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0/95页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①
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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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①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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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
2O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
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漏掉。
批判也好，运动也好，如果从打击的对象来看，大致可以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反右以前，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反右以后，逐渐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总是互相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所以知识分子仍难逃厄运。
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下来是：
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
其间，还穿插有对学术界各学科权威人士的批判。
季羡林当时对大批判运动的认识又是如何呢？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
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季羡林从不说假话。在当时的环境之中，除了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可以“读史早知今日事”以外，没有几个人能看清大批判背后的真相。
季羡林在50年代的大批判中没有成为批判的“靶子”。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被疏漏掉了，而是因为当年的季羡林还够不上成为“靶子”的资格。虽然季羡林在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是属于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列，他无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力上，都远不能同他的老师一辈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相提并论，季羡林的名气，在东方学界，在北大，是人人皆知的，在这两个圈子以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羡林是何许人也。另一个没有成为“靶子”的原因是，他是个语言学家。即使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语言也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换言之，语言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内。因此，季羡林不但本人免遭批判，而且也没有被选中参加某个批判班子。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心悦诚服”地参加了历次大批判运动。
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中，季羡林的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们，却一个个中箭落马，身陷逆境。
第一个中箭落马的是沈从文。
季羡林自清华毕业以后，就同沈从文先生失去了联系。到了1946年季羡林来到北大工作，又与沈先生不期而遇。此时，沈先生随西南联大复校，从昆明回到北平，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授，他们算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过去的友谊又重新恢复，来往颇为频繁。有一次沈先生请季羡林吃饭，吃的是云南有名的气锅鸡，饭间，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悼念沈从文先生》中回忆道：
当时要解下一个用麻绳捆得很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可是，小事过后，便来了大事。季羡林继续回忆道：
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这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他“一瞥”之下，就把从文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我没有资格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但是沈先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季羡林回忆中提到的“理论家”和他的“一瞥”，指的便是郭沫若1948年3月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文章《斥反动文艺》。该文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文艺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并强调“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郭沫若这篇文章是出自个人之意抑或其他背景不得而知，但就其当时的显要地位，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一种政治宣判。
事实上，解放前夕，虽然国民党政府把沈从文列为被“抢运”的学人之一，并派人给沈从文送去两张直飞台湾的机票，然而被沈从文拒绝了。他选择了留下。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沈从文的意料。北平解放不久，北大部分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校内张贴，并张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这些学生对沈从文的突然袭击，是自发的，还是有背景的，至今也无从知晓。沈从文遭此打击，精神崩溃了。
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抢救幸未死。病愈后，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学习“毕业”后，无处安排，便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从此离开了北大，离开了文坛，销声匿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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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沈从文解放前后的情况，材料引自温儒敏、李宪喻《旁听生・作家・教授――沈从文》一文，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第二个中箭落马的是朱光潜。
1946年，季羡林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时，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两人的办公室相距不远，师生间经常见面。季羡林在《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回忆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这说明朱先生对共产党是信任的，是乐观的。
但是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先生因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全校大会上检讨三次，也未获通过。后来，由于毛泽东的批示，他才同周炳林教授一起勉强过关，但仍受到“群众监督”的处理。李赋宁先生曾谈到朱先生在建国初期的一些情况，足见朱先生当时处境的艰难窘困。他写道：
当时我三十五岁，孟实先生（朱光潜字孟实――引者注）已五十五岁，但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尽管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政治历史问题受到群众监督。孟实先生从城里搬来燕园，住在校医院附近的一所年久失修的平房内。孟实先生的夫人奚女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住集体宿舍，孟实先生一人住在城外，生活上困难不少。老房子夏天雨多，时常漏雨。保姆李妈因年迈还要由孟实先生亲自从粮店背米回家。当时孟实先生的工资评得很低，大约是讲师的待遇。傅鹰先生为他打抱不平，说北大西语系只有朱光潜最有学问。（直到1956年，孟实先生的工资才定为高教一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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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赋宁：《怀念朱光潜先生》，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光潜先生不光“最有学问”，而且文章写得好。季羡林说：“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
第三个中箭但未落马的是胡适。
自1948年底胡适从北平乘机南飞以后，季羡林就再没有见过胡适，也没有互通音问，他对胡适离开北大后的情况并不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法清楚。
1955年开展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对胡适的批判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引发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0月16日给中共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接着，毛泽东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胡适。他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