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第35/38页
可是科学所提供的新生活的前景和新的活动的可能性，再也不能象罗吉尔・培根时代到H.G.韦尔斯早年时代那样引起人们的极大热情了。在文学界，甚至在科学界中常见的这种保留态度，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对迄今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失望，部分是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科学中人道的和富于诗意的因素，部分地则是由于人们完全不能设想同今天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这种保留态度完全是有理由的。正由于过去成功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我们才陷于这一个境地：战争和经济危机不但不是遥远的偶然事件，反而成为家常便饭。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如果科学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这种结局就更加肯定而且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无怪乎科学家自己和普通大众对整个科学应用于工业的前景没有多大热情，虽然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带来的某些小的便利。科学应用于工业的前景恰恰有力说明，目前的状态极其不合理。这说明人们在技术上完全有可能妥善安排生活，而不必有目前的生活的大多数危险和许多不便。这种生活能把人类解放出来以从事新的和预见不到的任务。在这些更大的可能性对比之下，那些仅仅比照过去看今天的人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混乱和衰败程度。
但是，一但我们承认有可能而且事实上还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反对发展和应用科学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为了人类利益，也为了科学本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去促进这个制度的建立。
抛弃乌托邦 人们所以反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把一个科学管理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这种态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感情用事的反应，是一种渴望过比较简朴的生活而不理解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的幻想，也是看到比较幸运的阶级的景况而产生的一种错觉。这种态度流行于文学界是不足为怪的。它出现于E.M.福斯特的《机器停了》或者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崭新的世界》等著作中。不过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乌托邦作家们没有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或者引人入胜的境界。以H.G.韦尔斯为杰出代表的乌托邦作家们象批评他们的反动评论家一样，都是目前现状的受害者。他们的描绘所以不能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社会力量，仅仅按照现状设想物质上和生物学上的发展。除了象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中描写的那种只有情操细节没有别的内容的富于诗意的幻想之外，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两种令人厌恶的特征：由于组织完善而缺乏自由以及相应地无所作为。评论家们感到，做一个现代乌托邦的公民，便是自生至死都得到妥善的照顾，不需要做任何困难或费力的事情。乌托邦国民尽管身体健康、一表堂堂、和蔼可亲，却似乎太象机器人和道学先生了。平心而论，如果这便是将来所能提供的一切的话，那就似乎不值得牺牲目前这么多东西了。
新的文明：自由和斗争 无论如何，要使现在的人接受新文明中的人物是很困难的；由于人们对未来的人作了根本错误的描述，人们就更其难以接受了。一种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和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巨大变化（我们正看到这种变化的开端）自然要反映在对自由所持的完全不同的态度上。十九世纪的自由仅是一种虚假的事物。在这种自由中完全没有对必然性的认识。这种自由的基础在于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切人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有自由处置之权，无论是买也好卖也好、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其实，他们都得服从铁的经济学法则：这些法则是由社会形成的；但却被当做自然法则，因为人们不理解它们。在一个一体化的自觉的社会里，这种自由观一定要被另一种自由观所取代――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每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自己正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发挥一种自觉的和确定的作用，他就是自由的。
我们极难理解和欣赏这种自由；事实上，只有当我们生活在这种自由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它。我们时代的可怕的斗争和苦难主要是由于人类迟迟难以学会运用自己的新力量。这些力量和以往一样仍然是个人的力量，不过到那时个人将自觉地同社会一起表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象目前那样不自觉地通过社会来表示自己的意见。考虑到人类面临的任务的巨大，考虑到使人的欲望适应这样一种新的体制的任务的巨大，看来，去设想人类可以优游岁月的乌托邦，就太荒谬了。困难和斗争将会和以往一样多，不过将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目前人类在制止细小的、可以预防的弊病方面浪费了大量精力。虽然从技术上来说，已经可以做到免费供应基本必需品，可是人们还在为取得必需品而斗争。可以预防的疾病和完全不必要的社会和家庭烦恼把人们都拖累倒了。不过，即使消除了这些烦恼，也并不就等于说，可以舒舒服服无所事事地过日子。解放出来的精力将用于更有意义、更艰难的任务――建立一个真正有机的社会。
对人类的信心 人们为什么认为建立科学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呢？或者人们为什么认为科学的世界秩序即使做得到，也不值得去争取呢？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人类根深蒂固地缺乏信心。怀疑论者看到了世界目前的状况，看到了人们麻木不仁地甘心接受现有的极端苦难。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一个违反时代潮流的不稳固的经济制度而有系统地――虽然不是自觉地――促使人们堕落的结果。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人们为了反对这种经济制度正在展开的、表面看来没有希望但却永存不朽的斗争的意义。新世界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类的东西。新世界将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个新世界的人们及其后代将知道怎样来管理它。从基于理解的行动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和成就总是会不断增长的，虽然永远也不会完备无缺。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心醉神迷的境界，而是继续进行斗争和继续克服困难的基础。
