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第18/38页

科学的进步会不会就此停滞呢？我认为不会这样。科学思想方面的最伟大的进步并不是由日耳曼种族的人促成的；而且早期的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并不是以德国为发源地的。据我们目前所知，只要对条顿人实行限制，庸庸碌碌的人就不致于在世界上到处泛滥。他们先前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犹太人赢得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那个种族会保持他们的活力并继续坚持学术活动。”――《自然》杂志，第94卷，第138页（1915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因为在过去历史中，科学一直被认为是超然于斗争之外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伟大的英国化学家戴维不仅获准前往法国访问，而且还受到拿破仑本人的隆重接待，虽然戴维的某些工作是具有军事价值的。

全面备战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正介乎和平与战争之间。到处都在日益紧张地进行备战。备战支配了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欧洲，战争已经在西班牙打响了。军事科研已成为最紧要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应召从事这项工作。人们不仅正要求科学家参加军事科研，而且要他们在战争中担负有新的任务。现代战争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战争、甚至不同于上次世界大战之处是：全体居民都必须参加，大家都处于类似的危险中。空袭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在保护居民免遭这类攻击的新任务中，人们期望科学家参加实际的防御工作、特别是防御毒气的工作。这个要求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使今天的科学家不能不正视目前军事形势的现实。科学家为了保护自己和同胞，竟要花费时间和智慧设法防止要不是因为有了科学本来根本不存在的危险。这种情况本身似乎是十分荒谬而可怕的。经过更周密的考察，他就会明白，防空问题不仅是军事和技术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政治问题。正是那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考虑，使得它与其说是一项可怕的但到底是必要的措施，倒不如说它是一宗可耻的骗局和伪善行为。

防空防止空袭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的防战争空和消极的防空。积极防空是要阻止敌机到达目的地或者在它们到达目的地后阻止它们飞回基地。这包括袭击敌方机场和平民以作为报复以及用战斗机、高射炮和气球阵进行各种截击。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这些方法单独地或一起地加以采用，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挠一下军事和工业力量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的空袭。飞机造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寻找驾驶飞机的热情青年差不多也是同样很容易能办到的。有人认为积极防空很有效。他们的观点凭借的是两个军事设想。但是，西班牙战况却说明这两个军事设想是毫无根据的。有一种设想认为，在今后战争中，空袭将仅限于军事目标，其中当然包括工厂。可是现代空军却毫不犹豫地轰炸居民中心，其目的只是为了造成心理效果即恐怖效果，它不仅对居民中心进行投弹，而且还以机枪扫射逃避的平民。对于来犯的空军所造成的重大伤亡也并没有能象原来预期地那样阻止它再度来袭，虽然这使空袭成功的次数减少了。

保护平民虽然科学家介入了现代空中战略的几乎一切方面，不过人们最需要他们合作的地方，却并不是这种积极防空，大家明白，在未来战争中，哪个国家维持本国平民工作能力和士气的时间最久，哪个国家就有获胜的机会，而且大家明白，虽然不可能防止空袭，却可以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不过各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提出的防空措施，清楚地表明了防空工作本质上具有军事性质的目的，而这些办法的制订者则具有极其狭窄的阶级观点。迄今人们都是胡乱地制订消极防空措施，毫不顾及现代空袭包含的种种有关的危险。高爆炸弹的危险性最大，而毒气的危险性则最小，可是人们所规划的几乎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预防毒气和救护中毒的伤员。这些措施甚至不能有效地应付大量集中的毒气，而只有大量集中使用毒气，毒气才值得使用。对高爆炸弹根本没有提出什么防御办法，对燃烧弹也没有提出什么办法来，指定用于防空的金额仅为32，000，000镑，而用于潜在的进攻性武器的经费却将近2，000，000，000镑。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当局对保护贫民的重视程度。而且，且不说这些规划很不够，还把最沉重的负担加在居民中比较穷的一部分人身上，而他们所得到的保护却最少。这些人最接近攻击的目标：工厂和运输中心。西班牙和中国的经验可悲地表明，他们也是被存心选择为牺牲品的。他们没有力量建立私人避弹室，也无法坐私人汽车逃往乡间别墅。人们显然以为：只要保证富人有相对的安全，作战的士气就能维持下去。

