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慧录》第9/21页



这样,我们就明白,世界上最为虚荣的人,为什么总是把“光荣”(la gloire)挂在嘴上,心中却深信它可以作为建立伟大的功绩和创造杰作的鼓励。但是,名声在『性』质上是次要的,它只是优良品质的回声或是影子;无论如何,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真相是,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到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是在才智方面所藉赖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是在才智方面所藉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个人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至于他人对一己怎么个想法,也就是个人天『性』之反照所得的影像如何,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实在是微乎其微。有份获得名声而未得名声的人,既是拥有使人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应该能安慰自己未能得到次要因素。令我们受到『迷』『惑』而盲目的大众所捧出的大人物;伟人的快乐不在于后人会记得他,而在于他所创造的思想值得珍藏,在往后的长时期会有人研究。

此外,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成就,他就具有的东西是别人无法夺走的;这种东西跟名声不甘落后同,它是完全靠自己而获得。如果把赞赏当做主要目标,被赞赏的对象必定是不相称的。浪得虚名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事人藉靠它而生活,而其人并无真才实学作基础,名声不过是这种基础在外表可见的象征而已。侥幸所得的名声有时还会让当事人困窘,因为总会有那么个时候,尽管沉浸于自我欣赏的错觉中,他会觉得未曾高爬而位于高处的晕眩,或是把自己看做伪造的钱币;在害怕被揭发而身败名裂的痛苦中,他在智者的前额上读出后人对他的判决。他好像是靠假造遗属而占有财产的人。

死后到来的名声是最真实的,虽然他本人并未领受,然而他却可称为幸福的人。他的幸福在于他既有让他获得名声的伟大品『性』,他又得机会发展自己――他具有悠闲可以随心所欲而有所作为,让自己全力从事个人所喜爱的事业。出于心灵深处而完成的作品,才可望获得桂冠。

使得人们幸福的是伟大的灵魂,或者说是才智上的富足;这种才智一旦在成品上得以展『露』,将会获得未来多个世纪的赞赏,其思想能使本人在生时快乐,到以后又成为久远后代之高尚心灵的研究对象和喜悦的泉源。身后名声的价值,在于其人一定值得赞赏;这是自然而然的报答。注定可得名声的作品是否是创作人有生之时可以出名,完全冯靠机运,并不太重要。一般人并无评鉴能力,绝对无从常识伟大作品的玄奥。人们总是受权威的左右;在名声广为普及之处,百分之九十九都只是冯藉信任的。如果生时就扬名四海,智者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一位音乐家看到听众们大肆鼓掌叫好,如果他知道听众们几乎都是聋子,而且为了掩饰弱点,他们一看见一两个人鼓掌,就立刻跟着用力拍手,你想这位音乐家会感到喜悦不会?如果他又晓得这一两个人是受雇以确保这个最无才分的表演者获得最响亮的掌声,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不难看出,为什么同时代的称赞很少发展成为死后的名声。达蓝伯特(d’alembert)有一篇描写文学殿堂极为精癖的文章,他写道:这所殿堂的正厅所居住者,尽是生前不能占得席位、现在已经过世的伟人,还有极少数的几个活人,后者在死后就几乎都被赶出去。让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为某人在他生时立碑,等于是宣称,后代人对他的评断是不可靠的。万一有人看到自己名副其实的声誉得以实现,很少是在本人老迈之前,文艺家和音乐家是例外,哲学家则绝无仅有。这点可从冯作品出名之人的肖像,得到证实;因为这些肖像大多是主人翁获得名声之后才绘制,一般都是苍老的,特别是以哲学为终生事业者。从幸福快乐的观点言之,这是很适当的安排;一个凡夫俗子又有名声又有青春,怎么说都是过分的。人生的处境并不是富裕的,任何好东西都必须厉行极度的节约。青春就是一笔大资产,享用不尽,人们应该心满意足。年老时生命的喜悦和欢乐逐渐消失,就像秋天树木的叶子,名声宛如冬天的一棵长青树,适时地发芽生长。名声又好比必须在整个夏天生长才适合在圣诞享用的果实。在年轻之际用尽全力所完成的作品,在自己年老时仍然感到它青春依旧,该是一生最大的安慰。

最后,让我们较为仔细地察究一下各种学艺与智力活动所可获得的各类名声;我的讲座所拟直接针对的,就是这些名声。

概括说来,我认为心智上的优越『性』在于建构理论,也就是把若干客观事实作成新的组合。这些事实的种类极为不同;但是,事实愈是大家明白,事实愈是日常经验的范围之内,如果把这些事实加以理论化,所能获得的名声就愈为广阔。例如,要是有关的事实是数字、线条或是某专门科学,诸如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古代献考证或是疑难史料探索,学者们因为正确地运用有关材料而获得的这类名声,大多不会超出各个学术圈子――人数不多,其中大部分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对于在其他专业享有盛名的人感到羡慕。

