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作者:姜晨竹》第52/57页


  她流着泪用力地点头。
  “我陪你去。你向报社请假,我向邱处请假。”朱会磊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带着罗牧青直奔高铁站。
  在车上,朱会磊瞒着她给湖州刑警打了个电话,了解到死者是服用安眠药自杀,地点在湖州小南庄花园的紫藤花下。死者身上,除了一枚钻戒以外,什么都没有,连手机都没有。指环上刻着“MQ”三个字母。
  湖州那处宅院的主人,原是清代的一名官员,家财丰厚。程风认为这里是他所见过的最小型、最有文化韵味、最有层次美感的家宅。他非常喜欢这里的紫藤花,曾想过要在这里向罗牧青求婚。他精心挑选了钻戒,刻上了“罗牧青”名字的拼音首字母,但并不打算送给她,只想带着钻戒到紫藤花下想象向她求婚的场景。他把恋爱中必做的八件事都做过了,牵手、对视、逛街、看电影、望星空、雨中漫步、听同一首歌、喝同一杯水。还有两件事没有做,一件是旅游,一件是求婚。
  五个半小时的车程是那么地漫长,朱会磊望着她一言不发,时不时把矿泉水拧开瓶盖递到她手里。
  她满脸都写着焦急,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湖州,在警方的带领下到停尸房确认身份后,她被要求马上离开。
  程风的表情很平静,仿佛没有经受过痛苦。
  罗牧青仅仅知道程风的名字,其他一概说不清楚。警方利用大数据查了所有叫“程风”的适龄男子,很快就得出结论,“程风”是一个假的名字。
  他的指纹和DNA在数据库里都没有比中,所以只能从其他相关信息中查找。
  通过视频一路追踪,警方找到了程风租住的宾馆。他是用一张姓名为“孟渊”的身份证登记的。随后,警方调查“孟渊”的行踪,找到了他在北京的租住地——海淀区凭澜小区3栋1501室。他的所有护照、手机和银行卡等都使用的是“孟渊”的身份。
  罗牧青看到,身份证的照片上就是程风。
  警方迅速根据证件信息进行查找,发现“孟渊”是陕西省平凉县一户农家患有小儿麻痹疾病的三十五岁男子。据孟渊的母亲说,大概十年前的春天,有个年轻人在地头上看到他们母子,就闲聊了起来。得知她家的情况后,那人问她,孟渊有没有办过身份证。她说办那个有啥用,成天在家待着,用不着。于是,那人说可以给她五百块钱,让她把户口本拿出来用一下。她问干什么用,那人说:“假装孟渊是我公司的员工,这样可以减一点儿税。”
  警方立即联系派出所,证实“孟渊”在2006年4月办理、领取了身份证,这个人就是程风。
  罗牧青不是程风的亲属,所以无权处置尸体,也不能领走那枚戒指。
  第二天,她和朱会磊跟着湖州民警坐同一趟高铁返回了北京。湖州民警直接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寻求支持。
  朱会磊一肚子气,看上去精明能干的罗牧青居然找了个假身份的男朋友,这简直让他十分不爽。
  “你是被甜言蜜语迷住了眼睛还是脑子?居然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他可能不是故意要骗我。”罗牧青哭着为程风辩解。
  她没把程风信上的内容告诉任何人。她不敢相信,那个温柔似水、温暖善良的程风一直都在骗她。
  两天一夜的奔波,让朱会磊也像散了架一样,但他仍然决定留下来照顾罗牧青。
  这世间仿佛什么都能用科学的原理解释清楚,唯独感情除外。


第十四章 走出迷雾
  一、指纹锁定嫌犯
  黔贵省东南州按照“以开里为中心,全州覆盖,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政府、公安机关的职责任务,全面实行“州局党委成员承包到县市,县市公安局党委成员承包到乡镇(街道);各乡镇(街道)政法委书记,分管公安工作的副乡镇长、派出所所长负责本辖区”的指纹信息采集承包责任制,明确规定凡是责任不落实的,一律倒查追责。
  此项工作得到了州、县(市)两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州直部门的积极参与,州县四大班子领导主动参与采集信息。州公安局通报每日进度,每十五天集中点评,对落后的一律进行约谈督促,确保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根据九案侦办组对开里案件比对总攻的部署要求,州局组织对刑侦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比对检视工作业务培训,先后从十六个县市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到支队开展比对检视工作。
  正是这种严格的纪律,保证了指纹采集工作做到不漏采、不错采。
  11月下旬,东南州已采集到四十多万份指纹样本。刑事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录入系统,不断在系统里比对。
  九十二万份的工作量,四十多万份已经采集完,但还是没有找到嫌疑人。这种很笨、很耗费时间和人力的做法,到底能不能见效?
  关鹤鸣说:“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时,笨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不要怕下功夫,世上没有任何事是不下功夫就能成功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23日,东南州公安局副局长姚元平等人买好机票,准备次日到北京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就在这时,收到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四连指指纹的中环指纹!
