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慧录》第2/21页
无可选择，你逃不开自己，
预言家们都这么说过；
时间和力量都无从打破
这一有待发展的生命雏形。
我们力量所及惟能做到的事，就是尽发挥我们个人的品质，让我们从事的事业，能够用上我们的才智，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极致避免其他的纷扰；因此，我们就得选择最适合我们发展的职位、行业和生活方式。
试想一个孔武有力的人为环境所迫，例如去从事伏案的工作，或是做需要精细手艺的行业，或是做研究、需要用脑力的事，被迫不用他具有的过人的长处；处于这种情况的人，终生都不会快乐的。更为悲惨的命运是，有人具有极高的智力，被迫未得发展或不让使用，而去做他体力可能不济的劳动。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得要小心，特别是在年轻时，避免胡『乱』臆断，认为自己具有某种优异的能力。
因为前面所述的第一类的福分，大大的超过其他两类，很明显的，比较明智的途径是致力于维护健康，培养能力，而不是全力赚钱；这一定不可误解为我们可以疏忽赚钱。严格的说，过多的财富对我们的幸福帮助不大；许多富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教化和知识，因为就不具有客观兴趣，让他们参与理知活动。具有财富能满足某些真正的和自然的需要，除此之外，它其实对我们的幸福所起的作用有限；的确，还可能有碍幸福，因为维持财富，必然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忧虑。尽管我们敢说，人的品质比人的财富，更有助于他的幸福，然而，人对发财的打算，比之吸取教化，其专心程度何止千倍。你会看到许多人，从早到晚像蚂蚁一样忙碌不堪，为的是啬财富。除了赚钱的方法之外，他什么都不懂；他的心灵是一片空白，因而不能接受其他的影响。理『性』的最高级的享受，跟他无缘，他无奈就只好沉『迷』于声『色』犬马中，任意挥霍，求得片刻的感受享受。如果他幸运，他奋斗的结果会真的发一笔大财，惟钱财始终得留给钱人，后人或是把它滚成更大一笔，或是挥霍精光。这样的一生，纵然看来渡过得有声有『色』，煞有介事，实际上和其他蠢人一样，愚昧地浪费了。
这就可以说，“人的自身”对于各人的幸福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一般而言，享有幸福的人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不必为生活发愁的人，跟那些终日为衣食奔走的人一样，毕竟同样感到不快乐。他们的心灵空虚，想像力迟钝，精神工萎靡，最后是物以类聚，他们就跟同类的人为伍，于是大家起消遣，追求欢乐，主要就是恣情纵欲，放浪形骸。富家子弟拥有一大笔钱，常常是短期内极度浪费地挥霍一光，为什么？其原因还是相同，根本是心灵空虚，对生存感到厌倦。他来到这世界，外表富有，内心贫乏，他尽力要用外在的财富，企图从外界所得到的一切，去弥补内心的贫穷，就像一些老人要藉少女取暖一样。到头来，内心贫穷的人，外在也同样贫穷。
其他两类福分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无须我在此多说：如今，得和名的价值，人尽皆知。当然，跟第二类相比，第三类似乎是飘渺的，因为名声只是由他人的看法而构成。或是，大家都追求名声，要有好名誉。勋位应该限于献身公务的人才可获得，大名望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得到。无论如何，好名誉是无价之宝，大名望是所有福分之中人们可能到手的最高级珍品。只有笨人宁要勋位不要财产。此外，第二类和第三类是因果交替的，有名就有利，有利也就有名，正好应验了古罗马人彼特罗纽斯（petronius）氏的一句格言，“人的价值在于他所拥有”（habes，habeberis）。
第1卷 第二章 人的自身（what a man is）
the two foes ofhuman happiness are pain and boredom。we may go further，and say tha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get away from the one，we approach the other。life presents，in fact，a more or less violent oscillation ebtween the two。
人生快乐的两大仇敌是痛苦和烦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要是我们够运气能离开一个仇敌，我们就按照离开它多少，而接近另一个仇敌。事实上，人生的过程就似乎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剧烈摆动。
我们在前面已经大体看出，人的自身对于个人幸福的促进，远比“人的所有”或“人的地位”重要。我们的自身，也就是我们所具有的『性』格和品质，总是需要最先考虑的；人的个『性』永远随着自已，是个『性』把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加上自己的『色』彩。例如，在各种享受之中，能得多少欢乐主要是依靠本人。大家都承认，在肉体方面的享乐是如此的，在精神享乐上更是这样。英文的说法“to enjoy oneself”（享受自己），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精癖的成语；例如，英文不说，“他享受巴黎”，而是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个『性』不健全的人对于人生欢乐的感受，就像美酒进到含着苦胆的嘴中一样，无非是苦涩的。因此，所谓人生的幸福和艰辛，不取决于我们的遭际，而在于我们如何对付它，在于我们感受它的『性』质和程度而定。简而之，我们的『性』格和品质，是惟一立即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快乐和幸福的因素。所有其他因素都是间接而非立即的，其影响可以化解和消除；但是人的『性』格的影响『性』，是永远的。这可以说明，由『性』格所引起的忌妒为什么最难平息――忌妒也是最善于掩饰的。
