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熙丰遗事》第134/134页
文彦博说道：“我听说君实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才有此一问，社稷所寄，庶民所望，诸葛亮少食而事烦之事，请君实引以为戒。”说完拱手作别，也上了肩舆，下人抬着飞奔而去。司马光见文彦博八十一岁而老益弥壮，自己才六十八岁，连走几步都气喘，不觉摇头叹息。吩咐司马康：“走吧。”下人们便小心翼翼的抬了起来。
多食，少事，心宽，说说容易，司马光便做不到。先帝视之为腹心，欲以皇子寄；太皇太后视之为干城，言行而计从，自当举一身以徇社稷，岂能自惜？
也是。司马光身膺执政才几个月，王安石所行新法明面上是厘革殆尽，其实不然。当年王安石行新法时，先是制置三使条例司总理全国新政，后由司农寺掌控天下常平新法，凡立新法，必先在条例司讲论，定出条贯。除各路转运司、州、县设有专人提举，另有察访使巡视监督，推行起来，也觉艰难。他司马光靠发几通诏书，下几道札子，没有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就几个月能办成什么事？不说别的，就说免役法，大多数州、县宽剩钱已收足，用钱雇役何等方便？突然改复差役法，各式人役是好派差的？蔡京以五天时间在开封、祥符两县恢复了差役法，强差硬派，有意要弄得民怨沸腾，归罪于司马光，司马光是正人，如何知道蔡京有如此居心？罢青苗法，又有多少善后事宜？州、县官吏真如此听话？
还有使他不安的，吕公著和韩维并不十分支持他。成都转运判官蔡曚上表多说了差役法的好话，韩维上表参劾，说是附会差法。这是什么话？连差役法的好话都不能说，还复什么差役法？还有一件事，司马光欲废王安石的新经义，韩维提出可与先儒之说并行，于是王安石的新经义便没有能废。司马光能与韩维拉下脸来吗？朝野怎么说？御史又怎么说？吕公著与其说是支持他司马光，不如说是支持韩维。或者反过来说，韩维支持吕公著。好在韩维和吕公著甚顾大体，并未与他公开争论。
司马光到家时，午时刚过，一进府门，司马康一边替司马光除冠脱袍，又一叠声叫下人侍候午饭。尽管下人抬的肩舆十分的平稳，司马光仍觉着浑身不得劲。肚子倒是有点饿了，夫人张氏亲自存了半碗精白米饭，司马光拨了两口便放下了。稍停一会，用汤泡了泡又吃了两口，实在吃不下，由张氏和司马康扶着去臥室休息。
夫人张氏安顿好后，命一女婢给司马光打扇、驱赶苍蝇。司马光既感觉着热，偏偏又不出汗，那风扇在身上极不舒服。司马光挥手叫女婢离开，想小睡一会。待躺下之后，却又毫无睡意。一眼看到案上公文堆积，遂又挣扎着坐到案前，批阅起来。
一连几天，司马光都是这样，病既不见好，精神越来越不济。太医天天前来诊治，药配了不少，只是仍不见效。
就这样捱了十几天，渐觉秋凉。此时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谷敛散之法，因司马光正在病中，太皇太后和执政吕公著、韩维商议之后，即下诏施行。也就是说，范纯仁和吕公著、韩维三位执政又恢复了青苗法。太皇太后命梁惟简告知司马光，司马光即具折子进呈太皇太后，折子上写的是：“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今禁抑配，则无害也。”
司马光写这个奏疏，同意了范纯仁的意见，肯定了朝廷重新推行青苗法的做法。这一来不打紧，却又使得朝议纷然。刘挚的一道奏疏经太皇太后批过，送到了司马光的案头。刘挚写的是：
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诏改复差法，而法
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弊，并用旧制，施行
曾未累月，复变为青苗之法。其后又下诏切责首
议之臣，而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
事也，而反复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从！且改之
易之誠是也？君子犹以为反令。况改易未必是，徒
以暴过举于天下，则曷若谨之于始乎！
读了刘挚之表，司马光寝食难安。
接着苏轼上表说道：“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今许人情愿，是为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来虑后日催纳之患，非良法也。”
继苏轼之后，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纷纷上表乞罢青苗。当苏轼这四人的奏疏经太皇太后批阅后转送到司马光手里时，司马光是又惊又急，当即着人知会执政们入宫见驾，太皇太后传懿旨在延和殿议政。
司马光乘的肩舆一直抬到延和殿外，由司马康扶着下了肩舆，走进殿中。他见执政们俱已到殿，急匆匆直走到太皇太后帘前说道：“是何奸邪，劝陛下复用青苗法！”
