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7/16页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红楼梦》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羨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爱美的天性，张爱玲从小就以她母亲为榜样，“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亲的离异使她的梦想破灭，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晚年她在《对照记》中说：“不过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文中说：“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四二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钮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
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谈的就是时装。《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而据张爱玲自己说，她在港大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她连信也用英文写。再加上英文杂志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杂志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杂志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主编梅涅特对张爱玲的文章赞誉有加，他称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还在文章前面加了两段按语，大意是“此文对于我们读者中的女士无需推荐；对她们来说：‘时装’这个词的意义不言可喻。但为我们男性读者们着想，或许应该说明以下几页绝非仅是刊登一篇谈时装的散文。实际上，此文提供了有关现代中国的一种有趣的精神分析”。后面他赞扬张爱玲的文笔，“不仅写出了这篇充满魅力的文章，还画出了富有表现力的插图。”
张爱玲擅长绘画，在这之前就曾在圣玛丽亚女校《国光》第四期刊登过漫画“某同学之甜梦”；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亲笔绘制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插图，生动而灵感十足。而这篇英文散文后来经过张爱玲自己的改译，便是发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记》。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于是在动荡的时代，人们的衣服总是为了能轻便地移动而显得紧匝在身上，所以“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而“元宝领”的产生，是因为中国有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动，“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衣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飘飘欲仙，是因着民国新创立的清明气象，理想的人权主义、投票制度、自由恋爱，使得服装“也显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采用，更是由于西化中男女平权的影响，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样，女性同胞们由服装上开始自力救济。
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时装的变迁，但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很显然地，这样的文章给人感觉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十分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而论者认为它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早在少年的时候，许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艺。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设计服装。他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在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同时，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还对此翔实地做了校勘和考证。而就在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辍。但他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第三十二期连载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陆续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续完。但因该文后来并没有收入许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只闻其篇名，而不见其文。许地山文中所附之图片，见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该文洋洋洒洒数万言，并附有图像百余幅，可说是图文并茂、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妇女的服饰和变化，特别是就大动荡的近代中国，同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女装进行排列和解析，这在当时可是一项创举。许地山在文章开头说：“本文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冊。”可见他是有计划要写服装史的。
传奇未完：张爱玲第五幕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他谈到：“近三百年来底服装，因为满族底统治与外国底交通，而大变动。最初变更底当然是公服，以后渐次推及常服。但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底改变却是因于时髦。”“衣服可以分为公服、礼服、常服三种。公服是命妇底服装，自皇后以至七品命妇都有规定，礼服可以分为吉服与丧服两种。平常的服装底形式最多，变迁也比前两种自由。”
又说：“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近三百年来底中国衣服与古时不同，最明显的地方是由结带变为用钮扣。……从束带一变而成扣钮子，在衣服底形式上，最受影响底是领子和衿头。不用钮扣底时代是圆领或斜领，一用钮扣，便可以改成高领了。”
“宽衣大袖已渐改成纤小，这原因可以说有三个：第一是外国材料底多量输入，是穷一点底人们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们再没有‘做一件，传三代’底观念，衣服称身底觉悟也就开始了。……第二是女人职业底开展。前五十年，女人底生活只如孔雀，在网屋里开开屏，但自通商口岸底工厂一开，在工厂女工们底生活有点像鸵鸟，所以也用不着过于美丽的衣裙。缝纫底方法日趋简单，阔镶密滚便跟着衰灭。第三是外国装饰底输入，这是使女子服装改变的更快底一大原因。……妇女们底服装欧化，同时，成为外国货底消费者。”
许地山认为“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说：“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的大本营。”