进一步说，在我们所作所为或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之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是存在并且持续的；我们的个『性』，在我们有生之年，每时每刻都一直或多或少地发生着用：所有其他影响都随着一切机缘变化而成为一时的，偶然的，倏忽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持久不变的是人的『性』格，不是财富（见eudemian ethics，vii。2）。同一理由，我们对于完全来自外界的不幸，比较容易忍受，而自己招来的不幸却更难应付；运数总是会变更的，『性』格则不然。因此，主观方面的福分――高贵的『性』格、精明的头脑、愉快的『性』情、乐观的精神、健全的身体，总之，身心健康是构成幸福的最为首要的因素；所以，比之获得外在的财富和外界的荣誉，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和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在所有这些内在的品质之中，对幸福最有直接帮助的是心情愉快洋溢；因为心情愉快的本身就是直接的奖赏。愉快开心的人总是有其理由的，但大抵跟天『性』有关。乐天的个『性』最能弥补其他福分的丧失。一个人可能年轻、英俊、富有而又受人尊重；你要是想知道他是否幸福，你只需要问，他『性』格是否愉快？在另一方面，要是他『性』格愉快，就不必计较他是年轻还是年老，背直还是背驼，富有还是贫穷――他是快乐的。我早年在一本超级大国书中看到这么几句话：你要是常常笑，你就快乐；你要是时常哭，你就是不幸。这无疑是简单地说法；但正因为它简单，尽管它近乎老生常谈，我就从来没有忘记。因此，当“愉快”敲门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愉快”，反而愿忌重重，考虑是否要让自己开心。我们不轻易让自己“心满意足”；之后又怕心情愉快会影响到严肃的思考或是重大事件。开心是直接而立即收获，它好像是“幸福”的现金，不像其他的福分只是支票；只有它可以使我们在此刻立即快乐，我们的生存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的一瞬。把握和促进这样的愉快感，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我们敢说，最无助于愉快的是发财，而最能促进愉快的是健康。在脸上能见到愉快和满足之情的，不就是那些较下阶级，所谓劳工阶级、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吗？在富有的上等人士的脸上，不是充满忧虑烦恼吗？因此，我们应该尽力维持良好的健康，愉快就是健康绽放的花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维持健康，像避免任何种类的过度，免除剧烈而不愉快的情绪，不可过分思想，每日做户外运动，洗耳恭听冷水澡等合乎卫生的措施，实在用不到我叨唠。每日没有适当份量的运动，没有人能保持健康；生命的所有过程，都要求做运动，以使各种功能的运作正常，不仅比较直接和有关的肢体要运动，而且是全身。亚里士多德说得好，“生命就在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义。人体的每一部分都不停而快速的运转。心脏在一收一张的重复中有力而不倦地跳动；每跳动28次，它就得把体内所有的血『液』流经动脉、静脉和微血管；人肺像蒸汽一样，不断地抽动；大小肠总是在蠕动；腺体无不经常地在吸取原料和分泌；甚至大脑也随着脉博的每次跳动和我们的每一呼吸，有它自身的加倍运作。有些人完全没有运动（许多终生伏案工作的人就是这样），其表面的静止和体内的『骚』动之间，存在着有损健康的显著的不当。体内这些不停的运动，需要一些外在的动作配合，没有运动就好像是在压抑情绪一样。连树木要长得好都需要风的摇动。这种情形用拉丁文简洁地说出就是：omnis motus，quo celerior，eo magis motus （运动愉快，它就愈是运动）。
我们的快乐如何依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又怎样仰赖我们的健康状况，可以用同一外在情景或事件，分别在我们心情好坏之时所造成的影响予以比较而看出。使得我们是否快乐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质或本身，而是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是怎能样。这就是艾匹克提塔斯（epictetus）所说的，“事物不影响人，是我们对事物的想法影响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快乐十之八九都依靠健康。有了健康，每一件事都令人高兴；没有健康，任何事物都不可让人喜悦；甚至是其他的福分――伟大的心灵，乐观的『性』格，都因为没有健康而变质和退化。所以两个人一见面，彼此首先问安，表达祝愿，实在有道理；良好的健康毕竟是人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为其他福分-财物、晋升、学问或名誉，更别说为了一时的感官享受，而不惜牺牲健康，是最最愚蠢的事。任何事物都应该搁放在健康的考虑之后。
