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中的男人》第30/33页

希尔曼进一步讨论了父亲的"背叛度"这个为人父至关重要的成分以及儿子相关的宽容度。

当然，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唯一易变的关系。许多人完全是由他的母亲或同『性』恋夫『妇』抚养成人的，有些人则是在一个大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的。有些男人虽然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但后为仍能和父亲和睦相处。我们这里关注儿子与形象幻灭的父亲的关系，既不是说所有儿子的问题都是父亲的错，也不是说家庭生活有唯一的健康方式。

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吗?为了保持和平，人类需要等级制度吗?多一点合作精神少一点等级划分的社会关系会给人类带来更永久的和平和正义吗?亚历山大米特斯彻利研究了的无父现象的社会后果。所谓"无父"，就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加深，父亲的地位与权力相对的削弱了。他认为如果社会要超越子女的"全能子能关系"--这是家长政治的特征，且要使"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就要加强"意识批评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国民害怕随之而来的自由会退化到族长制时期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像30年代的德国那样。米特斯彻利的论证运用了福罗姆的观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选择与父子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有关。理想破灭的主题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连过分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儿子也会对父亲产生失望感，而且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儿子将来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这有很多可能『性』--过多的失望，或可在面对理想破灭时过多的退缩、抑郁甚至『自杀』，或者躲进幻想和痴狂之中。对一个在复杂而不停地使人理想破灭的社会中按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人来说，应付幻灭期的能力就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有良知的父亲与不领情的儿子的戏剧每天都在重演，在当今这个重新定义"男子气"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故事可能会让"再定义"爱到局限。如果父子在敌对立场上相持上下，谁也不想让步，似乎两人都把自己本应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受到训练，转到了子女的竞争上。那么，父子两人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并失去讲和的有利时机。

公开地探讨这些问题对父子双方都大有裨益，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后备和声援队伍。可是，此时没有男人的羞愧问题。没有达到期望值的父亲或儿子会感觉到有些羞愧，而不愿意向别人叙说他的苦痛并寻求帮助。相反，男人可以克服害羞和孤立自己的冲动，他的支持可以帮助父子度过这一疏远期并开始寻求和解之路。

如果父亲过于无能，过于保守或过于倔强而不寻求和解之路，那么儿子可能对强硬的父亲产生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男人的主题包含在子女的活动中。如果父亲可以找到面对儿子的另一种立场，如果父亲真能在这场微型戏剧中既不把自己看成胜利者也不看成失败者，那么儿子也最终可能为父亲努力奋斗而学会尊重父亲，并可能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思索中的男人 30.为什么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

心理疗法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进行。弗洛伊德发明了现代咨询室，在这里日常生活规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规则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密，可以自由联想，置日常礼节于不顾。现在的心理学者调整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规则，不再问就诊者心里想什么，而是鼓励男人们说出在其他地方无法说的话。在男人世界里和工作的场合，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迷』『乱』、懦弱或渴求。他们不能对『性』伙伴说自己幻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求助过『色』情。在治疗中，他们可以试验新的行为，例如脆弱地或恼怒地对待心理医生，并发现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来且日益加深，如与父亲、伙伴、同学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男人可以探究自己原来心灵的秘密，被心理医生视为正常人。心理医生不带任何个人利害关系去评判、劝告患者或将患者转变为自己想像的模样--或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心理医生在价值观和能力上不同，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但是理想上，咨询室应当是一个可以使人反省自我、剖析自我，进而完善自我的地方。于是心理医生和就诊者需要考虑使人重新回到真实世界，在那里应用治疗的方法。

相对以前，更多的男人光临了心理医生的诊所。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得起心理咨询费，并有足够的耐『性』克服依赖他人的不情愿心理，当压力超出他的承受力，而且通常是他感到无人可以诉说时，现代男『性』文化的行为准则允许他咨询心理医生。并且既然就诊者付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完全服从医生，心理医生只是一个雇佣而已。确信不会泄『露』秘密，而且不用对医生言听计从，男『性』就诊者可以从工作中抽出一小时放松一下，告诉医生一些他永远不会和与他一样过着节奏快、竞争力强生活的人探讨的私事。

