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作者：姜晨竹》第2/57页
郑达看完这九起案件的基本情况，禁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
事实上，郑达现在面临的确实是明晃晃的“压力山大”。他上面还有社长，如果最后真的一起未破，还真没法儿收场。关鹤鸣啊关鹤鸣，都说你本事大，这回真要看你的了！
罗牧青坐在报社的咖啡厅里，颇不气顺。她想不通，一向精打细算的郑达怎么突然晕了头。
她心情郁闷，拿起手机，不知怎么，点中了“乘风”的头像，发了条微信：“我回北京了。”
对方很快回信：“明天见。”
她只知道他的微信名叫“乘风”。
偶遇“乘风”，是在3月15日，也就是跟着九案侦办组出发采访的那天。她想乘地铁去机场，公交卡却突然出了问题。地铁站售票员说他们处理不了，只能去管理中心处理。可是，不管是买票还是办卡，都要现金。她这才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现金。
售票员看她急得团团转，就帮她出主意：“等有人来办卡，你就找他借钱，然后微信转给他。”可是，来办卡的人不多，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她，问了两个人都没理她。
终于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个子很高，宽宽的肩膀，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上身穿深蓝色运动衣，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运动裤。他急匆匆地朝办卡窗口奔来。
再不上地铁，就要迟到了。情急之下，罗牧青决心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您好，拜托帮我换三十块钱，我微信转给您。”她盯着他的眼睛请求道。
“帽子男”正在低头掏零钱，没想到有人挡在售票窗口前，吓了一跳，对着罗牧青相了几秒钟的面，摆了一下手，说：“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声音低沉而富于磁性。然后，他试图绕过罗牧青，挤到售票窗口去。
“我叫罗牧青，是报社记者，要赶时间去采访。麻烦你了，时间来不及了！真的谢谢你，帮个忙吧！”罗牧青依然挡在他前面，他没法儿把钱递进窗口。
见她态度坚决，他皱着眉头，仿佛在自言自语：“好吧，好吧，这都什么情况？”他边说边从裤兜里摸出钱夹，从里面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说：“只有五十的。”
罗牧青就像怕他中途后悔一样，迅速接过钱，划亮手机屏，打开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图片，说：“麻烦您扫我一下。”
就这样，两个人互加了微信。“帽子男”办完充值手续后匆匆走了。罗牧青的手指又细又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赶时间，罗牧青先办了卡，然后快速进了地铁站。等上了车，她才开始转钱。
总以为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生活的两个人，就像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但当几十年过去，突然在某一个点相遇，才蓦然发现，原来以前所有的努力和失误，都是为了不可错过的相遇。
二、超级奇葩组合
3月14日上午。公安部，通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部长办公室的楼道里。
向国明瞟了一眼关鹤鸣，问道：“决心已定？”
“定了！”关鹤鸣的回答十分坚定。
“现在再加上一起还来得及。”向国明还是希望加入一张“保底牌”。
关鹤鸣面无表情，竟没有理他。
在向国明眼里，关鹤鸣身上始终藏着一股闷着头往前冲、无所畏惧的坚毅劲儿。
向国明转过头来，眼光里既有钦佩也有担忧。关鹤鸣即将面对的不仅仅是九起疑难案件，还有在这些案子面前一筹莫展的刑警队伍。
事实上，这两个硬汉都是中国刑侦战线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局长向国明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刑侦队伍的掌门人，而副局长关鹤鸣分管侦破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案件，可谓中流砥柱，面对的都是最恶劣、最复杂的案情和最狡猾、最凶残的犯罪嫌疑人。
他们都是警龄超过三十年的“老刑侦”，久经沙场。然而，他们毕竟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处世方式明显不同。
向国明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面对的，上面是高级领导，下面是全国民警，所以养成了言行谨慎、前思后想的习惯。
可关鹤鸣不一样，他一出警校大门，就直接面对犯罪嫌疑人，既要靠脑力，又要拼体力，工作中如果不机警果断，要么错失良机，要么身陷险境，甚至流血牺牲。因此，关鹤鸣做事从不拖沓，态度坚决，凡是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
有道是英雄相惜，虽然个性不同、经历不同，但是关鹤鸣调入公安部刑侦局后的这五年里，两个人总是十分默契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撑。
开展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的提出，是在一个月前。春节刚过，关鹤鸣一大早就跑到向国明的办公室，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
“你要直接去基层办案？”向国明怀疑自己听错了。
