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第12/14页

然而，即算从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异化是如此糟糕的一种人类疾病，但从文学和精神生活的角度看，它却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的功课。不进入异化和经历异化，人的精神便没有深度，便无法体验到人的本真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社会(如现代西方社会)带给人的一时的处境，而是人类的一般处境，即：人与人不相通，但人骨子里渴望人的关怀和爱心；人与自己相离异，但人仍在努力地、白费力气却令人感动地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要好歹拾掇起灵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只甲虫。然而，《变形记》中的“控诉”的色彩还是太浓厚了，尽管作者的本意也许并不是控诉，他对人类的弱点了解得太清楚了，他只是怀着宽厚的温情和善意在抚摸这些累累伤痕的心灵，但人们却认为他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差别只在于手法上的怪诞不经。因而这一“批判现实”的调子一开始就为解读卡夫卡的艺术方向定了位，人们关心的就只是他如何批判、如何控诉了。
这种偏见也影响到对卡夫卡其他一些作品的阐释，最明显的是对《审判》的解读。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场貌似庄严、实则荒唐无聊、蛮不讲理、无处申冤的“审判”，实际上是一次莫明其妙的谋杀；主人公约瑟夫·K尽管作了英勇的自我辨护和反抗，最后还是不明不白地成了黑暗制度的牺牲品。在中文版的《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审判”被译为“诉讼”，似乎也是这种社会学解释的体现。然而，残雪的艺术体验却使我们达到了另一种新的维度和层次，即把整个审判看作主人公自己对自己的审判(“诉讼”的译法杜绝了这种理解的道路)。她在《艰难的启蒙——读〈审判〉》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
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这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
骨”。

K从最初的自认为无罪，自我感觉良好，到逐渐陷入绝望，警觉到自己身上深重的罪孽(不一定是宗教的“原罪”，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即把自己当罪人来拷问)，最后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并让自己的耻辱“长留人间”，以警醒世人(人生摆脱不了羞耻，应当知耻)：这决不是什么对法西斯或任何外在迫害的控诉，而是描述了一个灵魂的挣扎、奋斗和彻悟。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肮脏和污秽，灵魂的内部法庭遍地狼藉，恶毒和兴灾乐祸的笑声令人恐惧，形同儿戏的草率后面隐藏着阴谋。这是因为，这里不是上帝的光明正大的法庭，而是一个罪人自己审判自己。罪人审判罪人，必然会显得可笑，暧昧；但它本质上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甚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严肃的事情。真正可笑的是被告那一本正经的自我辨护，当然这种自我辨护出自生命的本能，是每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必定要积极投入的；但它缺乏自我意识。不过反过来看，正是这种生命本能在促使审判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因为这种本能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没有犯罪，就没有对罪行的审判；而没有在自我辨护中进一步犯罪(自我辨护本身就是一种罪，即狂妄自傲)，就没有对更深层次的罪行的进一步揭露。所以从形式上说，法律高高在上，铁面无情，不为罪行所动摇；但从过程上看，“法律为罪行所吸引”，也就是为生命所吸引。法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正如神父所说的：“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但生命的一切可歌可泣的努力奋斗，如果没有自审，都将是可笑的。然而，自审将使人的生命充满沉重的忏悔和羞愧，它是否会窒息生命的灿烂光辉呢?是否会使人觉得生和死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宁可平静地(像K一样)接受死亡呢?这就是卡夫卡的问题，也是残雪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堡》中给出了另一种回答。
“城堡”是什么?城堡是生命的目的。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都隶属于它，它本身却隐藏在神秘的迷雾中。残雪写道：

“与城堡那坚不可摧、充满了理想光芒的所在相对照，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显得是那样的犹疑不定，举步维艰，没有轮廓。浑沌的浓雾侵蚀了所有的规则，一切都化为模棱两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理想(克拉姆及与城堡有关的一切)在我们心中，神秘的、至高无上的城堡意志在我们的灵魂里……而城堡是什么呢?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身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之光——读“城堡”(之一)》)

其实，只要我们按照残雪的眼光，把《审判》中的“法”不是看作外来的迫害，而是看作心灵自审的最高依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和“城堡”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人的自审和人的生存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审判》中读到的神父所讲的那个晦涩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是《城堡》的雏形了。故事说，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大门前，请看门人让他进去见法，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行，乡下人于是在门口等待，等了一辈子。临死前守门人才告诉他：“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乡下人错就错在，他不像《城堡》中的K那样胆大妄为，那样充满活力，他不知道，只有犯罪(如冲破守门人的阻拦，闯过一道道门卫)才能接近法，才能按照法来评价和审视自己的生活。《城堡》中的K却是一个醒悟过来了的“乡下人”，他径直强行闯入了城堡外围的村落，并努力通过一道一道的关卡：老板和老板娘，弗丽达，信使巴纳巴斯，奥尔伽和阿玛丽娅，助手们……这些都是城堡的守门人。如果你服从他们，他们便把你挡在门外，让你一辈子无所作为；如果你骗过他们、征服他们，他们就成为你的导师和引路人。但这种生命的冲撞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天才和临机应变的智慧，以及“豁出去了”的决心。《城堡》中的K与《审判》中的K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再自以为纯洁无辜，他的自审已成为他内心的一种本质结构，因而极大地释放和激发了他的生命本能。正如残雪说的：

