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1/57页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与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颇为类似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成为天下人民的“主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即“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学者林?V等研究“王”字的起源，认为王字本是斧钺之形，是杀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义是奴隶，它的字形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说文》说：“臣，像屈服之形也。”
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
“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沾满鲜血，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它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即“放牧”。《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们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说西方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虽然中国的皇帝们不可能预见到西方社会国王终于被富商控制的后果，但他们的政治敏感度确实比西方君主们高多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不受专制政权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封建专制“国本”的大敌，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同西欧封建专制政权的“重商主义”截然相反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理论和政策。他们希望把天下人尽量控制在无余财无余力的状态。后来的皇帝们更是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侯”，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
因此西方是经济支配的社会，而中国却是权力，或者从根源上说，是暴力支配的社会。西方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中国，权力是超越经济的，是指挥经济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经济学家杨小凯说，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更重要的现代社会的基石。西方社会私有财产权大于政治权力，所以我们从解剖经济关系入手，可以发现西方社会的一切秘密。当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就有能力进行造反，进行政治上的制度创新，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关键。所以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的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上就不准了。中国不可能出现商人造反，只有不断重复的农民起义。
因为以暴力为基础，中国的专制权力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不能生产出一粒粮食，制造一匹布匹，但却可以支配一切东西。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
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第九节 解决百姓穿衣吃饭的问题
经过打击地主和大规模移民，明初社会终于趋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洪武三十年户部统计：全国土地占有数超过七顷的大户，仅有户，而当时全国户数为9490713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0.15%。全国90%以上，都是小农。
学者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乌托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开始努力构建他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应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朱元璋投入了极大精力，致力于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
为了恢复经济，朱元璋采取了许多具有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的措施。比如为了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发布硬性命令：“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这一规定，要求全国统一执行。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三月，他又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国家计划种植桑枣。朱元璋的计划偏好使他的经济指令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他硬性规定，一百户要共同种二亩秧，并且详细规定了种植方式：每一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造充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对此极为重视。洪武年间，朱元璋利用集权的优越性，集中力量，修建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府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巩固了农业的基础，对明代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长久的影响。在大型工程建设之余，朱元璋甚至还搞了一些民心工程。比如洪武十二年陕西西安甜水渠，引龙首渠水入城，西安居民从此有甜水可喝。
应该说，建国初期，朱元璋用高度计划和强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初步显示了新政权的强大执政能力。不几年时间，全国的桑、麻、木棉产量就翻了几翻，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
经过朱元璋的种种措施，几年间农业生产就恢复起来，大面积消灭了赤贫人口，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面积比建国之初增长了一倍多。而洪武二十六年的岁粮收入，比元朝盛时增加了将近两倍。
不过，就像他的强制移民一样，朱元璋的惠民政策强调全国一刀切，并且以国家暴力作为执行力的后盾。这种粗糙的计划经济方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以中国地方之大，许多地方不适合种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如果不种，惩罚性的课税必不可少。
极南诸省如福建气候土地条件不适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绢布、棉布。再如中州河南，地罕种桑，“太祖皇帝时要求老百姓种桑，是为了劝百姓勤劳过日子，但却演变成了一种税收……到现在为止，河南这个地方不种桑，不织布，每年却还得交绢布税”（《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
《永春县志》亦载：“国初最重农桑之政，令天下府州县提调官用心劝论农民趁时种植，计地栽桑，计桑科绢，府州县俱有定额。然地各有宜，两浙宜桑，山东河南等处宜木棉，如永春则宜麻苎，当随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种桑，递年输绢，取办于通县丁粮。”
第十节 朱元璋的乌托邦探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中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性与连贯性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其乌托邦梦想尤其执著。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宋朝诗人杨万里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如果风调雨顺，乡村生活充满平静和安详。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灾人祸，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民们往往破产。
对这一点，朱元璋深有体会。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中国的政治传统为朱元璋进行乌托邦实验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因为规划设计全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自己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
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放宽历史的眼界》）。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画图。在《献太平十策》中，他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二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8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礼仪和礼、乐、射、御（驾车）、书、数，15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吸取了解缙蓝图的精神，把这幅蓝图加以修改，在实际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会里，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老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都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与今天春耕生产动员会类似的非同凡响的主意。
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问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
（《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他还规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皆论如律”。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今天让人家头痛不已的“随礼风”极有可能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饮酒大会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恃于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
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而拒绝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入会，则是为了让他们产生羞恶之心，以利改过。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托邦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这一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下文。
第十一节 集体主义“大同梦”
在侵入中国的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社会主义思想最终罢黜百家，获得独尊地位。这当然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同时也反应了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深处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礼记・礼运篇》汇合总结了诸子百家的社会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导“王道仁政”，实行井田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
直到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
中国政治家从来都崇尚“定于一”，强调统一人民思想，以产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秦相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才能使百姓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任劳任怨，提倡兼爱，为天下人服务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国家公有，由国家分给人均土地一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做过井田梦。1724年（雍正二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这些过于超前的实验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向来不符合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的心理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人们心理、思维习惯。“天下一家”的向往导致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文化的选择。
第七章 建立制度：明朝百姓有了“户口本”
第一节 “毒蜘蛛”朱元璋
古人对“治天下”有多种比拟，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如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国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国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国家：“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很不像样。”
农民的世界观是静态的。在农民的眼睛里，世界是永恒循环的。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
朱元璋也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千秋万世，永不坍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样，永远在静态中循环，直到天荒地老。
这不仅仅是朱元璋一个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个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词汇。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女子，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成了一种偏执和狂热。从心理学角度讲，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坚强，他们倾向用自己的意志来规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无秩序状态。他们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条理分明，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会要求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摆放有序：洗漱间挂的毛巾花纹要对齐，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厨房用品摆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严格按规定，固定在星期几。
朱元璋就是这样。如果他终生只是一个农民，他也一定是一个治家极严的家长，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家里一切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田里的庄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总，他一定会把公司管理得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成了“予一人”之后，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续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荡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一个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他感觉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业。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正合适他。以他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
他会手把手地指导村民们每块地上应该种些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拉着他那张驴脸，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