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力中思索》第1/5页
声明：本书为狗狗书籍网(gouyg.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在张力中思索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教授邓晓芒在东南大学的哲学演讲录，经录音整理而成。全书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中西生死观比较”“中西艺术精神比较”“谈谈金规则的三种模式”“康德宗教伦理对我们的启示”等八讲，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哲学上的诸多问题，比如“生死”“信仰”“艺术精神”“宗教伦理”等。
作者简介
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任讲师，1988年任副教授，1989年任教授，199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武大哲学学院外国哲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上成就斐然，并积极介入中西比较和文化批判，创立了“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独树一帜，有广泛的影响力。代表性成果有专著《思辨的张力》、《灵之舞》、《人之境》、《灵魂之旅》、《新批判主义》、《康德哲学诸问题》等；译著有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杨祖陶校，全套书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一等奖）等；发表论文300余篇。
前言
第一讲：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德状况的反思
第二讲：我们为什么没有超越性的信仰
第三讲：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
第四讲：中西生死观比较
第五讲：中西信仰观比较
第六讲：中西艺术精神比较
第七讲：谈谈金规则的三种模式
第八讲：康德宗教伦理对我们的启示
编辑推荐
没有艰涩的概念，没有深奥的思辨，但充满了张力的思索，思索背后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的精神遗世独立：直面现实的反思，直面生死的拷问，纵横古今中外的深入探究，关乎道德，关乎精神，关乎艺术，关乎伦理，关乎我们的生命……
“在张力中思索”，作者如是说：这张力，一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张力,也就是在最高深的哲思和最现实的当代生活两极之间求索;二是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中生存.这两种张力使我们获得向前继续探索的动力,使我们的当代生活富有活力;而失去这种张力只能堕入颓废和衰亡。
作者游刃有余地将哲学诸多命题融入当下生活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因而本书兼具哲学命题读本之学术性与思想读本之启发性的双重价值。
前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讲演录，是我在东南大学的三次共八场讲演的录音整理稿的集结，内容包括中西艺术精神、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普世价值和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比较。东南大学历来强调对工科学生进行文化素养方面的薰陶，而这种薰陶，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西文化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距离最遥远、性质最不同的两种文化，正因为如此，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是最具启发意义的。184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把我们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根都展示出来了。我们通过中西比较，能够最透彻地把握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柢，同时也最透彻地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柢。这样，我们也就最透彻地把握了人性的根柢。真正对人性的深入了解必须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中才能做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
另外一种张力就是古今的张力。古今之争就是要不要现代化、要不要发展之争。国内外都有人认为，现代化、发展，这都是一些过时了的概念，有的国家（如波兰）甚至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可以羡慕他们，却不能够学他们，因为中国太大了，也太特殊了。在中国，不发展确实就是死路一条。也许一百年以后，当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特别是人的观念完成了现代化以后，我们可以像波兰一样，回到古代理想的生存方式，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返回的本钱了。但现在不行，不仅是客观上做不到，而且主观上也不应该。现在的复古绝对是社会的倒退。
第三种张力是理想和现实的张力。现在一些人抵制普世价值，拒斥西方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合国情”，并认为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过是西方人的“国情” 而已。这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当它听说外面的世界后，就想象那个世界也不过是另一个井口而已一样。但他们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现实,这就是发展着的现实,忽视了最重要的“国情”，这就是躁动着的新国情。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理想已经明显不适合于今天的国情了，虽然它在几千年的传统中成为根深蒂固的国情，但现在已经远离了国情。相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今天虽然还被以种种借口加以贬低和排斥，倒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现实的作用,被维权者援引来处理各种现实的纠纷。当然，这些价值观要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还需要时日，但现在谁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汇入国际普世规范的大环境中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弘扬不是口头上鼓噪和宣传的事，而是需要身体力行地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中国文化有多大的生命力，就看她能否雍容大度地吸收异己文化的因素来营养自身，通过新陈代谢而排除毒素，更新自身。我把这叫做“新批判主义”，并认为这是整个21世纪中国人所必须完成的一件世纪工程。
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现在这个二十多年才慢慢地开始上了一点正轨，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不对，这个路不是一条正路，还是得寻找，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走上现代化的一条正路？这个问题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话，那我们确实就会像有些人说的，要么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要么就是在犹豫中间耽误了时机，时机一去不复返，我们后悔莫及。所以应该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种全面的反思我想就这几个题目谈一谈，一个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在今天、在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一、 什么是传统文化？
在当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时代。这个判断应该大多数人
都能够接受。我们几千年以来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当代已经走向了衰微。当然文化走向衰微，国家并不见得走向衰微，在这种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国家反而在振兴。这个方面我们暂时不谈。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走向衰微，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回归传统的呼声，恰好反证了这一点。如果传统文化不是面临危机，而是在那里很健康地活跃着，那又有什么必要去鼓吹什么国学热呢？据说人大还办了国学班，办起来了没有，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提倡要“读经”，从小学、幼儿园起就要读三字经，大概现在很多幼儿园已经在读了，小学是不是在读，不太清楚。那么这种呼声恰好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鼓吹什么，就说明这个方面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传统文化衰微的事实，是不是说明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呢？那倒不是。这种衰微只是说明了人们对它的态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它奉若神明，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已经对它不屑一顾了。传统的老一套讲了几千年了，今天还在讲，那能说服人吗？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态度已经大变了。但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至今还在死死地拖住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比任何以往的时候更加赤裸裸，更加无耻，更加光明正大地就是要拖住你的步伐，不让你前进。不要以为传统文化现在就已经没落了，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就全盘西化了。