实际上，消极防空的技术问题并不是解决不了的；要做到万无一失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只要能在战争期间把大部分妇女和儿童成批疏散到乡下、在夜间把大多数余下的居民撤走并为留下的人员提供防火、防弹、防毒气、有通风设备的防空洞，就能收到相当大的防空效果。可是凡是保持私人财产权的国家都不可能采用这类防御措施，因为如果要做到这一步的话，房屋、食物和运输工具就都得由社会来管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长期处在空战阴影下的生活前景也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只有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才能取得相对的安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能够长期保持文明的生活水平也是值得怀疑的。目下的规划耗费的费用几乎与此相等，却不能提供这种安全。现代战争的危险性并不在于一切文明生活一下子都遭到毁灭，象畅销书作家所描写的那样，而在于攻守双方势均力敌所造成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伴随而来的饥荒、露宿、疾病和沮丧情绪，会象一切突如起来的灾难一样彻底毁灭文明。政府自然不会向人民说明这种可能性。全部的规划不论多么无效，加在一起就造成了空袭没有多大妨碍，还是受得住的印象。科学家也奉命大力宣传这个大骗局。谁要是站出来反对这种骗局并且揭露所谓政府已经采取防空措施的说法毫无根据，人家就会谴责他们制造恐慌，官方的无数保证也会把他们的呼声窒息。

科学家正视战争问题

不过，不管科学家们是参加防空计划还是反对防空计划，他们都不能不因此更加密切地正视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有些意见先前被认为是正确的，无人持有异议，现在也开始受到怀疑而且甚至受到谴责了。在上次大战中受难的千百万人明白了自己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发展所直接造成的，科学不但不能有益于人类，反而在实际上证明是人类的最凶恶的敌人。科学的价值本身受到了怀疑。科学家们也终于被迫注意到这个呼声了。特别是在青年科学家中间，认为把科学应用于战争是对自己职业的最大糟塌的看法开始抬头了，而且越来越有力了。和平与战争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更能促使科学家们把视线移到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工作范围以外，并注意到这些发明是怎样应用于社会的。

这种思潮造成的结果之一是：科学家比以前更不愿意主动帮助进行军事科研工作了，而且强烈地感到自己这样做就是多少破坏了科学精神。主要是由于科学工作者缺乏组织，所以还没有做到对军事科研工作宣布彻底的抵制。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方针是否会产生良好效果，甚至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做的第一个直接效果将是使民主国家在法西斯国家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目前可以做到而且已在做的，是把科学家吸收到一切和平力量的积极伙伴的队伍中来。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包括某些最著名的科学家在内的不少科学家都积极参加了争取防止战争的民主运动，以便争取创造条件，使战争无从爆发。

科学家为和平而组织起来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于1936年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采取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进一步措施。来自十三个国家的科学家济济一堂，讨论了科学家在战争形势面前应负的责任。讨论主要围绕着科学家参预战争和备战工作的问题。在这里显然有三种思潮：有些人由于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或者由于认为科学家没有必要过问自己工作的后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参加这类活动；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参加战争工作或者备战工作；最后还有一个人数比较多但态度不明确的集团。他们是否参加备战工作要看战争的具体情况或战备的具体情况而定――即取决于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是要促进还是妨碍、或者战争是有可能促进还是有可能妨碍实现和平的全面事业。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各国都面临着一项抉择：究竟是在日益沉重的军备的支持下，发展单纯民族主义的、但最后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呢，还是联合起来通过集体行动来强行维护和平。两种做法都要求采取军事措施，或者至少需要为此进行准备。不少科学家虽然不愿支持第一种抉择，但却愿意无代价地为第二种抉择工作。本书附录所载的那次大会决议并没有走得这么远，而是表达了和平主义和非和平主义的科学家们的共同意见。这些决议并没有要求一切科学家不参预备战活动，只要求大家支持那些不顾迫害拒绝参加备战活动的科学家。不过最积极的贡献却是研究和宣传。必须对战争根源和科学在其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研究；必须在科学家和普通大众中间进行宣传，说明这类研究所取得的结果。大会结束以来，人们已遵照这些方针在各国进行了工作。