司马光走向帘前的步履有点不稳，这句话却是说得声色俱厉。复行青苗法是范纯仁提议的，吕公著和韩维同意的，范纯仁听司马光如此说，大惊失色，抱笏低头不敢与言。吕公著和韩维对看一眼，没有做声。此时众执政无一人说话，气氛十分的沉闷，空气仿佛已经凝结，小皇帝坐在龙床上，一双眼睛吃惊的看看这个，又看看哪个。稍顷，太皇太后说道：“卿之言是也。常平仍依旧法，青苗钱更不支俵，旧欠免二分之息，只收本钱。此诏着即发至各州县。”
太皇太后说完，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但经此一来，执政中间，也就不无芥蒂了。
太皇太后并不知道执政们各怀微妙心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众卿以为如何？”
若真除授不当，是宰相的责任，司马光是首相，自然责无旁贷。他说道：“朝廷既令臣僚各举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荐之人。”
吕公著立即提出了异意。他说道：“举官虽委人，亦须执政审察人材。”
司马光说道：“自来执政，止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
这是什么话？韩维驳斥道：“光所言非是，直信举者之言，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
韩维的话，已经有了火药味。吕公著接着说道：“近除用多失，亦由限于资格。”
司马光说道：“资格亦不可少。”
韩维说道：“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也？”
关于人材的资格之争，看似小事，其实却是在人才标准上的原则问题。司马光要的是熙宁前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臣，连年纪八十一岁、早已致仕的文彦博和年纪七十九岁的范镇举荐了，文彦博固然是喜孜孜入朝了，范镇并没有应召。他说：“六十三而求去，七十九复来，有是理乎？镇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因以为利”，先帝死了，我可以翻身了，继续反对新法了，做高官了？这种老臣，除了还能点点头或摇摇头外，还能做什么？司马光或许只要他们点点头或摇摇头？吕公著和韩维反对论资格，其实是要拔用新人。当年王安石组建置制三司条例司，其中的青年才俊之士便多为吕公著所荐。因了太皇太后的一句话，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三人在太皇太后帘前一递一句的争论，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双辩司马光，尤其是韩维，直斥司马光之非，司马光语塞，心中不快，脸色愈见其灰暗。范纯仁此时自然不会帮司马光说话，安涛、李清臣二人置身事外，或许，他们私心希望这种争论更激烈一些？不过太皇太后并不希望再争论下去了。她说道：“这事不必再议，卿等告退。”
离开了延和殿，司马光因想几日未到都堂，打算先去都堂看看再回府中。
通议事都堂在原中书省南厅，可以不出宣德门，从大庆殿往西，也不过一里多路。司马光在中书省门口下了肩舆，缓步踏上台阶，不经意间见台阶一侧的紫薇花枝招展，因迭经秋风，花色已显灰暗，便是绿叶也失去了春天的鲜活和夏天的厚重，呈现出了凋零前的衰败。司马光微微慨叹。他偶一回头，才知范纯仁、韩维和吕公著并没有跟着前来通议事都堂。心想，自己也不过过来看看，看有什么要紧公文未曾处理，原也并非议事，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倒是几个属员见司马光来到，又是弯腰拱手，又是唱喏请安，闹了一出虚礼。
司马光来到自己的案前，一眼瞥见一封公文放在案上显眼之处，拿起一看，原来竟是自己上给太皇太后的一份札子，太皇太后看过之后交由三省通议后再进呈。札子上写的便是请复青苗法，而在“今禁抑配，则无害也”下面，划了一道红杠。司马光见了先是一愣，忽然想起就在刚才，自己还在延和殿太皇太后帘前喝问“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青苗法”，自己请复青苗法的札子明明白白的放在都堂之内，每一个执政，每一个堂吏进来便可看到，他们会怎么说？
司马光觉得心里一阵烦恶，手足顿时绵软无力，渐渐的瘫坐下来，嘴里努力喊出一声“快抬我回府”，连脑袋也搭拉下来。几个堂吏忙不迭扶起司马光，与司马康一起，把司马光抬上肩舆，急奔回府。
九月，汴梁城内菊花盛开。御园菊圃起了一千盆，太皇太后命内侍检好的给司马光送了五十盆。菊花凌寒傲霜，称之为花中君子，历来为文人所雅爱，但此时司马光已臥床多日，不能起身赏菊了。天仿佛也病了，布了一天的阴霾，潇潇的下起了雨。这雨仿佛不是下在地上，而是带着愁思下在了心里。于是人们感觉心里涩涩的，落漠中带了点感伤。