科学和社会我们已经谈过科学在两个方面的应用：用于直接满足人类需要以及用于生产事业的生产过程，借以满足现代社会的人类需要。这些虽然都是科学的最直接的用途，却并不是科学在社会中仅有的用途。迄今科学仅仅被人当作一种满足欲望的手段加以利用，而科学本身却和这些欲望无关。科学好象是不相干的社会力量的奴仆；它好象是一种外来的不可理解的力量，有用处，但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好比是某个蛮族君王宫廷中被俘的工匠。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很能说明科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如果这便是全部情况，我们无论对科学也好，对社会也好，就不能抱什么希望了。幸而科学还有第三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功能。
它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起初是技术变革、不自觉地为经济和社会变革开路，后来它就成为社会变革本身的更加自觉的和直接的动力了。迄今人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进一步的作用没有什么认识；人们要满足的需要要末是对食物和住房的基本生理需要，要末是通过财富的积累而在社会上取得权力和声望的比较间接的需要。科学就是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成长的，不过随着它的成长，人们就更加理解它的功能了。
科学已经不再是怎样千方百计满足支配科学的人们的上述欲望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论述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已经初露端倪了。那就是，要把全体人类保持在身体健康而又有效率的水平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旦达到了这个起码标准，我们又怎样才能利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大潜力呢？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要解决它们，首先就要大大扩大科学的领域。不论有多少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都不够用。解决问题的障碍不再主要是来自物理学或者生物学领域了；阻力来自社会。要应付社会阻力，首先必须了解社会。可是假如不在同时去改革社会，就不可能对社会有科学的了解。现在的学院式的社会科学对于这种目的完全没有用；必须对这种社会科学加以扩大和改造。社会科学必须同塑造它的社会力量保持联系，才能成长起来。
第十五章 科学和社会改造
社会条件和科学
我们已经依次研究了科学目前的结构、它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这种改进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明白，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就必须进行变革，而且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变革，不过指出必须进行改革，仅仅是促成这些变化的一个虽然必不可少、但却是很小的步骤。我们将在这一章中考虑这些变革的前景以及阻碍或者推动变革的力量。这不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甚至根本主要不是科学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要想使科学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学上作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
科学如何改变社会
所以改革制度对科学和社会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为了实现制度的改革，科学家必须和力求达到同一目标的其他力量一起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科学主要是一种改革力量而不是一种保守力量，不过它的作用的全部效果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科学通过它所促成的技术改革，不自觉地和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它还通过它的思想的力量，直接地和自觉地对社会产生作用。人们接受了科学思想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科学家一定要把发展和传播这些思想当作自己的工作，不过把这些科学思想化为行动却要依靠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自从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这个过程就一直386在进行着，不过却是零星地没有配合一致地进行着。今后的任务是要使科学家的工作更加自觉、更有组织、更有效果；促使人民大众对科学家的工作有适当的认识，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便共同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科学所提供的可能性。
科学对于生产方法的影响 科学通过它对生产方法的无情影响所发挥的间接作用目前是，而且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它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困难是科学造成的，而且完全是由科学造成的。科学并不是直接造成这些困难的，不过它的确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旧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越来越变成一种束缚这种技术发展并使技术不能正常发展的障碍物。科学提供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有秩序的和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才能得到实现。在科学这样地促成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科学家抱有任何自觉的目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知识或者政治信仰而证明自己是如此有力量的。他们所施加的力量正由于其盲目性而显得格外无情。只有完全取消科学，才能制止科学促进社会改革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又有人半心半意地心慌意乱地企图压制科学。这种企图所以必然是半心半意的是因为，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当权者都认为科学是一种引起社会和经济紊乱、因而危及他们的地位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科学仍然是在和平时期谋取财势和战争时期争取胜利所不可少的东西。于是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别，除非把科学应用于上述目的，否则就要压制科学或者不加鼓励。我们所谓的对科学的摧残正是指这种并没有自觉的目的而对科学进行压制所造成的后果。
意识到这种摧残 科学家意识到这种摧残，就被迫去探索控制着科学本身的发展的一些因素，并且问道：科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阻碍，不能正常发展呢？许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已经联系到自己的工作而深有此感。不过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才越出各学科的界限，被看做是普遍情况的反映。科学家已经起来要求让科学发展并利用科学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破坏人类，虽然这种呼声的力量还不象科学家工作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那么大，毕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力量。因为除非能满足这种要求，否则，在目前经济制度下科学家就会从心甘情愿合作逐渐变成勉强同意，最后还会干脆拒绝合作或者暗中加以破坏。同时在另一方面，群众力量将从科学家那里了解到：科学家和人民都还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怎样阻挠人民得到科学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科学工作者