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在伦敦、剑桥、牛津和曼彻斯特都设有积极活动的地方小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不断恶化的战争形势下，这些努力显得极为无力。实际上，由于本书在以后将加以讨论的原因，看来科学家自己实际上是不可能为和平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的。他们固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们是不大可能利用这种地位的。他们过于分散而且受到周围社会力量的过大影响。必须先使科学家们与他们所在的社会互相有了比目前深刻得多的理解，才能使科学家们采取有力的反战立场。除非人们能充分理解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就不可能抵制战争，而科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理解还差得很。在另一方面，除非公民和他们选出的机构更加清楚地理解科学在平时和战时的实际功能和科学经过适当组织以后所可能起的作用，就无法把科学的建设性方面和破坏性方面区别开来。

第八章国际科学概况

过去的科学和文化

科学上的国际主义是科学的最特殊的特征之一。即使在极其原始的时代，爱好科学的人们就愿意向别的部落或民族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可说是从一开头就具有国际性质。各历史阶段的文化的广泛传播说明这一文化联系的工具是多么有力。以后当天然的障碍把各种文明分隔开来的时候或者当宗教或民族仇恨把文明世界分裂成敌对的阵营的时候，科学家和商人就竞相去打破这些障碍。现代科学的主流从巴比伦人传到希腊人、又从希腊人传到阿拉伯人、再从阿拉伯人传到法兰克人。这段历史说明科学家是多么有力地打破了各种天然障碍。在中国传道的耶稣会教士们发现，争取宫廷接待他们的最现成的手段是他们带来的天文学和数学，可是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人们才自觉地充分实现了科学的国际性。人们认识到，科学发现，不论是思维性的还是实用性的，都应该由一切能利用它的人加以支配，而不应作为私人或国家的机密秘而不宣。这种观念标志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列奥弥尔在本书已经引述的一段话中，出色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唯一看得到的民族主义是：每一个宫廷都希望尽量网罗有名的科学家，以为国家增光或供其使用，不管他们所属国籍如何。德国和俄国的科学是在十八世纪从法国和荷兰科学移植过来的。交流是十分自由的，而且在平时和战时都可以同样很便当地进行。

今日的国际科学事业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科学上的国际主义继续保持下去，而且甚至有所发展，可是在本世纪却有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倒退。科学虽然一方面还保持国际性质，另一方面却由于各国普遍具有民族排外倾向而蒙受其害，而且科学界的统一性正受到严重威胁。我在本章中想要说明一下当代科学在这方面的情况，描述一下科学界的分裂状况以及科学在各国的发展程度。要充分进行这种描述，需要专门写一本书，而且只有一个在许多不同国家长期工作过的人才能写得出。作者并无这种经验，只是一个对欧洲科学中心具有一般经验，而对欧洲以外的科学中心则一无所知的英国科学家。所以在这里只能对作者自己看到的别国科学工作情况作一番概括的而且显然很肤浅的叙述。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工作情况仅系根据出版的著作以及根据同来访的科学家的谈话推断出来的。这段文章并不是、而且并不自夸是对于全世界科学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困难及其成就的一篇充分的描述或者估价。

在这些限制条件范围以内，即令只是为了纠正和补充人们对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应用的描述和批评，我们也还是值得论述一下目前世界各地科学发展情况的。这里所引述的人们对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应用的描述和批评几乎全都是取自英国科学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些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不只具有有限的应用范围，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科学面临的问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整个科学面临的问题。对人们提出的答案的主要性质，随便怎样怀疑都不过分。英国的科学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个工业大国的前进中的科学。科学的历史表明：它的成长基本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科学发展的程度和规模也大体上和商业及工业活动成比例。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也就是科学发达的主要国家。两个对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分裂反映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同社会事业和生产事业之间的十分不同的关系上。但是除了这个主要区别之外，在科学工作中，还存在着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比较单纯的历史和传统因素的民族特征。

