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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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经济之谜》内容简介
全书共十二章，作者结合自己经营国企的工作经验，从基层、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十大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农业、工业、银行、全球化等等，剖析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于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即能否建立起核心是市场秩序和经济信用的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最大可能地激发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
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专门将本书收藏，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
沉睡的巨龙已经觉醒
据报道，200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中国总体已经进入小康初期阶段，四分之三的人过上小康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据说如果不是自己坚持说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经把中国正式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常人所要考虑的问题，但我还是常常在思考。
中国真的富裕了吗!
中国真的富起来、强起来了吗！的确，就其经济总量或者综合国力来说中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民产值仅有3624亿，200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经济总量指标许多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有405元，农村人均收入138元，2001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全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5.4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7.4亿平方米。2002年5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超过8万亿元。
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富强起来，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中国有许多事情总难以让人琢磨，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处于经济短缺状态，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开始面对新的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中国已从科尔奈所谓的‘短缺经济’走到了‘剩余经济’。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总体上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是当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透过现象去思索、去看本质，就会有许多发现和感慨，也会产生疑虑和谜团…。一方面高楼大厦林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决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对现代消费的接受力以及普及速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在农村，还有不少地方，人们仿佛还是刚刚告别了原始文明，即使在现代都市里也有不少人还面临着生存的严重威胁。
就拿银行储蓄来说，虽然现在银行的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元，但按人均不足6000元。有关资料表明，全国个人存款中有60%属于10%的人，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款在2000元左右。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366元，按照分类的一般方法，如果将人群分为五档(各20%)，最低档20%的农民人均收入仍然在900元左右。
再拿GDP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GDP的组成包括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机关的购买支出、净出口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值总和。在GDP当中，既包含着生产了多少谷物、肉类、棉花、茶叶、水果，又包含生产了多少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从全社会买了多少设备、建了多少企业、盖了多少楼、修了多少路、架了多少桥，到人们在交通、通讯、医疗、教育、娱乐各方面的支出等等。总之，包括了人们全部的经济活动。它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利用GDP及其增长率的高低可以去评判经济形势。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用GDP作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存在诸多缺陷。首先，GDP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一般地讲，一国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必然是GDP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其二，既要看GDP的数量，还要看到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经济增长中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比如，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显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再者，GDP及其增量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恶化也呈高速。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本意在于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福利，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虽然GDP增加，而实际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
道理很清楚，GDP指标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而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还远未完成的国情下，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GDP的质量和GDP中不能反映的环境因素。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了一般居民的家庭。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牢骚和怨恨多了，民众的相对掠夺感进一步强化。发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中收入分配的差别引起的贫富分化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行业、城乡、地区之间差距也正在不断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增加到0.458,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2001年政府公告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379和0.478，均比上年降低1.3个百分点。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8―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6316元和686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2253元和2366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2.80倍和2.899倍。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4.48%，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6个百分点；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3.41%，低于1997年38.61%五点二个百分点。
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世纪90年代，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导致各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高低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金融、邮电等垄断性经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统计资料显示，和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分别达到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增幅最低，仅为236.4%和206.8%。其他行业增幅在250%―400%之间。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80：1，2000年上升为2.3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水利业；2000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1990年收入最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2.8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2.15：1，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96.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增大。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北京、山西、河南四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幅度差别较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是最低山西4989.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即使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
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在中国，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再到富富差别，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经济过剩‘剩’的是什么？
中国是否真的出现过剩经济，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过剩状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过剩”与“短缺”并存，价格下降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价格无法有效调节供给与需求。
其二，资金“过剩”与“短缺”并存，利率下调无法有效促进消费和资本市场发展、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
其三，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工资无法有效调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
这种反市场态势，有的根源于市场自身形成的价格(如商品价格、部分劳动力价格和部分资金价格)，有的则根源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决定的价格(如资金价格、部分工资水平和部分商品价格)，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整体处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特殊胶合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困境。
我们知道，这种困境本身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但这种伤害，只是基于表象与静态的分析。要想清晰地把握由多重二元结构导致的一系列反市场态势到底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必须深入到这种反市场态势的运作机理与演化趋势中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立足于长期经济发展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对这一状况有充分的把握，否则，将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极为脆弱。
1.“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市场不是真正的富裕性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商品市场的短缺，则是以结构性短缺为主的结构性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中国商品市场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反市场态势。这种状态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主要依据之一。
