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记事：密林诡境》第125/126页
邓鸿超不是说，任务“必须失败”吗？
王军英装好枪弹，仰头寻找着树冠间的空隙。
“试试吧。”他说。
空隙找好，但他没有立即击发，而是高举着枪，低头看了我一眼。那闷板的王军英，似乎看着意识模糊的我，淡笑了一下。
耳里一声砰响，信号弹带着两人的期冀，冲出了枪口。上一次听到这响声，还是在几天前，在地底下，在无尽的黑暗中。
而这个时候，昏沉的视线忽然一黑，那梦魇一般的黑暗，又裹向了我。
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平躺下来了。但我感觉到，身子在摇晃，模糊的视野中有好多人脑袋，也有好多的绿军装。耳朵里是嘈杂的人声，似乎还有哒哒哒的枪响。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多人脑袋，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多话语了。
但是那一刻，我心里却安稳如山，因为那一声声急促的话语，分明是祖国的呢喃，是熟悉的中国话。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在这一刻都规整为零。身在担架上的我，听着急促的中国话，看着那模糊的绿军装，感受着身下的急剧摇晃，忍不住的泪如泉涌。
我，回来了。
虽然我们的归来，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但时刻待命的边防部队，还是在发现冲天而上的信号弹后，第一时间赶了来。雷区早就被他们清扫出了通道，他们相互配合，一边压制着山头上的越军哨岗，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救回了我俩。
再之后，我俩被拉到了战区医院，进行了紧急救治。后来我听医生说，如果溃烂感染的伤口再这样摆下去，下一步就是大面积的表皮腐烂，最后影响骨头，波及生命。在战区医院紧急治疗后，我挂着盐水，被送上了火车专列。虽然不像来时那样，有飞机款待，但那一列火车，也算是很高级别的待遇了。
有护士专门看护我，车厢里就我一个人。
再之后，我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军区医院，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待我意识恢复正常之后，我就被邀去做了任务报告。报告在一个小屋子里进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相对于我而坐。就像犯人审讯那样，但气氛相对要松缓一点。
口头报告一共做了一天两夜，我没什么多的顾虑，就将沿途的一切讲了出来。从突遇山民，到野人拜访，到突袭越军、遭遇越军，再到误落天坑、进入地底。最后，存活着的杨老前辈，以及特务一般的邓鸿超，也一并讲了出来。
当然，也有十八年前的真相吐露。
任务自然算是失败了，出去六个人，虽然有两个人成功返回，但资料还在邓鸿超那里。他的生死，谁也不知道。那一背囊的宝贵资料，也不知道是留在原地，还是会流往其他地方。
不过说来，两个接收报告的干部，听到邓鸿超的事件时，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当然，他们可能只是文书一类的干部，板着脸做记录，就是他们的工作。报告做完后，他们又让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报告装进了牛皮纸封，那两个人，就夹着一大溜文件，坐着吉普车离开了。
至于我，还得接收治疗。比起医院，这里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因为这里楼不高，也不吵，四四方方的，像北京的四合院那种。那进门处，甚至还有站岗的士兵。
医生说，我的问题不小，子弹带来的伤口已经控制，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顶着一身需要修理的烂骨头，走了那么久的路，自然要休愈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些都还是小问题，脑袋的摔伤，没我想象中的那样轻巧。
就像在回程中那样，脑袋时不时会犯疼，现在也是。但那时候脑科治疗还没现在这么发达，医生们只是断定，也许是颅脑震荡，有可能会记不起一些东西。