有些男人想尽快回到工作中去，越快结束心理咨询越好："我是个特别忙的人，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最近这段时间感到特别的心烦意『乱』，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希望病能很快治好，我真的抽不出时间。"治疗着重于问题方面的研究，但危机一过他就想结束治疗。权力斗争甚至在第一轮治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尔打电话要见我，是他妻子的心理医生把我推荐给他的。我们约见面时间。他想让我找个晚上的时间，我告诉他我晚上没有时间。我给了他两三个开诊时间，他选择了一个。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赴约，就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没有。他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可以来，我解释说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了，于是就让他那个星期晚点来我这里。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来晚了，因为我不能给他额处的治疗时间而很沮丧。很明显，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地位。从他的第一个预约电话开始，一场战争就已拉开了帷幕：谁的时间更重要?谁是更重要的人?谁将赢得这轮较量并确定我们的约会时间?

男人们互相品头论足，而且能很快地给对方下一个结论。在商界，如果你不能迅速准确地估价对方，那么你就有可能处于劣势。无论对方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医生，一个男人总是害怕对方会打垮、控制和侮辱自己。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人关系有两种最普遍的形象：一种是统治形象，一种是服从者的形象。

有些人对工作，对他们自己亲近的人，而且更可悲的是，甚至对心理医生从来就不能超越这种判断。他们的确接受了一定的治疗，但仅仅是在危急的时刻。可一旦觉得可以控制事物时，他们就立刻停止问诊。换句话说，只因病情严重，他们才愿将自己放在依赖者的位置上，但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对依赖的恐惧感又再次侵袭他们的心头。随着恐惧感的日益加深，他们终于离开了心理诊所。可是在痛苦地中断了一段重要关系，或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之后，由于担心、顾虑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于心情沮丧却不知根源，由于正经受着『性』无能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再次走进心理诊室接受心理治疗。否则低落的情绪可以导致背痛或心脏病，从而使他们被迫放慢紧张的步伐。因为嗜酒、吸毒、赌博或追求女『色』而想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也有时，因为患了癌症或艾滋病来看心理医生。大多数男人憎恨感觉脆弱和向别人求助。

在治疗过程中，男人们的传统自我保护意识成了拦路虎。由于害怕依赖别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其实很想有个人倾听自己的苦恼。由于害怕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情感，不讲述自己的『性』困难。由于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不要信任另一个男人，他们就尽力避免和心理医生亲近或是让医生永远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对这样的男人做如下评价：

在心理医生的分析工作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心情沉重，竭力劝一个女人放弃对男『性』阴茎的狂想，因为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努力使一个男人相信对其他男人持服从的态度并不是意味着阉割而是生活中许多关系不可或缺的，于是问自己是否一直为"向风布道"这个问题所疑虑，这种痛苦是其他任何困难都无法比拟的。男人反抗的过度『性』补偿产生出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转移。他拒绝向父亲的代替人屈服，他不愿为任何事情对父亲的代替人心怀感激，因此，他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

物质关系理论将这种具有特『色』的权力斗争归结为大多数男人们所共有的自恋特质的表现。科恩伯格认为，心理医生必须正视并解释隐藏在就诊者背后想要在咨询室内抓住权力的愤怒，科胡特则鼓励医生转移化解愤怒之下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他贬低心理医生是为了感到优越(也就是发现一位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既定代理人将使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心理医生确实很有能力，但忧心忡忡，唯恐对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羡妒之情会失去控制。心理医生必须避免使就诊者陷入进退两难的任何一边，也必须寻找或创造机会跟他谈论他的各种关系中的这种情况。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挖出就诊者那需要贬低或理想化其他人的心理基础，而患者也就能够克服那种妨碍他亲近别人的矛盾心理。

心理医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就诊者接触，获得他的信任的办法。控制还是服从的问题在诊询过程中十分突出。我想我不能对比尔表现得太被动，例如向他屈服并找个在晚上的时间给他开诊，以免被他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人，从而认定像我这样的弱者是不能治好他的病的(当然，如果碰巧在晚上开诊，那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他关于权力的矛盾心理会在另一方面显现)。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满足他在权力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他就会觉得在我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并有种恐惧感，那他也就不会信任我而敞开心扉。