尽管健康对于心情愉快帮助极大，而后者是构成我们幸福所必须，但是情愉快并不完全依赖健康；因为有人可能身体百分之百健全，而仍然『性』情忧郁，竟日愁思不已。它最主要的原因无疑出于天『性』和体质，尤其是我们的敏感『性』跟体力和精力的一般关系。异常的敏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绪，一种过份的悒郁，而不时爆发为无可压抑的意气洋洋。天才就是神经作用或敏感『性』过分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对，“在哲学、政治家、诗或艺术界杰出的人，都看来『性』情忧郁。”西塞罗常常这么说，“亚里士多德说，天才都是忧郁的”，无疑是想到亚氏的这一句话。
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性』情开朗的人，一类是个『性』阴郁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显出不同程度的感受『性』，有人感到失望的事，另一人会一笑置之。一般而言，对于痛苦的印象具有的感受『性』愈为强烈，他对于快乐的感受『性』就相对地低弱，反之亦然。对于一件可能转好或转坏的事情，如果这事变为不利，个『性』阴郁的人会懊恼或悲伤，如果变为有利，不会高兴。另一方面，『性』情开朗的人对于不利的问题，既不忧虑也不会不安，如果转为有利，就会大喜。事情十有九件成功，前者不会高兴，反而为一事未成而烦心；后者如有一事成功，就能找到慰藉，保持开心。然而真相还有另一面，凡事有弊必有利；对于个『性』阴郁、也就是抑郁不安的人所须克服的不幸和痛苦，总的说来，多是想像的，并非实有其事，而开朗漫不经心的人所遇到的，大不相同；一个悲观的人，对事情总往最坏处想，并采取相应措施，在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失望，凡事总往光明一面看的人就不同。当到内心本有忧郁的倾向，若神经系统或消化器官出『毛』病，这一倾向可能会改变为长期的不舒适，进而导致对人生产生一种厌倦感。『自杀』的趋向因此而出现，甚至最微小的事故就会触发『自杀』；的确，当这种趋向进入最严重的情况，全因为他长时期不快乐，根本无须特别事故发生，有人就可能想到一死了之，就那么冷静地、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心；我们从这些病患者一般都需要人监视，从他们一旦趁人未防范就丝毫不畏缩、不挣扎地利用各种方法自尽，可以看出真相。即使最健康的人，甚至是最开朗的人，在若干情景之下，也可能想到以死解脱，例如他所受的痛苦，或是恐惧某一不可避免的不幸，到达相当程度，就超出对死亡的恐惧。其间的不同只是所需要的受苦程度而已――开朗的人感受度比较高，阴郁的人比较低。愈为忧郁，所需程度愈低；到最后，可到达零度。一个开朗的人，健康良好，一定要很高度的痛苦才会引起『自杀』。在导致『自杀』的这两个极端，一端只是由于内心忧郁的病态，一端是『自杀』者身心健康、完全出于客观理由，其间都各含有无数不同的程度。
美貌也部分的跟健康有关。生得漂亮的人可说占尽好处；虽然正确的说，它不能直接地促进我们的快乐。美貌对促进快乐的是间接的，是因为它能予人好感；它带来的好处不少，即使是对于男人。生得漂亮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让人立即喜欢推荐信的持有者。荷马（iliad，iii。65）诗句特别适合这里：
神的至上礼物不可藐视，
这馈赠，无人能随意获得。
略加考察就会知道，人生快乐的两大仇敌是痛苦和烦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要是我们够运气能离开一个仇敌，我们就按照离开它多少，而接近另一个仇敌。事实上，人生的过程就似乎是在这两者的剧烈摆动。理由是，其一端与另一端彼此呈现双重的对立，即外在或客观，内在或主观。困境和贫穷产生痛苦，富裕又使人烦闷。于是乎，低下阶层为贫困、也就是为痛苦，富裕又使人烦闷。于是乎，低下阶层为贫困、也就是为痛苦作不断斗争之时，上层阶级却时常跟烦闷奋力而战。*我们对痛苦的感受力，跟我们对烦闷的感受力成反比，而由于心智能力跟感受力直接地成正
（*游牧生活是文明的最低下状态，可在游客（代表最高级的有闲阶级）身上找到对当的情况。前者因贫苦而产生，后者是为了补救生活上的烦闷。）
比，我们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便由此而产生。现在解释如下。所谓迟钝，一般而言，是跟迟钝感觉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各种刺激对其神经影响不大，这样的『性』情对于痛苦或忧虑感觉不强烈。心智的迟钝，说到底，只不过是在许多人脸上所现出的“心灵的空虚”，这一心理状态，从人们对外界的鸡『毛』蒜皮之琐事，都不断热切地关注可以看出。这空虚就是烦闷的真正来源，它总是渴望外界的刺激，冀命名心灵获得藉口有所排遣。因此，在刺激的选择这方面并不挑剔，这从人们所诉求的消遣的可怜方式，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性』质，还有他们在门口闲谈、或从窗口张望，在在都可以证明。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心灵空虚，人们寻求各种社交、消遣、娱乐、奢华，终而导致荒唐与困厄。对付这些困厄的最佳保证，是心灵的财富，因为人们的心灵财富愈多，愈是没有烦闷的空间。永不枯竭的思想活动！在自我和自然的千百现象中尽有新的可资应用的题材，更可以把它们构成新的结合――除了休闲的片刻之外，我们的心灵随时都可得到激励，“烦闷”是无法跟它高攀的。