再之后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半大不小的疗养院里，安心愈伤。我以为李科长会出现，还准备问一问他，邓鸿超的一些事情。但是，从始至终，除了那两名接收报告的干部之外，我再没遇到过一个相关事项的干部。
最奇怪的是，连王军英都消失了。我不知道他被送往了哪里，更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事实上，直到复员，直到我写下这些字句的现在，我都没能再次联系上他。他可能编回了侦察连，牺牲在了老山战场。也可能同我一样，各分一地，游于市井。
我时常会回想起，王军英举着信号弹，对我淡笑的画面。也许，他料到了这样的结局吧，否则，以他的性格，哪里会对人发笑呢。
在疗养院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白天，忍不住去回想那密林深处的点点滴滴，晚上，就是无休止的噩梦缠绕。我会梦到自己摸索在无尽的黑暗中，永远无法逃离。也会梦见自己掉入无底的深渊，垂坐惊醒。也会看到那模糊的白皮怪物，在视野里越发清晰，越发清晰，直到被惊醒。
正文 第一百五十三章 ：命运
我也看到过邓鸿超，看到过旗娃，看到过黄班长。邓鸿超躲在黑暗里，只听其声，不见其人。他一会儿喊着建国哥，一会儿凑过来脸，对我诡异的发笑。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我这才得知，部队已经为我办理好了复员手续，我不用再上战场，待伤痊愈之后，便可回到地方。包裹里装的是我留在连队的一些杂物。
后来，我被安排好了回家的交通。但这一件事，就没这样完了。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处理好一些事情后，我开始了下一段旅程。杨老前辈的手表，还戴在我的手腕上，那是他在无数寂寞光阴中的期盼。我是他心中的希望，我有义务去完成。
虽然任务地图已经被收回，但杨老前辈所说的地址，我还清晰的记在脑袋里。辗转数日，我差不多跨越了半个国家，来到了另一个北方城市。这里很繁华，很蓬勃。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我终于来到了他所说的地方。
可是，那么多年过去，这里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甚至连路名都换了。
我一路寻上，一级一级的找到了相关的街道、社区单位，有着退伍军人的身份，做这些事还比较顺利。一个年轻的主任接待了我，我报出了杨老前辈的名字，但他却没听说过。那个主任还比较热情，他为我拨打了几个电话，最后问到了杨老前辈的消息。
杨前辈生前还是有那么点儿名气，我被告知，在那动荡的十年，杨妻不堪辱名，不忍批斗，精神奔溃后自杀了。而他的两个子女，交由杨前辈的兄弟抚养，现在已经移民到了国外。至于以前分配的公寓楼，早就在新城的规划中，推倒重建了。
我想了想，最后把手表留给了那位主任。我请求他，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联系上他的家人，然后将这块手表，送到他们手里。
主任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他问，您怎么称呼？
我楞了楞，摇头说，就叫退伍军人吧，手表是国家带回来的，是国家没有遗忘他们的证明，我，不过是一个送信人。他们生前没有名与利，死后没有荣与光，但国家不会遗忘。
再后来，我拿着那张黑白相片，继续赶往另一个城市。黑白相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地下的大水中，已经被泡发，都快有些辨认不清了。
这可是刘思革那老小子的宝贝家当。
刘思革的具体地址，我不清楚，但以前和他抽烟打屁的时候，他提过了那么一次，我还有印象。照着模糊的印象，我到了那个城市，找到了当地批报烈士的相关部门。事情差不多过去了半年，刘思革牺牲的消息，应该也发下来了。果不其然，辗转于几个机关部门之间，一番查阅之后，我找到了那老小子的名字，也拿到了刘思革的住址。
但那老小子的住址，未免太偏僻了一点。
又是一番疲累的辗转，我乘坐了各种奇怪的交通工具，走了不少山路，终于来到那个村子。村子稳稳坐落在群山之中，就有些像越南的那些村子。几番询问，我找到了刘思革的屋户。屋子不怎么样，甚至有些破烂。
我站在屋子的泥坝上，楞盯着那关着的门，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恰在这时，一个老人挑着一担农具走了回来。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那是刘思革的亲戚。我是说，刘思革如果老了，肯定也长那样子。果然，老人前来与我攀谈，得知他就是刘思革的父亲。