另一位就诊者阿诺德，在他从心理治疗获益之前，不得不跨过这个障碍。开始，他在我的门诊感到很不自在。他通过表现得才智过人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旁征博引来阐述一个观点。他会把我所做的评论和解释贬得一无是处。我要保护自己，意识到斗争，我开始勇敢地对抗他。对某一观点我甚至坚持说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而他却一口否认。在第二个疗程中，他变得焦躁不安了。他说，他对我很失望，说我失去了冷静，仍像在上一疗程中那样攻击他。

我吃惊了，我没觉得最后的会谈是一个坏的结果。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双方都赞成的、适合他的情况的解释，探究了他用来否定我的解释正确『性』的部分原因，治疗友好的结束。而现在他却明显地对我发怒了，他认为他有理由那样做：

"是你敏感。你指责我，伤了我，我故意说你的解释不对。对我来说和心理医生交谈是很难的。我对你尽可能坦诚，尽可能和你分享感情。可能我偶尔不得不来点智力烟幕，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知道那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紧张。"

在这个人的第一个疗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在两种感情之间波动。一方面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他被看作无以为助，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更温柔、更同情而又对他的痛苦和脆弱更敏感。确定时间的协商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谈论男人在私人范围内的冲突，也可以谈论就诊者寻求他人帮助的问题。心理医生评论与见解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使得他坚信，这个心理医生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但也正是心理医生的同情、温暖和情愿新生就诊者的保护心理，娓娓道来，才使就诊者更加信任心理医生，进而更多地敞开他的矛盾和恐惧。

罗迪第一次就诊时晚了十五分钟。他被解雇了，丢掉一个肥差，他很沮丧。解雇粉碎了他的明星梦：青年时的明星运动员和学生会『主席』，成年时是一个明星商人。可现在他变得沮丧和无助，他没脸面对朋友，更别说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感想，他甚至不能请朋友们给他参谋找工作。他非常的绝望，无法去面试找新工作--他担心自己的沮丧太明显而被淘汰。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没有时间限定。我用自己对约会的理解作为第一疗程的结束语："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将看到可以揭示什么和发展的结果，接着我们将再讨论应该继续见面多长的时间。"他的沮丧持续了四五周，在第六个疗程时，他没有来。我打了电话，他说感觉好多了，不需要治疗了。实际上，他已经在错过那个疗程前几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就忘了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说，我对他的好运很高兴，同时说，如果他能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会感觉更好。我告诉他，实际上我想他要能再来一两个疗程就更好，那样我们就有机会讨论结束治疗，那样不仅对我更好，我想对他也是如此，他同意了。罗迪因为耽搁了我的时间，而带着歉意开始了这个疗程。我问：

"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

"我想我只是为找到了工作而特别的高兴，我不得不忙着准备去上班，我想我只是忘记了这次预约。"

"这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取消约会。不过我想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更深入谈论的必要。比如，你是否不高兴再接受治疗?与人当面说再见是不是有点生硬?"他同意这两点。我建议他谈论一下他为什么那么难于跟别人说再见。他承认这种情形很常见，比如，自己要和情人分手，只要不再给她打电话，长期不和她见面就行。他使劲琢磨，该不该把她叫出来，商谈地结束这个关系更好。他感谢我把结束治疗和结束浪漫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他继续治疗，真正地领悟了我和他谈的内涵。"你应该知道这段短暂的治疗对我很有利，我想你一定很擅长干你这行。"对与我的分别他表示悲伤，我告诉他我也不好受，并告诉他需要时这里的门永远向他敞开。

有时，当一个新就诊者筹备于理想化和贬低心理医生之间时，告诉他离开几个疗程，等感觉好些再来。接着，等就诊者真的感觉好多了，并考虑马上结束治疗，他会记得心理医生的预测迟早会这样。这个预测有两个目的：就诊者对预测的正确『性』留下很深印象，并开始重视心理医生的介入；预测也便想证明心理医生错误的就诊者产生束缚--如果他冒然结束治疗，则心理医生的预测就对了。这将使他重新考虑结束治疗，至少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同心理医生讨论这个问题。阿诺德戈尔德贝格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策略来治疗那些他称之为"自爱病"的男人，第一步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将要破碎的自尊心。等他一部分自尊恢复之后，他才能够听到讲道理。