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智力深植于高度的感受『性』，更大的意志力，更大的热情；从这些素质的结合中，人们就有更大的能力孕育感情、感受身心痛苦，更有耐心对付障碍，更是憎恨阻挠――所有这些倾几进一步会由于想像的力量、各式（包括不愉快的）思想的生动『性』，而获得增强。以上所讨论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人，从下下愚到上上智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因此，不管是从主观或客观方面而言，我们要是接近人生苦难的来源之一，我们就远离另一苦难。这样，我们的天『性』会导致我们促使客观的世界尽可能的符合主观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会采取最大的措施，避免我们最可能遭受的苦难。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能得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他对“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愈为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就愈少――其他人愈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当然如果智慧的“质”能由“量”弥补，那还值得在这个大千世界过日子；不幸的是，一百个愚人抵不上一个聪明人。
一般人一旦免于贫困的痛苦，便不惜一切要消遣、要找友伴，逢人就能交往，惟恐只是单独一人。因为独处时，每个人只能靠自己，各人的自身条件便显『露』出来；可怜的个『性』是人的终身负担，愚人纵然是出身显贵，仍然会被他的个『性』所累，而有才智的人因为充满生动之思想，能使荒地似苦充满人群。塞尼加说，“愚蠢就是负累”，实在是至理名言，可以跟《圣经?德训篇》（excclesiasticus，xxii。ll）的一句话加以比较，“愚人的生命远逊于死亡”。一般来说，有人喜欢交接朋友，就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我记得一份在法文报纸阅读守，北美有些黑人最爱一大群人聚集在小块地方，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彼此为伴。
头脑可以认识是生命体的寄生物，它好像是寄居于身体的福利领取者；得之不易的闲暇让人能享受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是人体所有其他部分辛勤劳苦的成果。但大部分的人闲暇能产生什么呢？――除了正在为欢作乐、或是做傻事之时，只是感到厌烦和无趣。这些闲暇的价值太少，可以从大家如何打发闲暇看出，一如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愚蠢的人空闲时刻是多么可悲啊！一般人只想如何“消磨”时间；有点才智的人是尽量如何“利用”时间。才智有限的人易感烦闷，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当到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休息，有些人才智随之放假，他们的才智跟意志一样，需要外因来发动。其结果就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可怕的停滞――简言之，烦闷。为了对付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争相从事仅可欢娱一时的琐事，希望这样可以让意志作用，从而得以运用智能；因为完成意志之动机的是智能。跟自然的真正动机相比，这些动机只是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价值是随意订定的――纸牌和麻将牌等的发明，就是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发明的。一个人无所事事之时，可能玩弄手指，敲打任何东西，甚至拿着一支雪匣烟也好，以代替运用大脑。因此，在各个国家中，玩牌都是社会上的主要消遣，它可以衡量社会的价值观，也是思想破产的表象。因为人们没有思想可以把玩，他们就玩牌，都想赢对方的钱。真傻！为了做到公平，且让我谈一谈玩牌的好处；它能够让人学习世故，如何蝇营狗苟，怎样能巧妙对付由机运决定而不可改变的情况（例如，刚拿到的一手牌），这就是尽力为之，必须要学一些伪装，情况恶劣时还脸上堆满笑容。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是这样，玩牌肯定使人玩物丧志，因为它的整个目的就是运用各种伎俩和计谋，去赢得别人的钱。在牌桌学到的这些习惯，就会深植而且进入实际的生活中；在每日的事务中，人们逐渐把真实人生看作牌局，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地运用优势，只要不逾越法律的范围。我这里所说的要点，在商业界中每日可见。闲暇是在存的花朵和成果，它让人能掌握自己，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福了。但大部分的人能从闲暇得到什么呢？――只成为一个无用的家伙，感到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兄弟姐妹们，高兴吧，因为“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民的儿女。”
