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致命三部曲之致命追杀》第34/110页
许长征放开瞳孔的同时，移开了眼睛。杨文峰注意到，这位国家安全部部长浑身哆嗦了一下，仿佛经受不住下午温暖的阳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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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
尸体是在北京东城区原外交部大街31号胡同的垃圾堆里发现的。
前一天傍晚，一个捡垃圾的农村妇女得到情报，原来在东城区火车站附近外交部大街31号的外交部所属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搬家了，留下了大量垃圾等待垃圾公司派垃圾车拖出城。这位妇女在下午赶到附近潜伏下来，一直到下班，都没有看到垃圾车来，她按捺住异常激动的心情。晚上八点，她三步一回头离开现场，星夜兼程地赶回郊区农村，凌晨四点左右，她与同村的两个靠捡垃圾过活的妇女会面，开了个碰头会。这次碰头会是在共同利益指导下的一次团结和胜利的会议。
按照会议上定下的精神，三位垃圾妇女五点启程前往北京火车站，为了不打草惊蛇，不引起同行的猜疑，不被警察赶得东躲西藏，白天，她们不敢靠近目标，只好先在火车站附近游荡，几个来回就把火车站附近的垃圾箱翻了好几遍，有两次便衣警察警告他们不得在火车站附近的垃圾桶里翻找，这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
晚上六点，天渐渐黑下来，灯渐渐亮起来。她们一行三人简单碰了个头，用眼神再次确定昨天定下来的分配战利品的原则，然后三人兵分三路朝外交部街潜进。
外交部街是以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31号为现在的外交部物业，世界知识出版社一直在这里办公，两天前出版社搬家了，这里留下了大堆杂物和垃圾。
她们以前都是靠在郊区的垃圾处理场捡垃圾为生，但后来由于北京的进一步开放，外地素质比她们还低的民工潮水般涌入，北京郊区八个垃圾场逐渐沦陷于外地年轻力壮的民工掌握之中。
这些以前在垃圾场过得优哉游哉的郊区妇女很快感觉到力不从心。因为在垃圾场生活要点就在于眼明腿快，一看到有城市来的垃圾车过来，就争先恐后地冲上去，等在那里迎接新鲜垃圾从翻斗车上“哗啦”倒下来……人到中年的妇女哪里比得上农村来的民工？何况垃圾场的农村民工年纪越来越小，有些十一二岁农村来的小孩子，不但腿脚灵便，在垃圾山上如履平地，而且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被污染的脑袋瓜异常聪颖。例如有些河南来的儿童，为了第一时间捡到新鲜垃圾，想方设法避过垃圾场工作人员的视线，绕过工作人员设立的安全警戒线，提前躲在垃圾倾倒处。每天都有满车的垃圾一下子倒放在隐蔽在垃圾里的孩子们的身上，等垃圾车和指挥人员一离开，妇女跟着大队农村工后面朝封锁线冲过去的时候，她们看到垃圾堆里钻出了几个小脑袋，那些十来岁的孩子把蒙在头上的菜叶子卫生纸和避孕套扯下来，露出自豪的胜利的眼光。往往在三位农村妇女气喘吁吁跑过去时，那些孩子已经捡了一怀抱的易拉罐和可回收的值钱的玩意。
她们只能干瞪眼，羡慕得不得了，恨得咬牙切齿。她们后来才知道北京有个政协委员叫张惟英，曾经为民请命，要求限制外来素质低的民工进入北京市，她们这时萌生了要选举张委员当北京市长、当国家主席的强烈愿望。
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的垃圾就应该是北京郊区人的垃圾。
垃圾场渐渐失守的郊区农村垃圾妇女们痛定思痛，开始调整战略策略，开始利用郊区农民的身份，把眼光放到了垃圾源上。
她们进城了。
进城捡垃圾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离举办奥运会越来越近的北京市，大家都在“建设新北京”的口号下掩藏垃圾。警察和便衣更是禁止垃圾佬们在垃圾箱里翻找值钱货。而且最近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在积极开动脑筋，想找出制定禁乞区的理论根据。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对于三位郊区垃圾妇女来说，可谓可遇不可求。当她们三位胆战心惊地潜到外交部街31号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垃圾车显然来过，但只是放下了垃圾翻斗，等垃圾装上后，改天再来拖走翻斗。眼前，四个垃圾翻斗安然无恙地停在院子里面的墙边。垃圾已经装上了垃圾翻斗，只等垃圾车过来运送出城。
好险，好险，三人心里都暗暗感叹，一旦运到郊区垃圾处理场，就是那些眼明脚快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小孩子的了。
