定性很大，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还有待研究。
这个碗如果本来就属于案发现场，那么根据推测，是住在石灰厂的人员已经吃完了饭，碗都洗好了，胡辉也已经离开石灰厂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在吴楠的房间吃了剩饭。吃完饭，这副碗筷就被放进了水池。这个吃饭的人，即使不是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到过石灰厂的人。所以，找到他十分关键。
这个碗为什么在第二天才被发现呢？
一些现勘人员认为，这么大的案子，第一天勘查的时候去了省、市、县三级侦查人员，不可能发现不了这副碗筷。因此，他们认为，之所以在第二天才发现，是因为有人在案发次日夜里“借”碗吃饭。因此，这上面的DNA根本就无法确定与犯罪嫌疑人有关。
现场的翻动面积很大，但是嫌疑人却没有留下一枚指纹。屋里屋外、床上地上，甚至被害人的身体上都留有嫌疑人的血足迹，共四十五枚，清晰的有十九枚。鞋是四十码的，穿用时间大约为两三个月。鞋底是由外省进货的，鞋面是本地加工的。
案发后，警方陆续采集了五千余枚安平县男性的足迹，却没有一枚比对上。
难道是流窜作案？这显然与案件呈现出的状态不符。
侦破安平的这个案子是场硬仗，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关鹤鸣有种直觉，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
二、满墙血迹
十多年来，永乐镇的变化不算太大。新星石灰厂附近还保持着原貌，门前是一条机耕路。在离石灰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型水泥厂，能听到机器轰隆隆的响声。
石灰厂的院子里虽无人看守，但鲜有人来。据水泥厂的工人讲，这里冤魂不散，常常闹鬼，所以大家宁肯绕道，也不愿意从这个门前经过。
沿着机耕路走到石灰厂门口，就能看见一个鱼塘。鱼塘的水面上泛着一个个水圈儿，鱼儿们在自由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