但是,如果研究的资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例如人的心灵或心脏的基本特征,或是经常在我们眼前出的物理现象,或是自然律的一般规则,要是在这些方面提出明确而实在的新理论,对有关资料有某一亲的理解,这样赢得的名声不多久就会扩展到整个文明世界:因为资料既是每个人能了解的,其理论也一般是明白的。可是,名声的程度则需要看所克服的困难而定;资料愈为大家听了解,要建构既新又合乎数据的理论就愈为困难;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脑子都为这些问题忙碌,要提出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可能『性』很少,甚至是零。

另一方面,大家不轻易见到、只有经过几许困难和努力才可望获得的资料,总是容许新的组合和理论;只要有正确的了解和判断(并不涉及怎么高的智慧),锲而不舍,要找到某一合乎实情而崭新的理论,机运就不难降临。但是,在那些道途上获得的名声,很少能够超出同行小圈子的周围。解决这类的问题,仅仅就是在了解资料上,无疑地也需要大量的钻研和辛勤;然而,在那可获得最大、最广阔的名声的道路上,要掌握有关资料,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愈是不需要费气力,就愈需要才气或天分;在此等才分和辛苦钻研之间,不管是真实价值方面,或是在得到人们尊敬方面,根本就无从比较。

因此,感到自己具有良好的理解力和正确的判断,但不是天分最高的人,就不应该害怕辛苦钻研的人不难出类拔萃,到达只有靠苦学才得门径而登入的幽静地带。在这领域中,敌手非常少,只需要中等才能之人就可不久找到既新又符合数据的理论;了解他所研究的主题的,只是同一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的鼓掌,等到达及那些远处的大众时,声音已是非常微弱。但如果他遵循这条路线下去,到末了他所拥有的各种资料,因为它们难于获得和了解,就足够建立名声,而不必去建构什么理论――这好比一个人到遥远而不为人知的国家旅行,他的见闻就能使他成名,他的思想反而无用了。这类名声的大好优点在于,说出本人的见闻,远比把思想传授给别人容易,人们要领悟描述不难,要了解思想就很艰辛得多,阅读这两类文字的情形相似,一类比另一方面类要困难;asmus 说:

每当游子漂泊异地归来,

他总有奇闻可谈。

尽管如果,要是私下认识一些知名的旅行者,当会让我们想起贺瑞斯的一句话:

旅行海外的人经历过不同气候,

但原本的爱好和想法还是一样。

(《书函集》,i。ii。27)

但如果有人发现自己拥有大智力,独自就有能力着手解决所有的难题中的难题――宇宙之间的,还有人类中最大的规模的,他大可朝各个方向平衡地扩大他的看法,避免在错综技途上『迷』失,或是深入偏僻的地区;也就是说,不可为各专门学科过于分心,对其中之某些细节更不必说。他无须为了逃开一大群对手、而选择艰难的学科;人生中的共同问题尽在大量的材料,让他建构既严肃而又合乎理据的新理论;他作出的贡献,将会获得了解他所处理之题材的一伙人所欣赏――这伙人毕竟是人类的大多数。在专攻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矿物学、文献学、历史学的那些学者,与探讨人生大问题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其差异真有天渊之别。



第1卷 第五章 思辨与箴言(counsels and maxims)

life consists in movement ,says aristotle;and he is obviously right。we exist,physically,because our ccanism is the seat of constant motion;and if we to exist intellectually,it can only be by means of continual occupation-no matter woth what,so long as it is some form of practical or mental activity。

亚里士多德说得对,生命就在于动。我们之所以存在,从实质上说,是因为我们的有机体是不断地动的所在;如果我们要明智地生存,就得不断地使“心”有所用――不管做什么都行,只要是一些实际的或内心的活动。

在这一部分,如果要提出一套指导人生的守整文献,我就得重复无数的售语箴言(其中有一些绝妙),那些由各时代的思想家,从西奥格尼斯(theognis)和所罗门到拉劳士福古(la rochefoucauld),所留下的心血;我要是那么做,不可避免地会让读者面对大量的陈腔滥调。

既然未能对题目有详细交代,在很大的程度上,著者也得放弃有系统地安排题材。对于这样的双重损失,读者可以告慰的是,在指导人生这一题目上,如果要求予以详尽而有系统的处理,事个作品几乎一定会沦为无趣乏味。我只是写出我的思想中值得写出的――一些据我所知还没有别人说过,无论如何,别人还没有用同样形式表达的思想;我讨论可以认为对这一广大的领域所已获得的成就,有所补充。

