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2/57页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国家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了，过于复杂了。国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国不同于治村。对于在农村骑惯了驴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一头没有见过的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他熟悉驴子的秉性，可有点摸不透这头恐龙的脾气。
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为了一个人的“省心”，他必须使其他人都“静心”或者“无心”。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第二节 最严厉的户口制度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因为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取了“草格子治沙法”，用政权把沙子们固定下来。他的草格子就是一系列固化社会的诏令。
元代统治者马上治国，武勇有余，文采不足。蒙古人奴视汉人，统治手段粗暴野蛮，在中国政治技术史上形成一个大的倒退。而朱元璋承大元之余绪，把元代统治者的野蛮强横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明王朝继承了元代严格的职业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军户之中，还细分为力士、弓兵、铺兵等。民户之中，除了普通农民外，还有沿海晒盐的灶户，为军队养马的马户，给皇帝家看坟的陵户，管园的园户，种茶的茶户。此外还有什么米户、囤户、菜户、渔户、窑户、酒户、蛋户、站户、坛户、女户、丐户等等，计八十种以上。（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也就是说，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把人口分门别类后，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也称黄册①制度。
人口统计登记在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确、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讯、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会遇到多大的难度。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
他规定，全国人民一律编入户口，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他家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因为户口册的封面用黄纸，所以称为“黄册”。
洪武时期的人口登记工作是在不断强化的血淋淋的法条下进行的。洪武二十四年，因为在人口登记中发现了弄虚作假行为，朱元璋又下命令，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亲自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或者隐瞒人口不报的，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在高压政策、精密组织以及朱元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间的人口调查工作准确度极高。全国的户口被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面就是一份明代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
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①明代黄册乃是登记天下人口和土地的档案，其中登记人口及其财产状况的叫黄册，绘制全国土地田亩的叫鱼鳞册，因套用黄色封面，故总称“黄册”。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X月X日
第三节 玄武湖的秘密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常年热闹非凡。
游人们可能很难想到，在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禁区，警卫森严，人迹罕至。
森严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时代来到玄武湖，会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军队，神情严肃地来回巡察。史载其时的制度是军官“带同弓兵、军士、地方火甲人等昼夜往来，沿湖巡察”（《后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试图接近湖区。你试图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围的土地，不许农民耕种。原有的农田，一律任其荒芜。湖边不但不许打渔，也不许采樵放牧，有人试图闯进湖区，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采渔牧之有罚，巡视守护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后湖志》）。
不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员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来到这里。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钦命到两广公干的太监郭镛路过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宠信，在宫中地位颇高。听说玄武湖风景甚佳，遂带领随从二十余人，驾船到此一游。不料当朝监察御史孙纹当即以“故违禁例”、“擅游禁地”之名，迅即将此事报告给皇上，说“太监郭墉……虽祖宗严禁之地偃然不顾，前去游憩……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镛因此丢掉了两广公干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呢？
原来，玄武湖中的岛屿上，建有“黄册库”，存放着大明王朝的户口本。对户口黄册何以如此紧张？因为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是约束大明百姓的紧箍咒。
具体地说，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离开了这些户口本儿，大明王朝就没法运转。
职业世袭制虽然自然方便了社会的管理，却在社会成员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军户，就承担着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务。
首先，每一个军户家庭必须出至少一个男人到所属军队卫、所当兵，叫“正军”。今天参军入伍，路费、军装、士兵生活都由国家负担，而明代此类费用却都是由“军户”自己承担。“正军”一旦接到国家发来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为他出“购置军装之费”、“买娶军妻之费”、“解送道路之费”、“军丁口粮之费”，所以“正军”上路，往往会使许多军户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还要另出一个男人随“正军”一起来到军队，他的任务是在军队屯田种地，打出粮食换钱，供给“正军”吃穿花用。虽然说名义上国家规定，“军户”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减免些赋役，但其实减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耻为军”，正如“充军”这个词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参军，就如同当了犯人，“有如弃市”（《大学衍义补》）。军户之子，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人四十岁了还结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军户”，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黄宗载传》）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摆脱军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军人逃亡潮。据《明史》兵志记载，到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无法维持国防力量。
而黄册制度或者说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们改变户籍。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要求全国每家每户，每十年一次，将自己的户口黄册报送到京师保存。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所清楚掌握。这样官府如果怀疑你是“逃军”，就会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户口黄册，和南京黄册库中的黄册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祖上是什么职业，让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所谓“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后湖志》）。
所以后来在弘治五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根据朱元璋的立法精神，这样说明黄册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旧例，藏民册后湖，法禁严重，不许诸人窥伺，其深谋远虑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处远年之册无多，而军民各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册籍之独存于后湖也。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黄册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没法买通官员，改换户口。用明清史学家韦庆远的说法，黄册就是全国百姓的“紧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户于死命的最后王牌。
实行黄册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朱元璋想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植物，不但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也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如果某地发生灾荒，人们跑到外地要饭谋生，即使成功偷越了关卡，也会在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明会典》卷二十，黄册）。
也就是说“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官府会要求你报出自己的户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黄册库中的信息进行核对，这样，你想谎报户口，随便到其他地方落户的企图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继续入黄册。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黄册制度的第三个作用是保证赋税。黄册与今天户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光是用来记录人口信息，还要记载这一家的产业，用以确定应该承担多少赋役。因此，黄册既有人称为户籍黄册，又有人称之为赋役黄册。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全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豪强地主贵族等势力之家，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黄册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户人家逃税。同时，豪家大户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税赋，将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激烈，最终会吞没这个王朝。黄册制度也可以把这一现象压制在最低范围。因此嘉靖年间有官员说：
国家之急务，莫先于恤民。恤民之实，在平赋役而已。赋役之平，在慎攒造（黄册）而已矣。故册籍之造弗慎，赋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计，民弱受害，国计之亏缩，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万文彩《为申严赋役黄册事例以杜奸弊题本》，《后湖志》卷十）这些话确实说出了朱元璋的心声。可以说，没有黄册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财产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资料存放在何处，朱元璋当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后定于玄武湖，是因为它水面阔大，湖内有数个岛屿。对于玄武湖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杨廉曾这样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各类多随藏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
不然，辇觳之下，如顺天畿辅之近，如真（定）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之南京？盖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杨廉《后湖志》序）很明显，朱元璋认为后湖这样环水隔岸的条件，是用来建设档案馆最理想的环境。建库于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安全。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同，事实上，后来朱棣北迁以后，明王朝的中央国家机关北迁，然而却单独把黄册库留在南京，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条件之优越了。
第四节 里甲制度：“二流子”们的紧箍咒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到了城里，最害怕的则是地痞流氓。作为一个从小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本性里对游手好闲之徒却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从来都看不惯。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
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们）还是挨年这歇来（方言，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游民们的可怕。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牵头，他们有农民们所没有的胆量、野心和社会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因此，在天下大乱之时，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后，他把消灭游民作为控制社会的关键。
他规定，每个人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社会上不许存无业之人。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中说：
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虚！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生存，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的里甲制虽然是由历代沿袭而来，其严密程度却大大超越历代。
他规定，“里甲”的首领有组织一里之内生产生活的权力。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
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