  在欣喜之余,为了防止冒名顶替、张冠李戴等情况,东南州指挥部安排副局长姚元平连夜奔赴台江县,核查指纹采集录入相关信息。
  被比中的犯罪嫌疑人叫黄伟文,此前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羁押在台江县看守所。为确保无误,专案组再次提取了黄伟文的指纹。经部、省两级专家再次比对,黄伟文的指纹与案件现场遗留的指纹同一。
  此时的黄伟文已是开里市城乡改造管理局的副局长。黄伟文在台江县看守所羁押期间,看守所按照指纹采集会战“逢进必采”和“所队捆绑考核”的要求,采集了他的指纹,并提交革一派出所录入系统。11月8日,台江县公安局革一派出所民警往数据库里录入了男子黄伟文的指纹。
  11月24日,紧急处理完手边工作的关鹤鸣,带领九案侦办组赶赴开里,到达工作地点时已是夜里11点了。
  案情重大,他们连夜开会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中心现场足迹显示,是两人作案。由于还有一支枪和若干子弹不知去向,尽快掌握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至关重要。
  而如果准备不足,贸然审讯黄伟文的话,一旦被他捕捉到同案人员没有落网的信息,就会功亏一篑。因此,要考虑到一千种意外的发生,制订严密的审讯方案。
  根据调查,黄伟文于1965年出生。中学毕业后,进开里运输公司工作,于1985年停薪留职。1994年至1996年开录像厅,之后转给他人开保龄球馆,何健康参与入股。
  1997年,黄伟文接手了一家歌舞厅。10月,装修好后,开业没多久就发生了火灾。民警马一昆分管这个片区,他们之间可能有过交往。歌舞厅和杀害马一昆的地点相距一百多米。
  马一昆和黄伟文的父亲都是开里运输公司的职工,两家离得很近。两人同在开里运输公司子弟学校上学,是同一年级不同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两人还在黄果树瀑布下照过一张合影。
  黄伟文的大哥曾与被害的银行行长何健康一起在水泥厂工作过,因此他也有可能通过其大哥认识何健康,对其家中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2008年,黄伟文去城建局给领导开车。之后,他逐渐受到了领导的提拔重用。2015年,他被任命为开里市城乡改造管理局副局长。
  了解了黄伟文的基本情况后,关鹤鸣说:“要审,就要一气呵成。”
  “黄伟文十分健谈,一定要直捣黄龙,不给他留喘息的机会。”东南州公安局局长王智贤也坚决地说。
  东南州公安局副局长姚元平建议,对现场进行有针对性的复勘,把各种痕迹物证与黄伟文建立关联性,确定目前锁定的嫌疑人在两起案件中是持锐器、钝器还是枪,这对下一步审讯极有帮助。
  根据现场足迹,两名犯罪嫌疑人身高均在一米六八左右,年龄相仿。要准确判断黄伟文持什么工具,需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法医、足迹专家联手进行误差最小的判断。
  责任重大。
  关鹤鸣当场把任务安排给了朱会磊,组织专家进行远程会商。同时,要求专案组迅速围绕黄伟文秘密开展外围调查,通过黄伟文的手机找1998年与其密切联系的人,开展数据比对,对卷宗再次梳理,按照部办案标准,完成程序和手续。
  11月25日,各方人员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
  晚上,在情况汇总会上,朱会磊公布了专家组的研判结果:“经过反复切磋,根据黄伟文的足迹,及现场足迹与被害人的位置关系、脚尖朝向与用力关系、致伤部位与方向之间的关系等严密的科学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在第一起案件中使用钝器的人是黄伟文,在第二起案件中使用枪支的人是黄伟文。”
  这一结论给审讯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手里的砝码大大加重。
  外围调查组反映,进展不畅。数据信息组反馈,由于1998年手机未实行实名制,导致查找密切联系人的工作进展缓慢。目前,仅找到一名与黄伟文密切联系的人员,叫鲁越,身高一米七二,与推测的现场犯罪嫌疑人一米六八的身高不符。
  为了掌握更多的证据,专案组决定对黄伟文的居所以涉嫌职务犯罪的名义进行搜查。
  11月26日,专案组在黄伟文的三处居所查到了1998年以前的纪念币十九枚。
  眼看着两天过去了,指纹比中的消息逐渐扩散。
  为防止走漏风声,隐匿潜逃的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流失在外的枪再次打响,关鹤鸣同意采取突审的方式直面黄伟文。
  经过充分的准备,12月1日下午两点,专案组开始突审黄伟文。
  主审员是东南州公安局副局长姚元平。他中等身材,古铜色的皮肤,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虽然有着二十多年的公安工作经验,但他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此案面对的是一名潜逃多年、深藏不露、工于心计的老狐狸。
  为了“迎接”黄伟文,姚元平把审讯室重新布置了一番,增添了几条横幅。
  黄伟文坐在审讯椅上,不管往哪面墙上看,都能看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
  “黄伟文,我们是东南州公安局刑警。”姚元平威严地坐在黄伟文对面,眼睛直视黄伟文,捕捉着哪怕极为细微的表情变化。
  听到“刑警”两个字,黄伟文猛地抬起头,看着姚元平。
  “1998年10月至12月,你都干过什么?”姚元平用加重的语气强调了时间。
  黄伟文的心理素质确实很好,很快就从惊慌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冷静。他没有说话,不理不睬的样子。
  “希望你放下幻想,如实回答问题。”
  “你能记得你都干过什么吗?”他一脸不屑地回答,“我的问题都已经向纪委讲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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