但是,为了让众多不同 见解和忠言在这里做出有次序的介绍,我将把有关材料区分为总的看法、处己之道、处人之道、以及如何对待世道和命运。

一、总的看法

(1)人生的睿智行为的首要规则,在我看来,包含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氏伦理》(vii。12)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原文可译为:明智人士所致力从事的是免于痛苦,不是寻求欢乐。

这句话的真实『性』,在于申述一切欢乐和快乐的消极『性』质,也就是指出一项事实:欢乐只是不具痛苦,痛苦却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成分。虽然这一命题我在我的主要著作《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卷1第58节)已提出详细的论证,我在这里有需要增列一个在日常环境中时时可发生的例子。设苦除了某小处有点痛楚,我们的向体是完好的健康的:这一小处的痛楚会完全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失去整体的幸福感,并摧毁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安乐和舒适。同样的,除了一事未达天目标之外,我们所有的其他事情都尽如心意,这一件事就将会不断的烦扰我们,虽然它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一桩事。我们总想到这件事,很少想到我们做得极为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其他各种事。在这两个事例中,都是我们的“心意”受到挫折;其中一个事例,是挫折具体地发生在我们的有机组织中,另一个事例,是它出现于生活的挣扎之中;这两个事例都说明,心意的满足在于完全不过到阻挠。因此,快乐给人的满足,并不是直接感受到的;充其量,只有我们在考虑到我们的状况时,我们才觉得有快乐这么一回事。但阻碍或是钳制我们心意的原由,却是确实的:它会不折不扣地宣布它的存在。所有快乐的维系都在于把这一钳制除去――换句话说,把我们从心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是以快乐这种状态从来不会维持得长久。

上面我们引自亚里士多德的绝妙规则,要求我们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不幸,而不在于求取其中令人欣喜和惬意的事物,其真实根据就在这里。如果这些话没有指出一条可采择的正确途径,那么伏尔泰所说“快乐不过是梦、忧伤却是现实的”1便是妄语,而事实上他的话十分可信。一个人想要评估自己的一生是否快乐,一定需要把他所逃过的各种劫数一一记下,而不管他所曾享受的欢乐。这也是“幸福获致术”的不二法门;因为“幸福获致术”的起始,就是先随认它的名称本身就是委婉说法,“生活幸福”就是指“生活不那不幸福”――即渡过一个可以容忍的生活。毫无疑问的,我们之所以获得生命,不是去享受此生,而是克服此生的困难――走完人生路。有无数的说法都用来表达这个意思――例(1 [le bonheur n’est qu’un reve ,et la douleur est reelle])如拉丁文的“克服生命、渡过一生”2;(degere vitam,vita defungi。)或是意大利文的“但愿能渡过此生!”3(si scampa cosi);还有德文的“我们必须尽能力过日子”,“吉人天相”4,(man muss suchen durchzukommen,er word schon durch die welt iommen)等等。到年老时,想到比重的任务已经功德圆满,不能不是莫大的安慰。最快乐的命运,不是去经验到最怡人的欣喜或是最大的欢乐,而是我们把生命带到终点,未遭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我们所经验的欣喜或欢乐,去徇一生的快乐与否,是采用了错误的标准。因为欢乐毕竟是负面的;认为欢乐会产生快乐是一个错觉,是受到羡慕心的偏爱所致,难免不最后获得惩罚。痛苦予人的感觉是不折不扣的,痛苦不存在是快乐的真正标准。如果我们未遭受痛苦,而且又不觉得生活枯燥,世上快乐的必要情况都已经达到;其他一切都是虚妄的。

这么说来,我们绝不应该用痛苦的代价去换取欢乐,即使只是局限于招致痛苦的风险,也不应该去冒犯;要是那么做去,就是以正面而真实的去换取负面的虚幻的;但为了避免痛苦而牺牲欢乐,却是有纯利可得的。至于痛苦是跟随在欢乐之后,或是以欢乐之前来到,都是无关紧要的。企图转变当前的苦难的情景,使成为欢乐之园地,致力于争取欣喜和欢乐,而忽视获致最大可能的免于痛苦――可是多少人都这么做!――完全是违反天量;因此,采取悲观的看法,把世界看做一种“地狱”,集中我们的努力,让一个狭小的空间不受到炼火的侵袭,不失为明智之举。愚蠢人追趋生活中的欢乐,结果发现受骗;明白人避免其中的祸害;后一类人要是遭遇不幸(尽管他们小心翼翼),那是命运的过失,不是出于自己的愚昧。只要人的努力有所成功,我们不能说他在错觉中渡过一生;他所躲过的祸害是千真万确的。即使他过分努力逃避不幸,无谓的牺牲了一些欢乐,他在实际上并未因此蒙受损失;因为所有的欢乐都是虚妄的。为了失去任何欢乐而悲叹是肤浅、甚至是可笑的行为。