语言问题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整个科学界分裂为若干在外部由于语言障碍而相对隔绝、在内部则可以相互理解的区域，这个通用语言的问题在科学界的分裂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起了相当作用。充分的科学国际主义仅仅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新科学萌芽时代实现过。当时，虽然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政府相继出现，学术界仍然保持相当大的统一性。拉丁文成为公认的共同语言，除了旅行困难之外，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止一个生长在基督教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去任何宫廷取得重要职位。存在着帕杜亚大学和波伦亚大学等重要的地方性科学院校。所有欧洲各国的人都可以以平等条件前往学习访问。哥白尼、维萨留斯、哈维基本上并不属于各自的国家，而是属于当时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世界科学事业，可是就在这个伟大的科学进步时期，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了。伽利略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通俗的意大利文写下他的主要政治著作的。这显然是造成他受审和被判决的主要原因。史特维纳斯彻底打破旧传统，把荷兰文说成是科学的理想语言，而笛卡尔则把科学和高雅的法国文学结合起来。英国人比较保守，牛顿仍然用拉丁文著述，不过他的作品几乎一发表就立即被译成英文。德国发展科学事业较晚，在那里人们一开始就强调民族特点。莱布尼兹对于把科学传进德国的工作以及发展德国语言的运动都大力赞助，到这时为止，德文仅仅使用于宗教文学。

这样，到科学事业有了长足进步，而且极其需要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良好手段的时候，民族的考虑已经通过取消拉丁文的使用而破坏了这个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当时，哪怕是用所有的欧洲语言，也完全不可能把科学加以有效的记载，因为这些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的应用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几乎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因此，就出现了一些越出国界、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心的科学地区。这些中心形成焦点，其周围聚集着一些新的科学中心，位置都在较小和较落后的欧洲国家、或者干脆越出欧洲范围以外。这样世界便被分割为若干科学地区，在每个科学地区内部通过共同语言进行交流是比较容易的，而在这些地区之间则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离倾向。不过这种分离相对来说还是轻微的，因为学科专业化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各学科科学家的国际学会的重要性不下于、有时甚或超过包含一切学科的国家科学院。不过语言障碍是十分严重的。科学家必须耗费大量时间使自己精通一些语言，否则他就必须准备放弃阅读大量原著的机会，即使有译本，也要在以后才能看到。这个困难已经在不同期间使许多人想到有必要去创立一种国际科学语言，其可能性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

科学界及其各大区域语言和文化的条件促成了科学交流圈。交流圈的数目必然少于语言的种类，而且是由世界上的一些工业大国来领导的。这些交流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随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盛衰而变化，而且目前正处于激烈变动的状态。这是由于在最后阶段，在德国出现了侵略成性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它对科学界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不过为了便于叙述，很难把这些迅速的变化考虑进去。下面述及的主要适用于1920至1933年之间的科学界分裂的状况。

世界主要科学交流圈是英美圈子和德国圈子。其次为法国圈子及苏联圈子。英美圈子里显示出英美之间的明显差别，不过这种差别同这个圈子和其他圈子之间的差别比起来，在程度上就差得多了。它不仅包括英帝国和美国，也还包括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中国和日本。德国的圈子在现在或者过去都远比其他圈子结合得更为紧密。在其内部不仅进行情报交换，而且有相当大的个人迁居自由，所以可以把大学教授职位一视同仁地授予圈子中不论是否住在德国的任何国家的公民。这个圈子不但包括德国和奥地利，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部分、瑞士和其他中欧国家。过去执科学牛耳的法国圈子的相对重要性现在大不如前了。它几乎仅限于法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波兰和南美洲。俄国圈子也可以更为准确地称为苏联圈子。它是一个新产物。在革命之前，俄国科学是德国和法国科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支，现在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自力更生了。苏联的科学出版物数量已大大超过法国，正迅速接近德国圈子的数量。把它称为一个圈子似乎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范围迄今只限于苏联，不过苏联国内的发展不仅是俄国科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把科学介绍给组成联盟的所有其他民族的过程。不幸语言的障碍极其有力地妨碍了苏联科学界和其他科学圈子保持联系。学习俄文的困难大大加重了现有的政治障碍，使苏联科学得不到外界的充分赏识，并阻止它在发展国际科学事业中起充分作用。意大利科学的地位有点与众不同。它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足和其他圈子相提并论的，不过主要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它不愿意参加任何一个现有的圈子，甚至拒绝照苏联做法在外国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以外国文字在意大利期刊上发表论文。

