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庄子》心得》第7/9页
第29节：傅佩荣《庄子》心得(29)
《庄子?天运》终于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原文是记载孔子拜访老聃之后，眼界大开，“整整三天不讲话”；弟子们请教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我到现在才在那儿见到了龙！龙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散开来成为锦绣文章，驾着云气，翱翔于天地之间。”
孔子确曾拜访过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此事，也谈到孔子对弟子说的话，其文稍有不同。孔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依此看来，龙果然是可以飞翔的，并且是乘着云气而上天，正好符合《易经》所描写的“云从龙，风从虎”。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说：龙是三栖动物，可以生活于水中，陆地上以及天空中。换言之，《易经》所谓的“潜龙”、“在田之龙”、“飞天之龙”就真相大白了。不过，《易经》充满了象征语言，它的兴趣不在介绍龙的特质，而是借用龙来象征一个人处在不同位阶时的状态，进而提出适当的因应方法。
庄子笔下有一些登峰造极的修行者，其中有名为“神人”的，可以算是最为奇妙。《庄子?逍遥游》这样形容神人：“他的肌肤有如凝雪，柔美有如处女；他不吃五谷，只是吸清风、饮甘露；他乘着云气，驾御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在此，“乘着云气，驾御飞龙”一语也符合本文前面对飞龙的描述。但是，经过此一转折借用，“龙”就从具体的生物演变出用来象征神人的某种不凡的能耐了。
庄子多次使用“尸居而龙见”一语，意思是“安居不动而活力展现”，亦即以“龙”作为“活力”的代表了。一个人可以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从外表看来渊静沉默，但是同时却又展示无限的能量，可以遨游于天地之间、四海之外，简直是逍遥自在到极点了。这样的“龙”才应该是庄子所津津乐道的。
朱泙漫找不到龙，大概是因为龙都被神人驾着飞上天去了。他如果冒险潜入深渊，找到黑龙一决胜负，结果尚难预料，恐怕胜算不大。总之，阅读《庄子》，心情不妨轻松一些，不必执著于龙的生物形象。【引文】
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庄子?列御寇》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
——《庄子?天运》书本只是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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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傅佩荣《庄子》心得(30)
孔子是典型的老师，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此，“故”是指古人留下的书册，也可以指自己早已熟悉的材料；那么，“新”自然是指领悟新的道理了。为什么温故可以知新呢？因为书本上的知识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相互印证之后，将会引发不同的心得。
经典再怎么完美，也要依托于经验，否则读书之后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让自己变成两脚书橱罢了。庄子虽是道家，却是无书不观。他对于“读书”的评论十分精湛。
《庄子?天道》记载了“桓公读书”的一段趣事。一开始，庄子先提出他的观点，他说：
“世人认为‘道’可贵，是因为书本的记载。书本不过是话语而已，所以话语是可贵的。话语可贵之处在于意义，意义有它的根据。意义的根据不能靠谈论来传递，而世人却因为重视言论而传述成书。世人虽认为书本可贵，其实并不是那么可贵，因为他们认为可贵的并不是真正可贵的部分。可悲啊！世人以为靠形状、颜色、名称、声音就可以掌握意义的真实根据。靠颜色、形状、名称、声音实在不足以掌握意义的真实根据。所以，懂的人不说，说的人不懂；那么世人又要从何处去认清这一点呢？”
我们至今还在使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句成语，而它完全符合庄子的上述评论。既然如此，书本离开意义，不是更远了一层吗？朋友问我说：“古人讲话，真的像文言文那样的之乎者也吗？”我的回答是：“今日所读的文言文，在古代其实是通行的书面语，尤其在先秦时代更是如此。”于是，我们今日读《庄子》又隔了一层了。我之所以用白话译文来叙述庄子思想，正是希望减少隔阂。
接着，“桓公读书”的主戏上场了。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制作车轮的工人，名扁)在堂下做车轮。轮扁放下锥凿，上堂去问桓公说：“请教君上：君上所读的是什么人的言论？”桓公说：“圣人的言论。”轮扁说：“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君上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说：“寡人读书，做轮子的人怎么可以随便议论！说得出理由就算了，说不出理由就处你死罪。”