看着他，我似乎明白半年前的刘思革，为何要放走那山民。因为他的老父亲，晃眼一看就跟那山民有些像。
得知我是刘思革的战友，他们热情款待，做了一桌子农菜，留我吃饭。我看到了刘思革的两个兄弟，但刘思革的母亲，早早辞别了人世。饭桌子上的气氛其实很怪，每个人心里都盖着一块不愿揭露的伤疤，但却竭力营造欢快的气氛。
这种怆然与欢喜交杂，我在拜访田荣国家人的时候，也体验过一次。
我说，刘思革很勇敢，他是为了掩护队友的转移，才壮烈牺牲的。如果没有他，得多死不少人。祖国感谢他，战友们也都感谢他。
但，那又怎样呢？人都是自私的，这一饭桌上的人，最想要的，还是刘思革那老小子平安回来，吃上一桌普通的家常便饭。果然，刘思革的老父亲，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掩面下桌。而两个兄弟，则还竭力稳住饭桌上的气氛，不想让我这个“客人”同悲。
那是一顿很酸涩的饭。
刘思革的遗体未能运回来，他们便就在后山立了个衣冠冢。在堂屋，我见到了刘思革的遗照。照片是他入伍时候的照片，我看着那相片上一脸严肃的老小子，鼻子不免又酸，真感觉隔了七八辈子。上次我俩见面，还是在越南，还是在那个子弹乱飞的悬崖。
越南，他的家人，恐怕都想不出那里有多南，那里又有多远。
我想了想，最后没有把那张照片拿出来。拿出来了，他的家人恐怕更会加重伤悲。跑这一趟，也算是了却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吧。毕竟，在他光荣之前，我是他生命里最后的记忆。
告别了刘思革家人，我便拖着空虚的灵魂与身体，回到了家乡。
其实，战争对一个人的创伤，并不是震耳欲聋的炮火，也不是生离死别的伤悲，更不是触目惊心的断手断脚。创伤在于，你活了下来，日子就得继续过，问题是，你该如何压着那些回忆，那些经历，好好的融入回正常生活中。
我认识许多老兵，就是扛不住那些扭曲的记忆，噩梦缠身，整天酗酒，整天无事，打骂家人，脾气暴戾，不知所终。
复员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经历着一段相当抑郁的时光。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辈子，在我的主观感受中，几乎都献给了军营。而现在复员回了普通人，总感觉格格不入。人这一辈子，在经历一些东西之后，的确会变得不一样。
我也整天在想，邓鸿超，是为什么原因，要尾中反祸，要让任务失败。我想出了原因，也好像没有想出来。
国家的改革一步步在往前走，生活一天天在变好。
之后，我在二哥的建议下，报了学习班，参加了高考。脑袋里整天想东想西，结果自然未能如愿。我没有咬着牙，继续去揽那高梁子。后来，国家的政策一步步明朗，我告别了家乡，去了一个南方的沿海城市发展。
事情到了这里，似乎也就没什么再向各位分享的了。后来，在老兵组织的活动中，我那班里的战士，联系上了我这个老班长。他们如得至宝，拉我在酒桌上醉了两天两夜。他们聊起了老山的战况，聊起了以前的军营，也聊起了牺牲的战友。
他们也给我看了一些战场的照片，照片上拉在猫耳洞前的标语格外醒目：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他们问我，班长啊，你临战前被调走了，是不是走的关系？
良酒下肚，五味杂陈。我顶着醉醺醺的脑袋，用几十年的语气训了他们一顿。然后胡乱讲出了那些奇怪的经历。他们不相信，以为是我的酒后胡话。而我，却晕躺在饭桌上，念着黄班长，念着旗娃，念着他们，哭了好久好久。
至于黄班长，至于旗娃，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任何信息。
黄班长，如果他没有被大水冲走，现在肯定一路攀升，官居高位。我经常在想啊，那个年纪轻轻、仕途光明的指导员，能在那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任务顺利，可以毅然决然的牺牲自我，来换取其他队员的安全。
这该是人性的光辉，还是自我意识的胜利呢？总之，我怀念他，我敬仰他，这支铁打的军队，这个曾经处于风雨飘摇、而不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正是因为有黄班长这样的人存在，才能稳稳的屹立在这颗星球之上。
再说说旗娃。其实复员后没多久，我就喝到了他所说的可乐，也见识到了什么大三洋小索尼，更还听到了喧吵的迪斯科。可乐。可乐没他在山洞里说得那么神，喝起来有甜，似乎也有苦，苦甜交杂，就像我忆起那小子一样。
可乐还冲鼻，也像鼻子发酸的那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