科学交流圈的存在只能部分地克服民族科学的困难。为了教育目的和为了在所用语言同四种主要语言都不相同的国家内使人们都能理解科学，就有必要保持一套民族科学著作。

这样，例如在日本，除了在英国和德国期刊上发表论文以及在日本期刊上用英文或德文发表论文之外，还有一套涉及面广泛的纯粹日文的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几乎完全不能为外界所理解。在象日本或波兰那样有大量科学著作需要发表的国家中，这种做法虽然不幸，还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在较小的欧洲国家中，需要译成当地语言的著作比当地科学家能发表的著作多得多，这样做就几乎变得可笑了。

科学的民族特点　　我们已经谈过国际上科学界分裂的状况了。这主要是人为的而且是出于语言上的考虑而不得不这样。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民族特点以及各国的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关系。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固有的特点是十分复杂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些特点都是一些可以看得出的原因造成的。如果照法西斯教育部长的办法，把这些特点神秘地说成是渊源于民族的灵魂或者种族的血统，那便是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而且根本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特点怎样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促使整个科学往前发展。

我们可以在不同国家看到不同程度的科学发展。第一，是具有长期科学和工业历史的工业国的科学，不论它们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世界大国，还是象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这样较小的、但在历史上却对科学知识的发展有过同样重要贡献的国家。第二是美国、日本和苏联这样最近才大规模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科学。第三，我们必须注意到欧洲和亚洲的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科学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科学与社会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把苏联划出并且另外单独加以研究实际上是比较方便的。

老工业国的科学英国科学组织形式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国科学组织形式的典型。在这些国家里，科学和工业多少是不知不觉地一起成长起来的，结果就形成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毫无条理脉络可言。它通过它的传统并且通过科学界、工业界和政界之间存在的人事和阶级关系，来补偿它在正规组织上效率低下的缺点。这些国家的科学事业从传统得来的好处是：人们几乎本能地遵守某些行为的标准，这样就避免了一向会危及科学发展的因素：即科学家个人过分大出风头和自我宣扬，以致很容易转变为江湖骗子。在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的传统态度也可以造成不出成果的后果。因为人们重视年龄和经验超过重视干劲和进取心。所有这些国家的科学大权都操在同现代发展失去联系的比较少数的老科学家之手。不过应该说，积累下来的宝贵的传统、各学科中存在的学派以及科学家个人所享有的不受经济或政治压力的相对自由（就德国而言，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过去享有的自由），仍然使绝大部分新的和有价值的基本科学发现都产生在这些国家。它们仍然是科学进展的焦点。当其他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科学家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学派时，他们就是到这些国家的实验室来学习的。第一组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科学都有其具体特点，视各国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总和而定。这些差别不能不是十分难以明确说清的，然而它们却对科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科学的每一个有特色的传统都对科学总的进展作出过自己的有价值的贡献。