进一步说，正如不需要进口、或是很少需要进口的国土是富足的，具有足够的内在财富、而无需他人帮助或所需他人帮助不多的人，就是最快乐的。进口物品昂贵、显出需要依赖他人、还带来危险和麻烦，而说底，终归不如本国货。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期望过多，或是一般地不对外在的世界寄予太多的厚望。一个人对另一人的助益是有限的，到最后每人都需要独立自恃，重要的是能独立生存。歌德在《诗与真理》（卷3）说过，“对于每一件事，大家毕竟都在冯靠自己”，这一道理可以在此处引用；高史密斯（boldsmith）在《旅行者》也说：
我们若要制造或寻求幸福，
无处不需要依赖自己。
“自己”是人的可能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的和最大的来源。愈是这样的认识――人愈是多在自身寻求欢乐的源头――他愈是快乐。亚里士多德说得真对，“做到自足就是快乐”。快乐的所有其他来源，按其『性』质来说，都是最不确定的、不可靠的、易逝的、任冯机会的；即使是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中，其他来源都可能一下子用尽；这不仅量不能避免，而且也不是一定可以到手。到老年，下面这几项快乐的来源大多会枯竭：热爱、机智会消失，旅行的意欲会减退，不再那么喜好马、或喜欢实社交；亲友也逐渐死去。那时候我们更要依赖内在的财富；只有内在的财富会长久地跟随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惟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乐来源。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得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的，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秉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瑞典女王克丽丝汀娜（queen christina）在十九岁的时候，笛卡尔已经在荷兰渡过20年严格的静修生活，她除了听到的有关报告之外，对笛卡尔的认识只限于一篇文章，她当时谈到的笛氏的一句话，颇现出高度智慧，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一生似乎最值得我们羡慕。”当然，外在的环境一定需要相当有利，才可让人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幸福，笛卡尔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像我们在《传道书》（vii。ll）所读到的一样，“有智慧加上家业更好，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获得上天和命运所赋予智慧的人，将会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开放内在的快乐泉源；要做到这些，独立和闲暇是需要的。要获得独立和闲暇，他会自愿节制欲望，珍藏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别人，他的快乐不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这就使他更会是那么克制而谨慎。因此，他不会为了期望官位、金钱、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而出卖自己以迎合低级意欲和粗俗品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尊从贺瑞斯在信中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劝告：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职、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歌德竟然这么做了，幸运拉我往另一方向发展。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人生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心，得到亚里士多德所作出最为正确的观察的确认：亚氏在《尼可马氏伦理》（i。7）中说，“每一乐趣都必须先要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运用某些能力，做不到这些，乐趣不可能存在。”亚氏主张，人的快乐幸福在于自由运用一己的最大才智（vii，13，14），司徒伯斯（stobaeus）在阐释消遥学派的哲学时，也说出同样的话：快乐幸福就是有力地进行自己要做的工作，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他解释说，“有力”就是能掌握有关问题和技术（eclogae ethicae，卷2第7章）。上天所赋予人的那些能力，原先的目的是让他跟大自然的困难搏斗。但如果无需作这样的搏斗，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倒变成人的负担；因而我们就得用工作或玩耍消耗精力，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是有钱的上层人士。古代诗人及哲学家卢克雷夏斯（lucretius）曾经描写那些人的可怜景象，其真义仍然可在今日的每一大都市的生活中见到：
有闲的富人很少待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