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2/95页
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
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
1950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零。
1951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
这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著成一百周年》
1954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交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1955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这一篇勉强可以算做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6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
3、《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
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