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来看。做轮子，下手慢了就会松动而不牢固，下手快了就会紧涩而嵌不进。要不慢不快，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有口也说不出，但是这中间是有奥妙技术的。我不能传授给我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继承，所以我七十岁了还在做轮子。古人与他们不可传授的心得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君上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到此结束。齐桓公满意轮扁的说法吗？他有没有杀轮扁呢？应该没有，因为连我们两千多年以后的人都会为轮扁喝采鼓掌。由此可见，人的理性是相同的，对于合情合理的说法都会认可。当然，如果遇到利害关系的考虑，像“指鹿为马”之类的闹剧也是可能出现的。
第31节：傅佩荣《庄子》心得(31)
既然如此，应该如何看待读书这件事呢？像轮扁那样，完全依赖个人经验也不是办法。难道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经验中探索，到了七十岁才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现在使用的成语是“得心应手”，意思相同)？也许在工艺方面，确有这种情况，但是一般书本所载的“古人做人处事的心得”仍有阅读的必要。
譬如，我们现在读《庄子》，几乎不可能一读就懂，那么不妨先看几段寓言，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培养一种幽默而富于感情的生活态度，换个眼光看待自然界的万物以及人间世的复杂处境。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累积了一定的体验，再回头省思庄子的话语，也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发出会心的微笑了。【引文】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庄子?天道》孝顺的阶段
儒家谈孝顺，可谓名正言顺。《庄子?人间世》特别借孔子之口说：“天下有两大戒律：一是命，一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解除的；臣子侍奉国君，这是人群之义，无论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国君，这在天地之间是无可逃避的。这叫做大戒律。”
简单两句话，说出了儒家的信念，难怪有人认为庄子曾经是儒家弟子。孔子在《论语?微子》让子路宣布儒家的立场：“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呢？……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这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这么坚持的理由不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吗？
忠是如此，孝更是如此，那是出于“命”，因为子女爱慕父母亲乃是出于天性，所谓“不可解于心”，心中就是放不下，非要孝顺不可。孟子称赞舜的理由之一，即是他“五十岁还在爱慕父母”。“二十四孝”的故事中，老莱子“性至孝，年七十，常穿着五色彩衣，学作婴儿戏，以娱其亲”。庄子同样肯定孝顺是必要的，但是他的说法别开生面，让人有惊艳之感。
《庄子?天运》这样写着：“用恭敬来行孝容易，用爱心来行孝较难；用爱心来行孝容易，行孝时忘记双亲较难；行孝时忘记双亲容易，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较难；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容易，我同时忘记天下人较难；我同时忘记天下人容易，使天下人同时忘记我较难。”
我们稍加分析“孝的六阶段”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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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傅佩荣《庄子》心得(32)
一，用恭敬来行孝：按礼仪的规定，昏定晨省，出于恭敬之心向父母嘘寒问暖。即使看到父母将会犯错，也要温和委婉地劝阻，如孔子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即：即使父母不接受我的劝阻，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
二，用爱心来行孝：对父母的爱慕之心，将使子女“保持和悦的神色”。（《论语?为政》)朱熹的注解说：“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和悦的神色必然出自深刻的爱心。
三，行为时忘记双亲：由习惯而成自然，不必考虑自己的职责就可以做到孝顺的要求。亦即，把双亲当成自己的“生命共同体”，行孝时毫无压力可言。
四，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双亲接受我的行孝，也是由习惯而成自然。换成双亲把我当作“生命共同体”，好像成为他们终身最有默契的朋友一般，可以对我无话不谈，真是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五，我同时忘记天下人：我与双亲都在人间世活动，但是我行孝时，可以忘记天下人的存在。意即：别人的看法、世俗的评价，对我已经不再有任何影响。不但像“父子骑驴”的事情不会出现，父子之间的融洽感情实非旁观者所能测度。
六，使天下人同时忘记我：天下人见到我与父母亲相处，有如“鱼相忘于江湖”；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看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模式。天有四时，人们按照春夏秋冬的韵律安排作息；真正的孝顺也有如四时，人们不知不觉地认为原本应该如此，以致根本忘了“我在孝顺”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