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9/95页
周培源带头写的《公开信》一发表，立刻惹恼了聂元梓和校文革，于是便对他进行围攻，恫吓，谩骂，弄得这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周培源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出于无奈，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人“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上山”后，立即被井冈山的群众选为总部勤务员。
在大饭厅辩论大会上，周培源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被周培源的勇气和正义感大大地感动了，同时，开始回顾自己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并思考下一步的选择。
季羡林想：“一年来自己‘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处境实在来之不易，所以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派，做一个逍遥派是自己惟一的选择的，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自己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个活神仙。”
但是，人世间绝没有桃花源，燕园也不例外。
燕园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作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牛棚杂忆》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
季羡林决心不再做逍遥派，不再企盼什么避风港。他要面对现实，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
长期以来，季羡林就感到，北大这位“老佛爷”干的许多事违背了上面说的革命路线，他说：
虽然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尺度。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上面已经提到。看了这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不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牛棚杂忆》
季羡林曾经同这位“老佛爷”打过交道，深知她“愚而诈，心狠手辣”，属于“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是在耍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一类人。虽然此时季羡林心里对新北大公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不愿马上行动，与“老佛爷”为敌，那样做风险太大，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表面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使馆去示威游行。原因是印尼方面烧了我国驻雅加达的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两派谁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停放了几十辆租来的大轿车，供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是季羡林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便成了问题。此时两派中认识季羡林的几员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季羡林跟前来献殷勤，拉季羡林上车。这反倒使季羡林乱了方寸，不知道该上哪派的车好。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女将，拉季羡林特别积极。从内心来讲，季羡林是愿意上井冈山的车的，但是，他当时还有顾虑，害怕这一上车便暴露了自己的倾向，得罪了新北大公社一派。新北大公社来拉他的人也很积极。最后，在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上了公社的车。
另一件是有关参加学习班的事。
当时上面要求造反组织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两派为了表现自己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纷纷拉拢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班，以壮大声势。有一些在前一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就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前来动员他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他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老问题又出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又成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虑，此时季羡林是愿意去井冈山办的学习班的，但是他想，如果自己要是在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必然隐含着极大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领袖，得罪了她，后患不堪设想。犹豫了很久，为了个人安全起见，季羡林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
季羡林说：“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惊人的程度。两派都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看法。当时季羡林同大家一样，对这些吹捧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说：“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在处理上面两件事情时，季羡林都做得十分谨慎，韬晦之计施展得也算巧妙。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季羡林生性诚实执著，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更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心里有话说出来才痛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他对两派的看法，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便给他带来了麻烦。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到他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能参加井冈山。”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向他家打电话，劝说他，警告他；有的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甚高。此时季羡林的处境同上面提到的周培源的处境完全一样。季羡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季羡林就这样下“海”了，上“山”了。
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由于他的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派造反组织，特别是井冈山，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还是罕见的。这件事当时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井冈山一派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新北大公社一派的人则怒气冲天，破口大骂；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逍遥派们则等着好戏看。
海下了，“山”也上了，这个举动给季羡林带来了双重性。他说：“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是过去必须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真活，谩骂成份也是不可避免的。”
“派性”这种新事物，是很奇特的。它好像邪魔一样，谁要是中了派性的“邪”，就如同鬼魂附体，立刻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是非不分，真伪难辨。一旦有了派性，朋友可以割席，夫妻可以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就因为夫妻参加的“派”是对立的，便会因此搞得家破人亡。同一派的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缺点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对立面一派的人，都变得一无是处，即使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今天因为参加的派不同，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向四平八稳的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斗的公鸡。派性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人不知疲倦，义愤填膺，只要是为自己一派干事，义不容辞，虽死犹荣，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后来，两派之间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互相残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白白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事后，许多人感叹：如果大家把派性产生的这种力量和干劲，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四化”岂不早已实现；用来抵御侵略者，又怎会有百年受外敌欺侮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的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求一下。
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
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
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这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
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厄运临头――抄家