1)结构性病态过剩。结构性过剩，是指广大低收入劳动力与失业工人无力购买和部分高收入阶层需求饱和的过剩，总体而言，是一种低层次的商品结构过剩。这种情况表明：国民经济中低层次商品大量积压与低层次产业结构和低收入劳动力形成“恶性循环的低层次均衡陷阱”。即商品大量积压→企业无力进行资本良性周转→产品结构和技术层次停留在低水平→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益差(破产、低效益经营)→工人收入水平低(失业、低工资)→工人购买力进一步降低→企业商品大量积压。这种状况的运行结果，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走低直至最终萎缩，在面对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之时，企业将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产品而变得十分脆弱。
2)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的困境。以结构性为主的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更为复杂。一方面，短缺表现在层次较高商品的总量短缺上，如汽车、住房、现代化通信工具等；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总量短缺，这些商品表现出较高的价位，很多人有需要，但形不成需求，所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短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商品的总量短缺是由于垄断引起，如电信、交通等，这种因垄断引起的短缺，结果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如服务态度和质量、产品质量等)。这种状况，使高层次产业形不成规模，竞争力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形成高价位与低需求和低竞争力的“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商品的总量短缺→高价位→需求量少(因为高收入阶层小)→企业形不成规模→企业竞争力得不到有效提高→国家产业保护(行业垄断)→商品总量短缺→价格高、质量差→规模小、竞争力差。
中国商品市场的这种“双重恶性循环均衡陷阱状态”，与劳动力市场“陷阱”和区域结构陷阱交织在一起，将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走低而最终陷入困境。这种状况一旦面临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外国同类商品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将会导致中国现有的高层次高价位商品的积压或盈利率大幅度降低，进一步增大此类企业的市场退出压力。到时候，所谓的民族产业就可能无法在公平的市场上依靠自己的实力维护民族尊严了。
由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形成的两个“恶性循环陷阱”，无疑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长期低下和竞争力的脆弱，因此，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投入，尽快实现结构合理化和层次升级，启动并推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快速发展。
2、“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资金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中国资金市场的“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实质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的表象。一个国家的投融资渠道，如同人体的血管，资金如同血液，如果血管不畅，血液流通速度下降，严重时会发生梗塞，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资金堵塞滞留、歧变流、溢流和匮乏并存的现象，因为政府企业、政府银行和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形成银行不良资产，导致“血液堵塞”。在中央银行连续7次降低利率(1996―1999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银行“惜贷”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变流(体内循环)和歧变流(违规流向证券市场)，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到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经营困难(因缺血导致活力不足)甚至破产、倒闭(因缺血组织坏死)。这实际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和国民经济弱势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陷阱”。即投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国民经济病态运行→国民经济整体出现萎缩(破产、倒闭、效益低下、规模无法有效扩张)→竞争力逐步弱化→融资更加困难→资金更得不到有效配置→投融资渠道更加不畅。这种“陷阱”的循环运行，必然使整个国民经济活力不足和病态运行，必然使国民经济竞争力逐步弱化。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快投融资渠道的疏导，使投融资体制能够把资金合理地配置到国民经济中，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这是刻不容缓的、关系国民经济安危和人民福利水平的大事。
3、“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劳动力市场反市场态势。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存在“短缺”的过剩，而劳动力的“短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致，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存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下论断，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绝对量过剩”和“绝对量短缺”并存。其一，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是一种低层次的过剩。大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无法就业，主要是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与因为技术与文化水平较低而失业的城镇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过剩的态势，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性障碍，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必须尽快解决其就业问题，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实现，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改造。其二，中国劳动力绝对量的短缺，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绝对量短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需要大量高素质、文化水平较高和拥有较高技术(尤其是高新应用技术)的人才，但在这方面的人才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这种缺口，短期内很难完全弥补。
中国劳动力这种两个“绝对量”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两缺口模型”―资本缺口与人力资本缺口并存，即过剩层面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用于改造低素质的人力资本，而短缺层面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能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两缺口状态，一方面使：劳动力低收入与劳动力低素质形成“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即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依然很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这种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循环均衡陷阱的运行，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八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直接面对“西方富强”的竞争的情况下，无疑，经济的脆弱性将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使：劳动力短缺与产业结构低层次形成“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即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缺乏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投入→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这种“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将使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种低水平产业结构的长期运行，将使国民经济整体“不断积累弱势”，这种弱势将制约中国经济逐步走低，在融入全球经济直接面对高层次产业结构的“西方列强”时，一方面，巨大的工资差距将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滞留国外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低势竞争力，导致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固化”―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利润→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产业结构层次依然很低。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就没有彻底走出经济泥潭的那一天。
由两缺口形成的两种“陷阱”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逐步“积贫积弱”，当在无法作好充分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之时，中国经济在西方“列强”和“富强”的冲击下，也许真的就成为“东亚病夫”。
2)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中国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短缺和过剩，是大量低素质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最优配置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相互制约。这种微观状况导致：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低素质存在“低水平均衡循环陷阱”，即落后地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用于提高素质的投入少→劳动力素质在低水平均衡→产业结构层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相对集中，表现出“病态过剩”。从而使：高素质劳动力扎堆与人才浪费形成“高层次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发达地区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费→人才扎堆。这里有一个逻辑必须清楚，即为什么人才会扎堆，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水平的收入与发达地区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个研究生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性质行业，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在落后地区无法正常实现，因此，导致发达地区“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两种“陷阱”相互作用，导致整个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发展的滞后性障碍。所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低，导致大量资源的“补贴性消耗”，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变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较好地解决，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窘境。时不我待，劳动力市场的反市场态势是中国经济困境形成和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必须努力予以解决。
上面三种反市场态势交织在一起，又形成复杂的结构运行陷阱，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恶性均衡循环陷阱：
这种陷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在萧条中长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之时，如果不对中国经济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将会在泥潭中难以自拔。因此，在国人热谈WTO、盼望经济全球化、梦想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别忘了问一声：面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需求约束还是结构遏制？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