但是这种平行的发展能不能成功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且取决于科学家自己的地位、性格和目的。上世纪和本世纪的科学发展一面使科学家人数倍增，同时也产生了与现代科学奠基者类型十分不同的科学家。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化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要考察科学在社会变革中可能起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科学家即使在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机构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联系到战争和现在在科学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备战工作，就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一点。虽然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科学家反对利用科学进行战争，拒绝做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却有如凤毛麟角。他很明白，如果他这样做，他便会失业，有人还巴不得去接替他的工作呢。
在经济上的依赖性 科学家在经济上受到双重挟制。不但他个人的生计，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他是否能讨好他的雇主（这一点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作为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主要生活动力的工作领域。为了取得这个工作领域――从事科研的机会、购置设置和雇用助手的经费――单单不得罪施舍金钱的当局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设法主动去讨好他们。教书的科学家，处境亦复相似；他自己在经济上可能并不拮据，不过他得考虑到自己学生的生计。他不希望看到他们由于出身于一个进步观点流行的学校或研究所而受到歧视。除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影响之外，还有多少是有意识地操纵的人才选择办法。这种办法使一般遵奉时尚的人肯定占上风，特别是在争夺高级职位的时候。
遵奉时尚的倾向 社会环境的无孔不入、不知不觉的影响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这些直接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人才的挑选和培养办法对形成科学家遵奉时尚的性格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主要从中产阶级家庭挑选人才的办法本身就会造成科学家接受现状的局面，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要影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科学家接受现状。科学家在工作之余一般无殊于别人。不论他的社会出身如何，他的工作总是会使他置身于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中间。他大体上总是倾向于遵奉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在科学发展早期，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科学家寥寥无几，在人们意想中，他总是思想古怪，行为乖僻。科学的大规模发展使许多人进入了科学界。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要尽量显得象一个商界人士或者绅士。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出身工人家庭的科学家。他们在目前教育制度下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奋斗，因而不能象拥有家财的科学家们那样显得同自己的同事和经常同自己来往的人有所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有意识的压力，只是存在着一种普遍遵奉公认标准的气氛。
“我认为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典型会员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个人。他在某大企业中工作，并探索把镍加进公共汽车弹簧钢中的最好百分比或者从白喉患者的喉头摘取不受沾染的细菌培养物的较好办法之类点滴真理。他拥有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科学学位。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巴尔汉姆。他每周薪金为五镑，但在接到解雇通知一个月后即告终止。他看到同一单位中的一些其他的人，除一张利嘴和一身整洁的衣服之外什么资格也没有，可是他们作为推销员拿到的薪金比自己多一倍。
他不得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过如果他果真的碰巧发现一个的确有价值的真理，十之八九，他的部门领导人要设法取得这一发现的全部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
这个人是应该加入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千千万万人”的一个典型。我和他们不少人有私交。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无殊于你和我。他们希望多赚一点钱，以便舒舒服服地过活，希望稍有积蓄以防年老和生病时有不时之需，希望有一点余暇和金钱以便通过旅行和探求非商业性知识以增长见闻，希望教育子女，至少使他们具有不下于自己的知识，可以接自己的班。他们特别希望消除经常存在的那种恐惧：接到通知一个月后离职并随之失业一年。
这些人所以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科学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所以从事某一个职业、干着别人叫他们干的而不是自己愿意干的事、遵照指定的途径前进，而不能转到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作出重大发现的支路上去，尽管他们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进入皇家学会――他们所以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原因是：这是他们的生计所在。
他们不愿意参预国务会议。他们所以要传播科学真理，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的人取得了这种或那种的利益。他们所以要灌输崇敬科学的思想，是因为这会增加自己的体面并使自己获得较好职业。”《“伦敦会员”来信》，见《科学工作者》第9卷第5号，1937年，1月。