是的，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从满州贵族的旗装到民初流行的短袄长裙，以及最为时髦的西洋女装同时并列，可以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妇女的服装，同时登上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据在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又于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说：“在学术方面，许地山教授为一梵文专家，所以在中文学院期间，曾开过有关梵文的课程，也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至于其他文、史、哲之课程，许教授因人手关系，自己也负起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而香港学者兼文学史家卢玮銮（小思）在《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中记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许地山为“中英文化协会”会员演讲，讲题为《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该报导见于次日的香港《星岛日报》。因此许地山以英语讲“服饰史”是信而有征的，他不但在课堂讲授，在其他场合也以专题演讲过。而当时就读港大英文系的张爱玲很可能旁听过课或听过演讲，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服装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甚至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因此当她因太平洋战争而于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后，也就是由校门刚踏入社会，执笔卖“洋”文时，她选择了记忆深刻的“中国服饰史”为她文章的题材。当然张爱玲绝不是原文照搬，这其中有她独特的观察与机智的见解，因此她的《更衣记》绝不是“服饰史”一类的论文，她更着力的是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间的变迁。如果说现代作家中对服饰最感兴趣而展开研究的，第一位是许地山，之后还有沈从文；但对服饰最有感觉而使它成为小说人物独特话语的，当推张爱玲。服饰对张爱玲个人而言，是她炫燿、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而到她笔下时，除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外，更多地是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华美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它成为捕捉人物灵魂的独特话语。
我们看《金锁记》女主角曹七巧出场时：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的小脚裤子，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寥寥数笔，让人从她穿着的款式、色彩和行为举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气与霸气。而当曹七巧失去姜季泽、失去了青春，又被黄金枷锁牢牢套住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服饰色彩在此时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灭绝，浑身充满着鬼气与报复。
同样地在《封锁》中，我们看到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服装与色彩显现出吴翠远平凡呆板的生活，也因此她期待浪漫激情的生活，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另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代表着放荡的红玫瑰王娇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对佟振保而言，可说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处她企图挑逗佟振保的场合中，张爱玲让她身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就在佟振保眼睛为之一亮时，诱惑的是“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在张爱玲的服饰中，色彩常被用来表现人物个性的载体，对王娇蕊的“潮绿加深粉红”，张爱玲说：“那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色彩显示了王娇蕊有着“自我”意识极强的性格，一如张爱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烟鹂的“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单只觉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膜。”她同时赋与了孟烟鹂“贞洁”的个性，但这“白”对佟振保而言却是“一个很乏味的女人”，他说：“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相对于《更衣记》脱胎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张爱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发表于《二十世纪》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许地山的研究论著有关。Demons and Fairies后来经张爱玲自己改译后，即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该文除了谈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国外，几乎十之八九都在谈佛教及道教。
许地山正是佛教与道教的研究专家，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许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两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只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两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见许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赴佛教国家缅甸仰光侨校任教期间，许地山就开始研究佛教了。一九二年他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即入该校神学院研读宗教，主攻基督教理。一九二三年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专业。一九二六年学成归国途中，许地山曾特意在印度做短暂停留，就地考察与研究梵文和佛学。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期，许地山又曾两度赴印度研究梵文，并实地考察了不少佛教圣地与古迹。
学者谭桂林指出，许地山对于佛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编写《佛藏子目引得》一书，它填补了国内佛学界的一项空白，为后来研究佛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撰写了《大乘佛教之发展》、《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学论著。