乐观的想法导致我们未能认识这项真理,是多少“不幸”的来由。在我们免于痛苦之际,我们心中不守本分的意欲,替我们指出某种虚幻的“快乐”的影子,诱『惑』我们去追随“快乐”;照着那么做,我们会招来痛苦,而痛苦是千真万确的。事后,我们将会以惋惜之心,看待那种已经丧失的无痛苦的状态;一个乐园我们已经赌光了;乐园不再在我们身边,我们盼望能毁弃那已经造成的错误,可是徒然。有关这些愿望的幻象,我们大可以假想是某些邪魔作崇,这些幻象的发生无非是诱『惑』我们离开那种无痛苦、也就是构成我们最为快乐的状态。

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可能会想,这个世界就是供给我们享受的,它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快乐”的定居地,只有不善于克服沿途困难的人们才会找不到快乐。每当他读到诗歌和传奇小说,加上又被这世界的彻头彻尾的表象所欺骗,这一错觉就更是深植于他的心中(关于这一点,我在稍后还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是,他的生活总是刻意在追求真正的快乐;他还把快乐看作是一连串的确实的欢乐。在寻求这些欢乐之中,他会遇到困难――这个事实我们需要谨记。他在猎取并不存在的猎物;因此,他到后来遭受到一些非常真实而且确定的不幸――痛苦、困顿、疾病、损失、忧虑、贫穷、羞辱,以及人生中成千的所有祸害。等到他发现这一鬼把戏在他身上玩耍过,为时已晚。

但是,如果我们遵守上面提出的规则,采纳一个以躲避痛苦为尚的人生计划――换句话说,采取谨慎的手段对付贫困、疾病、以及所有形式的苦难,其目标就极主具体,我们一定可达到相当的成就,因为我们的计划未着眼于直接的获取快乐,并未受到幻像的扰『乱』。这些话符合歌德《亲和力》5(5:wahlvewandtschaften”elective affinities”,或译为“有择亲和『性』”)中表达的意见,该作品中有一个人物叫米特勒(mittler:“和事佬”),他总是尽力让人家快乐,歌德藉他的嘴说出:企图去年不幸是一项明确的目标,但希望具有优于自己已有的命运,是盲目的愚蠢。同样的真理,在那美好的法国谚语中找到――不能跟命运之神为敌6(6:le mieux est i’ennemi du bien)。这些也是犬儒学派之哲学系统的首要思想,我在我的主要著作(卷2第16章)中,已经谈到过。犬儒派人士彻头彻尾的驳斥欢乐,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要不是痛苦总是或多或少的各欢乐纠缠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脱离苦海比之获得欢乐,似乎要容易得多。他们对于欢迎的负面『性』和痛苦的正面『性』,印象极为深刻,于是就不断地努力,致力于避免痛苦这一方面。按照他们的看法,要达到上述目的的第一步,是彻底而刻意的拒斥欢乐,他们认为欢乐的作用在于套住世人,让他们深深陷于痛苦之中。

正如席勒(schiller)所说的,我们都诞生在一个恬适的理想世界。换句话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充满对于快乐和幸福的憧憬,并且希望确实能一生完美。但是一般来说,命运总是不客气的老早教训我们,我们并不能真正拥有什么,世上的每样东西都由她统驭,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我们的配偶或子女,甚至我们的手臂和腿、眼和耳、以及脸部正中的鼻子,都掌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不久就会从经验中领会到,所谓幸福和欢乐都不过是海市蜃楼,从远处可以见到,接近时就消失了;在另一方面,折磨和痛苦却是千真万确的,其现实『性』无缓动余地,不容许妄想工虚假的希望置身其间。

如果经验的教训对我们产生效果,我们不久会放弃追逐欢乐和幸福,多想想怎样使自己获得安全,不受痛苦和折磨的侵袭。我们知道,世上最理想的生活,莫过于不具痛苦的生存――一个平静可忍受的生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要求限定在这个范围,即是不超出我们有更大把握可望获取的一些事物。因为不想终生苦难的最安称的途径,是不个盼自己非常快乐幸福。歌德年轻时候的朋友梅尔克(merck)必然深感这话的真理『性』,他这么写道:“人们对幸福有所要求的方式是可怜悯的,这也与他们的欲望息息相关,意致把世上的一切事情都败坏了。人们如果能把这项要求抛弃,除了眼前已有的东西以外,一无所求,就会有长足进步。”(见《梅尔克来往书信》,页100)这么说,把我们对欢乐、财产、官位、声誉等等的期望,加以很合理的限制,是值得采纳的;因为这种试图获得幸福、显赫人世、一生都充满欢乐的努力奋斗,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不幸。对人生有所要求就会很容易不快乐,而想要生活快乐实在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明白这一道理我们当会减低对人生的要求,认为这就是明智的。一位深知人生智慧的诗人这么歌颂,确有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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