随着天气转凉，风声越来越紧。季羡林多次听到新北大公社要对他下手的传言。然而，他还有侥幸心理。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但是，季羡林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刚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六条大汉，都是东语系的学生，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若寒霜。季羡林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惊奇。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季羡林虽不认为自己是好汉，但眼前亏却是不愿吃的。他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去了。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老伴，也被赶到那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三位老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季羡林当时既不敢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他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他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季羡林知道，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当时打死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季羡林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翻箱倒柜之声，捣碎、摔碎器物之声，此起彼伏。季羡林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的一些小古董，小摆设被砸毁了。小将们对抄家这一行已经非常熟练，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来找季羡林要楼下的钥匙。原来季羡林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他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于是季羡林在征得了全楼住户的同意后，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这位姓王的小将到季羡林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季羡林要钥匙，季羡林知道他是个内行，敬谨从命，把钥匙交给了他。小将们抄家，深谋远虑，涓滴不漏，极端地负责任，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是季羡林心中更加痛苦万分。那些他心爱的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书，有的是从中学时代就跟随他，有的是在德国留学时挤出生活费购得的。这些书，几十年来，伴随他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走南闯北。它们不但是他教书、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长久与他相依为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却正在遭殃。
季羡林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糊涂；又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几只蚂蚁，别人一动手，我们立即变为齑粉。
英雄们“革命”之后，楼下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他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接着，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位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着被英雄们洗劫过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了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上堆满了从书架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被洗劫的情况，三位老人谁都不说话──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季羡林写道：
我脑筋此时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被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
――《牛棚杂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季羡林毕生度过的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亮，季羡林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想去找“自己的组织”，帮他讨个公道。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开放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历数他的“罪行”。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中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季羡林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告诉他，抄家的事他们早已知道，要派一个摄影师到他家去进行现场拍摄。井冈山的领导人表面上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井冈山总部已经决定调查他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季羡林还“痴心妄想”井冈山的头头会替他说几句话，保证他的安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是昨天还是同一派的战友吗？不是当季羡林决定参加井冈山后，所有井冈山的头头都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吗？竟然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打算落井下石把自己人送上“敌人”的祭坛。季羡林走出大门，他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用锁锁死，这说明他已经被新北大公社时刻监视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那辆伴随他近二十年的自行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已经到了。他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就是不拍照。这时季羡林才明白过来，这位摄影师不是来拍抄家的罪证，为季羡林辩护的，而是来寻找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发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抄家的专家也是很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决不会犯那样低级的错误。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派抄家术真是无懈可击，便嗒然而去。
季羡林到井冈山总部去时，看到总部的领导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他当时曾有过一个后来想起来令自己后怕的想法：他想留在井冈山总部。因为他害怕，公社派随时都可能派人到他家去把他抓走，关到什么秘密的地方去，严刑拷打，横加折磨。这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的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井冈山总部比较安全，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季羡林有点迟疑。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总部准备同公社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他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他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井冈山总勤务员周培源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季羡林想，既然他们连周培源的历史都要调查，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的历史呢？他当时感到很寒心。想到这件事，他便放弃了留在井冈山总部的打算。季羡林的历史清如白纸，并不怕谁来调查，可是，在那个年月，所谓调查实际是诬陷。连国家主席、真正的老革命家刘少奇都能调查出“叛徒、工贱、内奸”的历史来，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季羡林呢？季羡林想，与其被“自己人”抛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他毅然离开了那里，回到自己家中。
现在，他的家就成了他的囚笼。他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落下砍向他的脖颈。不管怎样，一夜之间，季羡林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证据，任何审判，只凭公社派喇叭里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成了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理可讲。一夜之间，季羡林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忽然变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东语系公社命令季羡林：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几天，仍然没有人来，他觉得很奇怪。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东语系公社派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在从抄家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有关他的“罪证”。原来，公社派在季羡林自己跳出来反对聂元梓的时候，虽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们苦于“罪证”不足，难以下手，所以迟迟不能行动。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先抄家，后取证。希望从抄家出来的材料中取得“证据”，然后证明抄家和打倒是正确的，所以才拖了好几天。结果，他们“胜利了”。
到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
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的缘故吧。最后，审讯者终于抛出了“底”来。
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审讯者说这是季羡林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季羡林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季羡林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他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半多，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负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足见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罪证”。季羡林向审讯者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他态度恶劣。
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季羡林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房间里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季羡林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他态度更加恶劣。
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前面说过，季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士可杀，不可辱
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他连夜失眠。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宋美龄则变成一个美女蛇。他更吓了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
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