“是，我想带两个人直接去基层，就挑各地认为最难的案子办，带动全国把积案彻底清一清。”关鹤鸣坐在向国明对面，一副决心已定的神情。
“你现在是公安部刑侦局的副局长，下去破案，分管的那一摊工作怎么办？要想搞积案也行，就搞个积分评比，让各地都动起来。亲自下去搞案子没必要，再说那么多积案，你一个人能破几起？”向国明态度很明确。
要是一般人，局长不同意也就算了，可关鹤鸣不，他固执己见，说：“这几年现案侦破率很高，正是咱们抽出手脚搞积案的难得机会。咱们常说传承、讲责任，老一代的精神和经验传下来了，责任和担子也传下来了。那些还没破的疑难案件，既是历史的欠账，也是我们这一代刑侦人必须承担的责任。要是再拖下去，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失去破案条件。如果死者不得安息，生者不得安宁，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守住了初心、尽到了职责？”
看着关鹤鸣激动的样子，向国明的脸阴沉着。
作为刑侦局局长，向国明恨不得把所有的案子全破了。可是，凡事要有轻重缓急，要讲究时机。现在突然提出搞积案，向国明心里没有底啊！
但他不动声色，问道：“你打算怎么搞？”
关鹤鸣心里早就有了初步的计划，他说：“让各省把他们认为最难的案子报上来，然后咱们从中挑出社会影响最大、最难的案子来办。”
“那就先让各地报吧，咱们摸摸情况再说。”此事太突然，向国明一时不好决断。
一个星期后，关鹤鸣拿着一份汇总报告，走进向国明的办公室，说：“根据各地上报的案件，命案处选了九起，都是在当地甚至全国影响比较大的。”
向国明接过关鹤鸣递过来的报告，快速翻阅了一遍，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
眼前这九起案件，公安部已组织专家搞过几次了，可是都久攻不破。各地民警情绪低落，士气受挫，虽说都想破案，但真愿意再趟这“浑水”的恐怕不多。再说，好多案件的证据缺失严重，嫌疑人也可能死的死，跑的跑，就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向国明边看边想：“你真是哪儿硬往哪儿撞，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他思索了良久，然后对关鹤鸣说：“这几起案子，社会关注度太高了。这几年好不容易消停下来，你又要翻出来把它炒热，就不怕惹出负面舆情吗？”
“破案是咱们刑警的职责，再没有比这个更正面的了。”关鹤鸣不以为然地说。
“案子不破，肯定有它的复杂性在里面，有些案子涉及的人比较特殊。现在的媒体不比当年，新媒体时代，追求的就是抢新闻、博眼球，就他们那穷追不舍的劲儿，还真是跟侦查员有一拼。”在这些方面，向国明显然比关鹤鸣考虑得更加周全。
关鹤鸣毫不相让：“有些案子，恰恰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允许。现在有些束缚没有了，变不利为有利，我们反而更容易开展工作。”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不由得紧张起来。
向国明见关鹤鸣态度坚决，坐在椅子上抽闷烟，不说话。关鹤鸣不抽烟，可也不走，就定定地坐在他对面。
一支烟抽完，向国明一边捻着烟头，一边说：“你想干的事儿，我哪件没支持？积案的事肯定要干。可是破案，一要有条件，二要有运气。这九起案件条件都不太好，咱们再加一起条件好点儿的，凑十起。先保个底，省得万一一起不破，弄个灰头土脸，不好收场。”
想到有些案子确实到了最后关头，再不试一试就真的错过了机会，向国明也怕日后留下弥补不了的遗憾。再加上一起，也是对关鹤鸣的保护，纯属善意。
可是关鹤鸣却不领情，说：“咱们公安部刑侦局代表的是国家层面的办案能力，要办就得办最难的案件。”
向国明目光柔和地注视着关鹤鸣，说道：“这几个案子，都是疯狂作案后突然停手。好多年没再作案，要真是死了呢？那不是白忙活？”
“要是没死呢？”关鹤鸣反问道，“这回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个结果绝不放手。”
看他如此决绝强硬，向国明无奈地连连摆手：“还是老模式，你往前冲，我在后边兜底。”
关鹤鸣笑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憨厚的笑。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向国明会同意，而且会鼎力帮他——这就是默契。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准备，报告打上去了。部领导要求他们当面汇报。过一会儿向部领导汇报完，这件事就算板上钉钉，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向国明真的是捏了一把汗。
副部长的秘书已等在办公室门口，轻轻推开门，报告说：“向局和关局到了。”两个人走了进去。
“部党委研究通过了你们的报告，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几年你们干得不错，现发命案侦破率能超过百分之九十八，这可是个不小的成果啊！”副部长先是一通表扬，然后接着说，“有一些陈年旧案，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现在还有影响，是时候把它们理清楚了。这回拿上来的九起案件到年底能破几起，心里有没有个底？”
向国明看着关鹤鸣，这是他一直想问又不好问的问题。
“没底。”关鹤鸣自嘲地笑了笑，低头看着地面，不敢跟副部长对视。
副部长也不怪罪，笑着说：“全国的积案这么多，部党委对你们寄予了厚望，希望你们开个好头，打个样板儿出来。”
从副部长办公室出来，向国明和关鹤鸣对视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向国明知道，这时的关鹤鸣，脑子里已经在盘算着出发的时间了。
果然，没走几步，关鹤鸣就说：“局里边，我想调走一个人。另外，再从基层调一个年轻人过来。”
向国明问：“谁？”
关鹤鸣略带调侃的语气说：“邱博士。”
意料之中，向国明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