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50/95页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
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
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
他选择了死亡！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他继续写道：
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据《北京大学纪事》公布的材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
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篯。“文革”开始没几天，他就服安眠药自杀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篯！”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当时曾引起了全校极大的震惊。季羡林与汪篯是非常熟悉的。汪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的危险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一直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治学都很好，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季羡林实在不能理解，但是十分同情他。
季羡林想到的第二个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季羡林与程也是非常熟悉的。程在解放前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年纪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季羡林看见过他颈悬木牌在校园里劳动。季羡林想，大概他对这种侮辱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喝下白酒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季羡林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里像火烧一般，痛得满地打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他还想到了一些别人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楼，摔得粉身碎骨而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一想到死后的惨状，就使他心惊肉跳。他想到每个自杀的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都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他无法再想下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对这种死法，他很担心，太痛苦，太原始了。
他又想到国外。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知作恶多端，最后自杀身死。据说他是服氰化钾而死。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是无法学到的。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想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需要别人帮忙，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量，他想，服安眠药应该是最稳妥、最少痛苦的一种死法，也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自杀方式，而他由于几十年神经衰弱失眠，对安眠药颇有研究，且积存不少。最后，他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告别人间。
季羡林在决定了自杀的方式以后，便开始考虑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此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了一番周折。最方便当然是死家里，但他又顾虑重重。他写道：
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替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能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亲人的房间，他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不行。
——《牛棚杂忆》
那就在外面吧。他首先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诗意呀！简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他想，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最著名的是王国维。可是季羡林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他又想，到颐和园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绝佳的地方。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旺。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需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
——《牛棚杂忆》
想到这里，季羡林心情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但是决心已下，决不回头。于是，他继续考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
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剩下这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牛棚杂忆》
两位老人大概明白季羡林的意思，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自己也无力救他。她们显得很平静，感情并不激动，也没有流眼泪。季羡林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因为那毫无用处。他环顾四周，伴他一身的那些珍贵的书籍，他现在也管不了啦。这生离死别的一幕，竟然这样平静，平静得让季羡林感到心惊肉跳。
季羡林把平日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搜集在一起，既有丸的，也有水的，找来一个布袋子，把它们统统装在里面。他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出门。
忍辱偷生
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季羡林知道，红卫兵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四个学生，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的。
季羡林此时毫无反抗的能力，他像一只被赶进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驱使。他立刻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走在路上，季羡林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他态度恶劣，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季羡林脑子里懵懵懂懂，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乱成一团。季羡林意识到，一场大风暴正等待着自己。过去看过的那些残酷的场面，不意今天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像是被绑赴刑场的囚徒，在燕园里走着。一路之上，他不敢抬头，不敢看人。他只感到周围有一大群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像鲁迅小说《示众》里描写的一样，而他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
他被押解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地面，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红卫兵押着季羡林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季羡林也被命令面壁而立。他不敢看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此时耳朵还没有被堵上，从杂乱的说话声中，他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由此他判断，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他屏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一声更清脆的耳光声，他的脸上有点火辣辣的。他意识到，这一声是打在自己脸上了。他心里有一点紧张。接着，他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他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浑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准备着承受拳打脚踢。他知道这些都只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
果然，一会儿大轴戏来了。他忽然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他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脖子上，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于是，他弯腰。“低头！”于是，他低头。“往下弯！”于是，他往下弯。这时腿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再往下弯！”他就再往下弯。他有些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把他变成了那样子。季羡林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他不敢。他知道，若是跪下，必然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
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牛棚杂忆》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他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不想自杀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传统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
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
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心里一愣，几乎昏了过去。他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这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极大的仇恨，都能置他于死命。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连个可钻的地缝都没有。他想，干脆“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打倒”口号喊过之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然后，到季羡林家抄家的王某某，便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季羡林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全身精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造谣、罗织、说谎。季羡林此时已不感到忿忿不平了——惯了。发言者说到激动处，“打倒”之声震天动地，宇宙间仿佛真的充满正气，于是群众激动起来了，已经不满足于口喊“打倒”，而是逐渐围了过来，对季羡林拳打脚踢，把季羡林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于是再“踏上千万只脚”。
季羡林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身体更加衰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殴打呢？他索性躺在了地上，任人拳打脚踢，让他们踢个淋漓尽致，尽兴方休。
批斗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季羡林忽然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季羡林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群众的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又追出外文楼，仍然是拳打脚踢。季羡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最后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儿才稍有缓和。这时，季羡林已经快逃至外文楼东面的民主楼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胸腔里。喘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用手一摸，全是血和汗。他就这样走回了家。
季羡林又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
难熬的1968年春天
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在这段时间里，北大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全校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它实际上是由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把持的，井冈山不承认，称之为“派文革”，因此名存实亡。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并且卷入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和“地派”两大派的斗争中，外校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声援自己一派的战友，经常到北大来参予北大两派的斗争。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
为了平息武斗，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校文革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承认校文革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而井冈山则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没能实现两派的联合，宣传队促进两派联合的任务未能完成。
不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却也办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实行“每日生话毛泽东思想化”即：（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一时间，校内开始修建毛泽东塑像，到处可见毛泽东语录，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泽东请示，晚上回家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开会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家则努力背诵毛泽东语录。整个校园内红旗招展，语录随处可见，人人胸戴毛泽东像章，言必称语录，行必带红宝书，真正形成了“生话毛泽东思想化”。解放军宣传队办成的另一件事是按周恩来指示，劝周培源“下山”，退出北大两派的斗争。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了周恩来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2月15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接见周培源时说：“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于是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也不再敢去抓他。周培源由于受到上面保护，虽参加井冈山兵团，但未受到新北大公社迫害。同周培源相比，季羡林由于没有靠山，又无人保护，就只好像进了屠宰场的牛羊一样，任人宰割了。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北大两派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是仍然谈不拢。聂元梓校文革便决定以武力打垮井冈山，在3月20日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任命╳╳╳为总指挥。井冈山兵团也不示弱，两天后，立即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因为井冈山兵团在北大占少数，于是与井冈山兵团同为“地派”的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及邮电学院红卫兵组织等，为了声援井冈山兵团，多次组织队伍来北大游行。人数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他们在北大校内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打倒聂元梓！”“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等口号，并和新北大公社派的人发生武斗。3月26日，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入北大，发生了武斗。
北大武斗形势引起了上面的关注。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公开站在新北大公社一方，袒护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江青的讲话使聂元梓有恃无恐，次日便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因而发生武斗。29日，凌晨l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4月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亲临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元梓、孙蓬一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O、21、22、23和24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井冈山兵团打垮。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起死人事件：一起是，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走进图书馆翻阅期刋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另一起是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当时各级公、检、法都已被砸烂，打死人是没有人管的。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人人自危，北大校园内，随处可见一队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整个燕园冷冷清清，人迹罕见，气氛紧张而森严。
两派虽然忙于武斗，但谁也没有忘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审讯和批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和逼供。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
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