而许地山对道教之研究，据其弟子李镜池言，是从大学念书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积二十五年之学历，想要写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有遗稿七章，为前史之续。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论著《扶箕迷信底研究》。
许地山为了写《道教史》，曾要李镜池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李镜池说：“做了一年多，才把这一千一两百本底道藏及辑要底详细子目，写成两三万张卡片。交商务印书馆排号码次序而抄录册，预备把这稿本再修改，然后拿一册交商务排印，做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丛书之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病逝，而几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原先存入商务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检》终究无法成书。虽是如此，许地山对道教肯下决心用苦功去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可说是绝无仅有。
张爱玲在港大，据黄康显的文章说，张爱玲当时选修的组别是Group Cl，头两年须修读英文、中国语文及文学、翻译与比较、历史或逻辑，而张爱玲只提及历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弃逻辑而选历史。而博学通才身兼新文学作家与学者的许地山，他的服饰史、宗教史的课程，肯定为张爱玲所乐听的。他们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张爱玲“因获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的梦想破碎，因此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而回到上海后的张爱玲，因只差半年就毕业，于是她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
但是两个多月后，她就放弃了学业。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固然是主因，但香港的战争显然让她对未来前途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又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务实的职业妇女的生活态度，也潜在地影响着她，于是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
而许地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的暑假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论著，他独自在香港沙田蘗园埋头写作，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后遂返家养病，但终在同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时，因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九岁。曾经因缘际会，相逢在孤岛香港的两人，从此再也无从相遇了。
第十二章 完不了的“林语堂梦”
“林语堂”三个字，在还是中学生的张爱玲心中，可说是“成功”的同义词。
也让她开始了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七年，长达十五年的英文写作的梦想。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曾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到她中学时代立下的宏愿：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锋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俐落的生活。在中学时代，林语堂给张爱玲留下深刻的印象。“林语堂”三个字，在当时张爱玲心中，可说是“成功”的同义词。我们看同时期的小说家徐，在后来《追思林语堂》文中说：“一九三三、四年，林语堂先生在上海的收入非常可观，主要的是开明书店英文教科书的版费。这也就是鲁迅曾经挖苦他说‘靠教科书发财致富’。我虽然未直接受教于林语堂，但当初中毕业时，读《开明英文文法》，顿觉过去所受的英语教育是错误的，而感到未能向如语堂先生一样的教师学英文甚觉遗憾。开明书店应付的版费数额，由于实在太庞大，因而时常发生争议，最后才折衷为每月支付七百元。那时语堂先生有中央研究院的薪水，也有编辑费，这些把它合起来也不下七八百元，当时一普通银行员的月薪才不过七八十元，而他一个月的收入却达一千四百元。做为一个作家这是非常特别的。”
除了经济上的高收入外，林语堂当时因提倡“性灵”、“幽默”而声名大噪，甚至被冠上“大师”的称号。一九三五年更因赛珍珠之鼓励、促成，他以英文写成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大获成功。这使得他的名声更扶摇直上，成为某种国际性的指标。这对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张爱玲，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上当时张爱玲受到母亲和姑姑——所谓“轻度知识分子”的影响，崇尚西方；而林语堂在西方获得成功，难免会令其神往。
尤其林语堂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它和张爱玲中学念的圣玛丽亚女校同属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到英、美著名的大学深造。林语堂就是在一九一六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方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而清华也是培养赴美留学生的基地，当时清华规定：任教三年的在职教师，也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于是林语堂在一九一九年顺利地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
这条留学之路，曾为张爱玲努力而躬行着。她在圣玛丽亚女校高中毕业后，又随犹太裔老师补习数学，然后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以第一名考取伦敦大学。然而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能去英国，才改入香港大学。
在港大期间，她仍然继续做她的“林语堂梦”，她发愤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她获得了仅有对文学艺术学生颁发的两项奖学金——尼玛齐奖学金和何福奖。她极有希望在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去英国深造，而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她为此苦练英文，因此三年里没有用中文写作，写信也全是用英文。所以当她离开港大时，英文已有不凡的造诣，她姑姑甚至说她的英文“好过中文”。不料就在距毕业前的半个学期，日军攻占香港，张爱玲好梦成空，不得不辍学回到上海。这一改变是张爱玲人生的一大转折，它阻断了张爱玲的留学梦，一个洋博士的张爱玲无由产生，但小说家的张爱玲却于焉出现。当然在来港大不久，埋首功课之余，还有件事是跟林语堂有间接关系的。那就是张爱玲以《天才梦》一文，在林语堂系统的《西风》杂志上得了散文“名誉奖”第三名共录取十名，另再加三个“名誉奖”。
《西风》月刊由黄嘉德、嘉音昆仲所创办，一九三六年九月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所以取名“西风”，是因为内容以介绍西方文化知识为特点，每期封面都有一句话：“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风格近于美国的《读者文摘》。当时倾慕西方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是涉笔成趣地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