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老》第2/4页
三姐家在城北的西三旗，乘车单程也要花费将近两小时。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接到我电话说“妈已经走了――”她拼命再返回来。已经晚了。此时的母亲已经装扮停当，静静地躺在平车上，准备上路了。
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加之三姐从没见过母亲一身暗紫『色』寿衣、穿戴富贵而且整齐，陌生、惊怕、懊悔、痛心疾首……一时间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先别哭了――妈走得很安详……妈不用再受罪了……”现在我反过来劝姐姐。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声音的微弱，颤抖。我的眼泪随时可以倾泻而出――但听说，人死的时候，周围亲人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会让逝者的灵魂更加不安，无所归适。所以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在告诫自己：母亲走的那一刻，我一定要忍住不哭。
太平间的师傅帮我们为母亲“铺金盖银”（一套金银『色』的绸子被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有很多讲究。而我们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事先曾有无数的至亲，提醒我们伺候老人“上路”时的诸多程序，但我们事到临头仍不免手忙脚『乱』。
是的，我们对家人的离去是那么的缺少经验。临终前的洗脸、擦身、穿衣戴帽，我们都做得毫无方寸。甚至更早，当初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在她受尽病魔纠缠，整日又哭又喊让人片刻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们除了抱怨，还是没有经验。竟不以为她那是病，不懂得她的叫喊比我们听她叫喊其实更痛苦，她的病折磨着别人，更是在消耗着自己……现在母亲走了，经验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母亲昏『迷』期间，一直靠氧气维持呼吸。医生查房时特意提醒我们：“记着每隔十几分钟，用湿棉签给老太太沾沾嘴唇，否则她会口干的。”我们才意识到，由于我们的疏忽，已经无形中让母亲受了更多罪――毕竟还是因为缺乏经验啊！
当你好不容易从实践中获得了一点照顾父母晚年的切身经验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上天总是残酷地把所谓的“经验”一次『性』给了你，又让你后悔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它。
第一卷 回家 第3章
母亲得病以来的十几年间，举凡大病小情，都是有我陪在她身边的。看病、吃『药』、陪护……知道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可算是得了老儿子的“继”了（大概是养儿回报、老有所靠的意思）。不管说这话的人出于羡慕、嫉妒或是讥讽，我都不在乎。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使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从心里稍稍感到一点骄傲，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我的遗憾――在母亲有生之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说当有一天，做子女的真的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要好好孝敬父母一场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已经把这种机会永远地收回了――人生的大无奈莫过于此。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母亲没有工作，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昂贵的医『药』费开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入院第一天，母亲住在急诊的监护室，一天下来包括『药』费、检查费、ct、胸片、氧气、化验、床位、心电监护设备等等，花了两千多元。
这样过了两天，一位姓罗的年轻大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了底――
“长此下去恐怕你们家属承受不了，老太太这病也就是再坚持几天的事，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不如撤掉监护仪，从监护室转到急诊观察室，继续维持用『药』，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不少钱――”看我如梦方醒，点头同意，他马上又补充说，“大主意还得你们拿，我只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考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别回头真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好心反落埋怨――怎么会呢？俗话说“治病不治命”，母亲命中有此一劫，我们也只有认命。只是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加委屈了母亲。
征得了我的同意，罗大夫在母亲的病历本上迅速写下――
“患者家人经协商，要求转出监护室。拒绝心电血压监护，留观在观察室，仅吸氧及目前输『液』用『药』维持，并拒绝临终抢救如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等，医师已向家属交代病情危重，随时会死亡，如出现一切后果，责任自负，签字为证。”
最后是罗大夫和我的签名。
没人『逼』迫我签。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签了。这一签字，母亲注定要在世上少停留几日。
深度昏『迷』中的母亲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就只好由她的儿女做主。我们一厢情愿地轻易决定了母亲是多活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现在想来，我们有权这样做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想再看到母亲粗重、痛苦地喘息了。病床上的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困难。她太难受了。母亲自己想必也不想这样吧。
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换了是由母亲做主，来决定她行将死去的儿子是否多留在世上一天，哪怕仅仅维持心跳和呼吸，我想母亲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嘶喊――能多留一天算一天！！！
这就是我们与天下母亲的根本差距。
可见，我们有多自私！
第一卷 回家 第4章
把母亲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亲成功平移。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想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
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铁塔”护士最初的力气和热情劲儿着实令人感动，我和姐姐连连道谢。可没过几天，“铁塔”护士出言便很不中听了。在她当班时，我们请她为母亲测量体温，或是报告她是否该及时加『药』了，“铁塔”开始变得很不耐烦，经常听她有意无意地甩出一句：“你们家属不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吗？”或者：“其实再加『药』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们拿来（『药』）我就给你打”……让人别扭。
倒是最先向我们交代实情的罗大夫，对日渐衰微的母亲依然每天认真查看，还主动提醒我们：即使老人快不行了，也要经常给她翻翻身，别长了褥疮，老人受罪（用湿棉签沾嘴唇的细节也多亏了罗大夫的提醒）。这种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候，医生一点一滴的人『性』关怀，都会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温暖。
我知道，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近乎冷漠的措辞，无非是怕万不得已的时候，家属翻脸不认账，事先分清责任，这对医院和医生都至关重要。我还知道，“铁塔”护士见惯了生死别离，可谓阅人多矣，她是有一说一，口无遮拦。但此时此刻的直言不讳，是有悖于医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在医生面前，病人永远是弱势，病人家属于是也就只有处处卑微、时时小心――这不反常吗？！
母亲与十几个来来往往的急诊病人同住一室，这使得我们陪护的家属不得不表现得谨小慎微，生怕母亲哪口气扌到上不来，恰被这拨儿病人赶上，给人家心里添堵。晚间的观察室是不熄灯的，送来的急症病人大都输完『液』就走。他们中，有受伤的工地民工，半夜突然摔倒的老人，跟丈夫怄气喝农『药』『自杀』的糊涂村『妇』，歌厅里为了女人被人花了的内蒙歌手……形形『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