其实司马光何止不能起来赏菊，他心里连点感伤都不可能有了。除了断断续续细如游丝般的呼吸，他已没有了一点生命存在的体征。
司马光从通议事都堂抬到家里，便没有能再入朝。确切的说，是再也没有走出过大门。宰相生病，下属臣僚自当前来探视，都堂的堂吏也每天都来拿走司马光已批阅的公文，再送来新的公文。直到那一天，他身不能下床，手不能承受一纸之重，眼不能见纸上之文。司马光要司马康给他读，代他写，司马康哭了。司马光说：“死生命也，宰相能身徇社稷，幸之极矣！”
司马光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已失去了对外界感知的能力，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欢乐。他的思惟游离于躯体之外，由一丝气息所维系。忽然，他的眼中现出了一点灵光，这是一种意识和感知的最后凝聚：是举步跨向彼岸时的犹豫？抑或是想起了还有国事未曾交代？一刹那间，灵光消失了，仿佛听到了一声叹息，――用最微弱的气息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呼唤，他的生命归于寂灭。
司马光死了，本书也可搁笔了。
司马光死在宰相任上，真个是哀荣无比。据史书记载：“太皇太后哭之恸，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礼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笔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归葬陕州，四方来会者数万人。”
以上的记载，即便有所夸大，也不会不是事实。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颗政治明星，王安石是殒落在山野，众大臣要吊唁也有所不便，司马光殒落在任上，丧事之盛，非王安石所能比。但司马光的“粉丝”绝对多过王安石，这也是事实。“粉丝”追星是不需要理由的，追司马光有一个最大的理由，他在六岁时曾经“破瓮救儿”。司马光从元祐元年闰二月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年九月去世，做了半年多的宰相，究竟为社稷为庶民做了多少事，反倒是不重要了。
司马光死后，由吕公著接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到元祐三年四月死，做了一年多宰相。韩维却在元祐二年七月便被罢黜了。是御札――其实便是太皇太后手札付中书省的，说是“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辅臣奏劾臣僚，当形章疏，明论曲直，岂但口陈，意欲无迹，何异奸谗！可罢守本官，分司南京。”
太皇太后这是“欲加之罪，何谓无辞”。实际是因韩维不同意司马光的做法，渐渐成了司马光的对立面，也就是太皇太后的对立面。吕公著上疏说：“自来大臣造膝密陈，未尝须具章疏。维素有人望，忽然峻责，罪状未明，恐中外人情不安。”中书舍人曾肇上表说：“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必具案牍为事！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无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谓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高太皇太后是相当固执的，吕公著、曾肇的奏疏留中了，也就是收下后置之不理。
继吕公著之后是吕大防为相，直到高太皇太后死。枢密院则以安涛为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仍是同知枢密院事。
此时朝中朋党林立，有以程頣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勾心斗角，互相攻讦。这些“贤人们”都把国事抛在脑后，大打起派仗来了。而王安石所行的新法，仍在反复。
从宋神宗赵顼死由高太皇太后权同听政，到元祐八年九月高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前期是厘革王安石新法，后期是朋党之争。至哲宗亲政，李清臣首开绍述之议，至于章惇柄国，重行新法，元祐中人又纷纷被眨。章惇素恨司马光和高太皇太后，在任宰相之后，曾要掘司马光之坟，去高太皇太后之谥号。其间故事，不在此处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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