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西方来的，我们的科学技术都是学西方的，是不是我们就全盘西化了呢？远远不是这样。哪怕你能唱外语歌，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障碍，但是你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传统的包袱是巨大的、沉重的，决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我们一谈传统文化，马上就想到儒家的礼教和道德，其实这是片面的。我们谈传统文化不能只讲儒家，当然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还有别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层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层窗户纸，它低下隐藏着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儒家文化它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只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名分”。儒家不是讲“名教”吗？你要镇压也好，你要控制也好，你要专制也好，你必须师出有名，得有个名分。否则的话你凭什么让人家服从你呢？所以儒家学说它就是起这样一个名分的作用。鲁迅先生讲过，我翻开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看了半夜，看出底下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吃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名分呢，就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现实。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别看他们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都是专制暴政，都是大盗巨匪；“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儒学，儒学的一个支脉，比较接近于法家的一派。“乡愿”是什么呢？就是伪善，伪善之徒。秦政和乡愿这两者相互勾结，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还没有看出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还要焚书坑儒，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方面才磨合成一体了，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狼狈为奸的正统之路。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传统文化，虽然它表面上要批判传统文化。讲传统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只看那些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东西，而要看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专制。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一种粉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只是有时变换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汉代以后统治者认为还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两千年都是这样沿用过来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启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阶级斗争”的名分。当然这个“阶级斗争”是歪曲了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歪曲，但是对人的控制和集权是一样的，几千年一贯。所以文革以后，目前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热实际上并不触动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伦理。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实是最适合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的，它能够使专制的统治变得最为可爱，你受了它的统治和压迫你还心服口服，甚至心满意足，你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文化，关键就在于要澄清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前有所放开，但是基本上启蒙的理想从此被搁置而且越来越淡化。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走在一个启蒙理想越来越被拒斥的过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拒斥。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彻底的一次运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嘛，但是反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也就是“修正主义”，也是因为它靠拢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妥协，所以要反。而反对“封建主义”，虽然也有批判儒家的运动，“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来反儒家，用法家来反儒家。法家其实就是儒家的“里子”，儒表法里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个人，这不是儒家是什么？“忠”就是孔夫子提出来的嘛，“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专制体制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人想把它们二者分开来讲，讲儒家，专门讲儒家里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里面讲政治的那一部分撇开不讲，那是分得开的？在中国，你要讲道德，你就要讲政治；你要讲“修身齐家”，你就要讲“治国平天下”；你要讲“内圣”，你就必须要讲“外王”。这是分不开的，儒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这里，把内圣和外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然后在社会政治方面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法制，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试图从儒家中“开出”一种现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什么是“民本”？民本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体贴人民的疾苦，要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生存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要造反。这是对统治者所讲的一番话。但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治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专制者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什么自由，“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中国式的说法。自由是你“给”的吗？每个人都生来自由，不是谁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从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来？儒家的这种宝贵的东西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加强，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开始读经。这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启蒙运动，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甚嚣尘上了，到处都是反启蒙，回归传统。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吃药，拼命地回想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病，我现在就去吃过去没病的时候所吃的东西，能够把病吃好吗？还得吃药、打针，才能把病治好。所以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这种沉重的包袱简直可怕，死人拖住活人。改革开放刚刚迈开了一步，人民生活刚刚有一点起色了，于是又要回到几千年以前的那样一种腐朽了的传统里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幸好听他们这一套的人还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不信他们的说教。有个别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说的还有一点魅力，受他们诱惑，但是大部分人不管它，我们现在享受我们当前的生活，很多东西是西方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些崇洋媚外的，我们暂时不管它，但是至少传统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人了，不能够吸引大多数年轻人。