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三人观察了不到半分钟，然后身体敏捷地分别扑向三个垃圾翻斗车，先是头和手伸进去，然后肚子爬上去，之后是屁股翘起来，再后来，只剩两只脚露在垃圾翻斗的外面。
“我的妈呀！”一声尖锐的喊叫从中间的垃圾翻斗里呼啸而出，冲进北京城上空寒冷的夜空中。
三位郊区的垃圾妇女像正躲在垃圾箱里偷食的老鼠，随着惊恐的喊叫声闪电般地跳出了垃圾箱。
“有警察……”中间那位妇女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地说。
另外两位也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起来，眼睛惊恐地四处搜索。“在、在哪里？”
中间那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指向刚才自己捡垃圾的那个垃圾翻斗。
另外两位疑惑地看看那个垃圾翻斗，又看看死灰般脸色的妇女。那妇女浑身更加抖个不停，连说话的声音也生出了奇异的颤音。
“警察、警察在那个垃圾堆里……”
二
110巡警和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值班警官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看见眼前的情景都几乎同时预感到，此案很棘手。
作为一个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凶杀案发生过、正在发生或者在酝酿策划之中，至于无名尸体就更加不用说了。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超过350万，其中有8万人靠北京人的垃圾生活，每年冬天，有五十万民工拥挤在不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而且风雪无阻的破工棚里，另外还有一百万的民工的住处没有足够的取暖设备，北京的冬天成为流浪在外的农村民工的第一杀手。
每年冬天，各公安分局的停尸间都会进出不少无名的尸体。公安的同志一开始也很不适应，有些甚至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更何况就算在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十几倍的西方，严寒的冬天也寒杀过穷困的老人和流浪汉。在西方，这些都是要公布上报纸的，就算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香港，每次寒潮来临时，两大新闻台也会每天统计有多少老人冻死，有多少人因为寒潮而得了重感冒。但在新中国此类消息是作为国家机密的，不适合上报纸。作者在北京图书馆搜索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过往报道新闻，结果发现，从1949年到今天，香港因为寒潮来袭而冻死的人超过一千四百人，而中国大陆一个都没有。这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然大城市的警察最感头痛的还是如何区别对待从城市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尸体。有些尸体没有任何意义，卷起来烧掉就可以了，而有些尸体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甚至包含着巨大的危机，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引火上身。如何区别对待尸体的问题完全是一个超出了警察业务的政治问题。有些尸体就像真的尸体，无足轻重，有些尸体却可能引发高层地震甚至社会动荡。有的尸体被发现后，家属带回去，烧两捆纸钱，埋了拉倒；有的尸体却仿佛是什么胜利的旗帜，被人抬着游行示威，有些则被人抬出来压活人。这也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天，警察赶到后，围绕着从外交部街31号垃圾翻斗车里抬出的尸体，表情都异常严肃。
尸体穿着武装警察的仪仗队制服，金黄的绶带在现场强光灯下闪闪发出金光。尸体大概有一米七六的长度，脸上虽然被垃圾和血迹弄得模糊一片，但从下巴和鼻子的棱角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很英俊，长了一幅天安门仪仗队的共和国国像。
现场被封锁后不久，市公安局刑警队领导亲自来到现场，指挥进行取证研究现场的工作，由于要清查所有的垃圾翻斗车，所以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先是武装警察北京仪仗队的领导赶到现场，确认尸体后，又继续向上汇报。
接下来，又有两个和死者有关的单位的人员匆匆过来，之后是认为死者的死可能和他们单位有关的领导们也纷纷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