英国的科学　　英国科学的特点是从十七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它同德国或法国科学不同，特别讲求实用和着重类比。在英格兰，人们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其是通过感觉达到科学，而不是通过思维达到科学的。英国人的想象是具体而形象化的。法拉第把力看作是一种管状的东西。照他的想象，力很象具有橡胶制品的性能。卢瑟福把原子当作乡村集市上一种投掷椰子的游戏来加以研究。他把粒子投到原子上面去，然后看看有什么碎片落下来。英国科学家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如何作用？”英国科学界的三位伟大理论家中，只有牛顿是英格兰人。他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实验家。麦克斯韦是苏格兰人，而他们之中最纯粹的理论家狄拉克则是法国血统的人。英国科学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个爱讲实际的习惯和健全的常识。无论如何，直到最近，事实证明，自然界的作用一般至少是象一个工人的劳动那样简单。那些认为它神秘而微妙的人仅不过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而已。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科学只是几次对未知世界的成功的突袭。它不能提供一个前后连贯的全貌；英国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理论，而且不鼓励人们去思考。这些缺点在目前要比在上一世纪更为明显。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能奏效。大部分这样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大多数科学问题，只有依靠和粗糙的常识大不相同的一些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机械的模型已经帮不了多大忙了。在物理学上的这场伟大革命中，除了狄拉克一人之外，英国比其他国家大为落后了，虽然这场革命的根本实验基础主要是在英国奠定的。不过由于从德国来的流亡者大量涌入，也许还是能够把处理更为困难的理论问题的能力传授给英国人的。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科学的物质上的和组织上的特点了。

我们在这里重温一下这方面的特点，为的是用它来和其他国家对照。同英国的财富以及它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相比，它花在科学上的钱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它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少利用它的潜在的科学家。年龄在19岁到21岁的人中间大学生所占比重，在英国要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大国都小，比美国就更小了。这一点可以从下表中看出。苏格兰在这方面显得优越得多了。

英国科学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传统和崇高的成就。它仍然充满生气，但是却存在着这样一个危机：除非采取措施在适应现代条件的充分规模上加以发展，否则它就会比别国或新兴国家的科学大大落后。

纳粹当权以前的德国科学　　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德国科学界自称占有知识界的领袖地位、或者至少可以同英国科学界争夺这种地位可能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但愿促使德国科学取得这种地位的那些永久性特色并没有由于目前纳粹对科学的严密控制而化为乌有，只不过是暂时黯然无光而已。

我们必须拿纳粹当权以前的德国科学同英国科学进行比较，才能比较得充分些。德国科学尽管博大精深，却是较迟的产物。虽然德国技术在十五世纪已经比欧洲其他国家领先，德国却由于宗教战争而无法统一，而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强大的商业和政治国家在本国科学开始诞生时就已经统一起来了。因此，当时的德国科学界就仅仅限于从事关于神学的枯燥争论和关于炼金术的想入非非的推理。在十八世纪初，它还可以自夸莱布尼兹一个人就抵得过整个一个科学院。德国科学的诞生是由于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有力赞助下，从法国输入了科学。德国科学身上留下的那种受扶植的痕迹既是它的力量的源泉又是它的脆弱的原因。它从一开头就具有官办的性质，但是在十九世纪，当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已经允许科学发展起来，而且在德国科学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不少目前已经推广到整个科学界的组织方法。研究院校、研究所、大量的实验室技术、专业科学刊物的出版等等全都主要是由德国首创的。

德国科学在十九世纪的大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它同德国学术传统的联系以及官方的赏识给科学家带来的巨大声望。

而在英国和法国，这种赏识还是必须极力争取的。可是官办科学的这种蓬蓬勃勃的有系统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弊端就是：第一，不厌其烦而又有点故弄玄虚的治学传统，广引博证和对所引事实的繁琐注释；第二，科赫，欧姆或弗朗霍费等有独创才能和非正统观念的天才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德国科学的最有利的局面到将近十九世纪末叶才出现，正好赶上其来迟的工业革命。英国的讲求实际的实业家瞧不起只讲理论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德国的实业家却尊重这种科学家而且加以使用。德国化学工业尽管遇上战争和萧条，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学工业。它过去的巨大发展就是靠了工业家和新的理论化学家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这里还涉及国家利益。首先充分认识到科学对备战的价值的便是德国。军人阶层对科学所持的相当猛烈的反对态度并不能阻止德国陆军在1914年成为唯一得到科学界有效支持的军队。因此，科学有很多理由，理应得到官方支持。官方支持的方式与其说是拨给大量拨款，不如说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完善的基础科学和高级科学教学体系。

到1914年，德国科学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世界其余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德国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抗得这么久，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阶段中化学上的两项主要发明――把氮固定下来以便用于制造炸药的哈柏法和现代战争的主要新式武器毒气――都来源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