科学癖好 促使人们决定从事科学工作的许多特殊性格实际上助长了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科学家仍然是一个肯定心理不正常的人，虽然不象过去那么经常如此，也不象过去那么显著。他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力图去满足这种好奇心。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事业干扰极少。舍此之外，科学本身是一项极其令人满意的职业；从事科学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为感到世事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它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继续得到一般科学家，甚至许多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支持。
科学和宗教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是近代科学家遵奉时尚的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科学和宗教的斗争成为知识界斗争的焦点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科学家过去实际上等于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论者。
现在双方都向我们保证说：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由于发现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获得解决，同时著名科学家们在支持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神秘观点方面也不甘心落后于主教们。前后情况所以不同丝毫不是由于先前论战中的论点已经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确企图干涉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科学家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信教的可是他们在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为难的抉择：要末自己就得表现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俄国革命发生以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因为那时宗教作为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在早些阶段、在十八世纪末，也产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科学和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密切地、似乎也是无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当法国革命表明自然神论对现有秩序具有确定的危险性，科学也一度同样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发现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学同皈依教会和国王的态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取消了禁令。
狭隘的眼界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极其明确地说明，社会环境对科学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多么有力。社会环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而科学却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无所不包的，而科学则是高度专业化的。这些优点又由于十九世纪产生纯科学观念而得到增强。由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统坚决要求通过专业化培养技术能力并且否认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有机联系因此，在科学家看来，科学本身似乎就只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不能满足他作为人的一般需要。为此他就求助于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当代各种有影响的事物：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或美学。其中没有一种能很容易地同他们的科学调和起来。于是，他们就养成把头脑分成若干互不通气的区域的习惯。十九世纪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是这一态度的极其明确的例证。这种态度和十七世纪把科学扩大到政治、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伽利略对神学的兴趣和普里斯特利对政治的兴趣，同法拉第的桑德曼教式的宗教虔诚或者克鲁克斯的唯心论明显不同。这种态度的影响所及不但拆散了科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对科学产生反作用，使科学内容由于专业化和缺乏哲学的广度而变得贫乏了。
科学界的老人统治 我们前面指出的影响是对科学家个人产生作用的一些影响。在研究社会对整个科学的影响时，就得考虑到科学的组织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在这里有一个因素有力地妨碍科学家对社会力量作出任何积极反应。随着科学界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大，它的控制权就越来越落到年龄较大的科学家集团手中。目前这种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它起作用的方式。目前它是一个自动延续和自动加强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同政府和大金融集团发生联系。科学工作者人数和科学工作的内在复杂性都正在迅速增长。这就使老人的统治更为彻底，同时必然也使得他们更加无力理解自己所控制的机器运转情况。迄今推动科学前进的积极因素还是克服了这些阻力的，不过如果不能维持或者加强这种推动力，老人统治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玄虚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的伟大事迹。科学管理民主化和青年化是它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作为公民的科学家
幸而妨碍科学家加强社会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并不象相反的影响增加得那么快。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不过这也同时使他更加密切地接触到普通公民的一些切身问题。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科学家当中的下层群众而且适用于他们之中人数很多的一部分人，即青年科学家。商业文明向科学提供的好处大多数都归年长的科学家所有，而且归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人所有。的确，变成为数寥寥的幸运者之一的前景对其余的人产生巨大作用。不过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
形势的影响 这些对境遇和地位的直接考虑本身只能促使科学家极其缓慢地产生职业觉悟。但是除了这种因素外还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种种变化和不稳带来的其他因素。如果科学家处于世外桃源的话，他也许会证明是比几乎任何其他职业的成员更为恭顺和更为服服贴贴的人――不过他并不是处在世外桃源中。来自外界的激烈事态终于打破他的平静心境，并且强其他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能。在这些事态当中，近年最重要的有四件事：经济危机、苏联的建设、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备战活动的普遍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