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估计，我这个估计在目前国内是比较孤立的，现在大家一个口径就是要回归传统，要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不知道有什么“优势”。这是大部分人的趋势，小部分人还在那里嘀咕，而且也开始把自己的启蒙观点加一些修改。这叫做“对启蒙的反思”，明明是不反思，却自称为是“反思”。原来是坚持启蒙思想的，现在也开始在那里怀疑动摇，觉得这个启蒙是不是还是有些毛病，应该反思一下。启蒙本来就是促人反思，现在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彻底，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在表皮上滑了一下，就要对这种反思加以“反思”，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的惰性而已。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这样，稍微有一点反思，就受不了了，就要对这种反思再“反思”一番，以便中止反思。如果真要反思启蒙，就得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敢真正的启蒙，我们对启蒙还有哪些误解，哪些没有吃透的地方。我们的启蒙一开始就中了传统的毒素，就变了味，变了质，这倒是应该反思的，但决不是要回归传统。这就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估计。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来看一看。
二、 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大家现在已经公认了，不是什么船坚炮利，也不是什么经济、技术方面，当然这
方面有一份子，但是不能归结为这方面。也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达到了温饱、小康。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素质，是人的素质现代化了，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科技、经济、政治民主，都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是否有了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是达到现代化的标志。达到这样一种标志在西方也经过了一个过程，我们讲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因为西方人比我们先进入到现代化。所以一提现代化，一提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就认为是西方人的标准。我们有些人，有些所谓的学者，利用我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来抵制现代化，说那是西方人讲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讲自由民主就不是中国人了，你难道想做个西方人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天生地该做奴才。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现代化在西方也是他们争取得来的，并不是西方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这些价值。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宗教统治，都没有现代的西方价值。他们通过多少代人的流血牺牲才争取到现代的价值，他们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方人的，它不是西方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东西。西方人通过奋斗争取到了人类的这种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向他们学习，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人类的更高发展水平学习，我们是自己努力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的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来。这就是现代化的实质。所以现代化跟非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的区别，不在于西方和中国的区别，而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本身，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等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那些巨人们才开始把这些价值建立为西方人的价值观。
所以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说从15世纪以来，或者18世纪以来，我们就进入到现代了。如果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西方或者东方；而是人的发展层次的概念，人的素质、自由的层次的概念。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自由，但是自由有它不同的层次，我们的自由的层次还有待于发展提高。我们的自由还是传统的自由，还不完全是现代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毕竟西方率先进入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就要学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存在什么价值判断，说什么西方就是高层次的，我们就是低层次的，不是这个意思。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追求到了高层次的普遍价值，那么我们东方人也有权利去追求。不能说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追求，那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不能接受。凡是这样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低层次作辩护。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民主和科学。但是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现代化呢？当然一般说来可以代表现代化，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层的体现。那么，深层的体现是什么呢？深层的体现在民主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由，在科学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理性。五四以来我们强调民主和科学，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民主和科学底下有两个哲学的根基，那就是自由和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也有理性，所以我把民主称之为“理性的自由”，用理性来规范的自由，那就是民主；科学呢，我把它称之为“自由的理性”，科学是自由研究的，要有自由的土壤才能产生科学，但是科学本身是理性，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就因为技术是不自由的，或者与自由不相干的，科学则是自由的。我们今天一讲科学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精神，这是对西方科学的一种误解。同样，我们把民主理解为没有理性的“大民主”，一种狂热的乌合之众的“民主”，如文革中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歪曲。民主是理性的自由，你用理性规范自由，那就是民主，就是法制。但是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人们把民主就理解为只是开国会，少数服从多数，科学就被理解为技术，引进船坚炮利，办实业。当时鲁迅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反对开国会，认为国会就是一帮子人在那里谋利的场所，各自捞选票，贿选，愚弄大众，乌烟瘴气。鲁迅也反对物质主义的“科学”，主张尼采的“摩罗诗力”，认为“首在立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张大个人的精神力量。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独立的“人”的基础上，否则科学会成为物质对精神的压迫，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西方的好东西拿到中国来就“逾淮为枳”，变味了，其原因就在于“人”没有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没有立起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民主和科学就被抛弃了。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救亡为什么一定会压倒启蒙呢？启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个性，使人民大众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不是有利于团结救亡吗？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吗？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为什么五四的价值被抗日战争所抛弃，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壤还是传统的，还必须采取传统的方式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也好gcd也好，在救亡时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抛弃了自由主义，不要讲什么自由。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蒋管区也讲要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讲什么个人的自由。再一个就是不准讲真话，抛弃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么真理。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反对自由主义和不准讲真话在抗日时期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传统的基调，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传统，而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来都不准讲个人自由，不准讲真话，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你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监护的不成熟状态。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