思索中的男人 31.为什么婚后男性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男友

大约一年以前，我跟一个要好的朋友大吵一场，这事儿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旧模式。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的女朋友把我的一些我生气的事情告诉了他，她的这种轻蔑的做法伤害了我。我就质问我的朋友，问他感觉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他听后感到很不自在，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才回答说，他当时也考虑过，感到女朋友的话跟事实有些出入。我就接着问他，为什么不来向我当面澄清，为什么对女朋友的负面评价不立即否定?在平静的讲理的讨论中，他认真考虑了我的话，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暂时分开。

一连几周我们都没有见面，只是捎话邀对方聚餐。后来我却因为孩子生病而耽误了这次约会。当我们再次通电话时，他说我老是违约，令我气愤。我严厉地回答说："我更感气愤，对我生病的孩子你竟毫不关心，一点也不理解我当时的处境，要知道我对工作、对家庭都是负有责任的，我不能置之不顾，眼巴巴地跑去跟你吃什么饭。"我们就这样在电话中争论着，叫喊着，最后我气得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的妻子和孩子开始时都惊奇地听着我在电话中叫嚷，但当知道我在跟谁叫后，却都来给我打气，好像我跟男『性』朋友通话时的固定套路--"你好吗?很好，你怎么样?"，他们早就厌烦了。几天以后我跟朋友再次见面，事情也就平息了。实际上，这一次一时冲动的吵嚷把我们之间的不快一扫而光，彼此相处更自然了。

我有一些的亲密的朋友，彼此之间亲密无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友谊本应有更大的提高。从我跟妻子亲密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坦诚地说，她总是优先考虑友情，而我就差得远了。比如，当我们一家人度完假回家，卸了车，孩子们各自回房间或到朋友家里去后，妻子阿琳就会打电话跟朋友们分享旅途中的趣闻乐事，而我呢，却感觉一身轻松，电话被他们占着，没人来打扰我了，我就直奔电脑，忙着把旅行中的心得记下。

除了与我们经常见面的四五对夫『妇』，我还有五六个男『性』好友，我们经常聚餐，一个月有一两次。因为我周末总要回家吃晚饭，周末总是很紧张。一天的工作已很疲累，因此，中餐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最合适。中午的聚餐总是那么惬意，彼此谈论着亲密的事情，但同时也缺乏一种自发的气氛。毕竟，一生中最带劲的那些事儿总是偶然发生的，不会老是恰好在你与朋友共聚午餐前发生，供你们谈论。因此，一般来说，聚会时每当朋友向我招呼，我常常要赶紧回想上一周来的经历，好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有时，我正处在困『惑』、焦虑或悲伤的时候，我往往说说某个事情的梗概，和朋友谈的话题搭不上架。

为什么我不一度假回来也拿起电话跟朋友们分享快乐呢?一来这是因为我的妻子就在身边，像其他男士们一样，我首先接触的就是她，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占据的。再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在电话中交谈吧。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习惯，作为年轻医生我与电话打交道太多了，以至产生了这种厌恶电话的后遗症。后来我读了罗宾的报导，她所调查的大部分男『性』都尽量避免在电话中交谈。我的大部分男『性』朋友及病人也是如此。是男人们不喜欢电话吧，还是不喜欢把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直接告诉另一位男『性』呢?电话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真正需要男『性』朋友时，也能使用电话直接取得联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的不是电话这种工具本身，而是动用它进行交流的直接『性』--当感情上极其需要时能直接与朋友交流。我却宁愿等待直至感情平静。当我处境困难时，我更倾向于避开朋友，只有在我已经能控制事态时，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也许，这就是我与朋友共聚午餐时，略感平淡的原因吧。当然，与男『性』相处过程中的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个『性』上的缺点，另外也有同『性』相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