“K永远是那个迟钝的外乡人，永远需要谆谆的教导和不厌其烦的指点，他的本性总是有点愚顽的，可是他有良好的愿望，那梦里难忘的永恒的情人伴随着他，使他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通往城堡的小路上跋涉。但是K不再是纯粹的外乡人了，在经历了这样多的失望和沮丧之后，他显然成不了正式的村民了，他仍然要再一次的犯错误，再一次的陷入泥淖，但每一次的错误，每一次的沦落，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放心的思想，这便是进村后的K与进村之前的K的不同之处”(《梦里难忘……——读“城堡”(之二)》。

然而，不论K的思想境界有怎样的提高，不论他进入法的大门多么远，挨近城堡多么近，他与城堡或法的对峙是永远也无法完全解除的。直到最后，他与老死在法的大门外的那个外乡人并没有根本的区别。“K又怎么料得到，那高高在上，永远也无法进入的圣地，竟是只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呢?村民们究竟是要引导他明白这一点，还是要阻碍他达到这个认识呢?”(《城堡的形象——读“城堡”(之五)》)《城堡》与《审判》始终构成一个悬而未决的矛盾，双方谁也不能归结为谁，哪一方也不比另一方更高明，因为这是人类永恒的矛盾：没有自我否定(自审)，生命就会沉沦；但没有生命，自我否定就无法启动；自我否定将否定生命，走向死亡；但走向死亡的自我否定(向死而在的生存)不正是强健有力的生命的体现吗?生命本身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和自身冲突中从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哪怕其结局同样是死，但意义却大不相同。一朵娇弱的玫瑰比整个喜玛拉雅山更高贵。

(三)

除了对上述两个长篇的评论外，残雪对其他一些作品的评论也是饶有兴味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多面性。但万变不离其宗，贯穿于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对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根的思考。这种人性之根在过去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是潜伏着的、被掩藏着的，在今天却以赤裸裸的、骇人听闻的、无法忍受的真实向人呈现出来，再次逼问人类一个终极的问题：活，还是不活?
《走向艺术的故乡——读卡夫卡“美国”》一文，揭示了卡夫卡艺术的这个人性之根的背景。卡夫卡在《美国》中，以象征的方式描述了现代艺术、包括他自己的艺术所得以立足的那个现代人格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就是“被抛弃状态”。用残雪的话来说：“抛弃，实际上意味着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但这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啊!矛盾与恐怖缠绕着他，对温情的向往和回忆瓦解着他的决心。卡夫卡本人的惨痛经历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历程既锻炼人、又摧毁人的残酷性。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结婚，企图用世俗的快乐来缓和内心激烈的冲突。但他每次都毅然挺立起来，决心独自一人承担命运。夺去他生命的肺结核既是世界的象征，又是人性的象征。人生就是一场和自己与生俱来的疾病相持不下的消耗战，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如果你自己撑不住了，那就是你的死期。由这种观点来读《美国》，它就透现出一种悲壮的意义，而决没有狄更斯小说中那种可怜兮兮的“暴露”和“公理战胜”的满足；它勿宁是对“公理战胜”的一种反讽，是对真实的自由的阴郁的体认。在小说中，“卡夫卡正是一步步走向自由，走向这种陌生的体验的。他的体验告诉他：自由就是孤立无援之恐怖，自由就是从悬崖坠下落地前的快感，对自由来说，人身上的所有东西全是累赘，全都是要丢失的”。以为卡夫卡在揭露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虚假性，这种解读是多么肤浅!卡夫卡确实在“揭露”，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承担。这不是什么“虚假的”自由，这就是自由本身，即自由的丑陋的真相，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承担它!现代艺术的故乡完全是建立在这种自由之上的，其创作和欣赏不光需要天才，而且需要勇气。

《无法实现的证实——创造中的永恒痛苦之源，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读后感》这篇文章，同样切合“走向艺术的故乡”这一主题。这里直接谈论了艺术创作的实际过程。《一条狗的研究》这篇小说与《饥饿艺术家》属于同一题材，小说中也有作为艺术家的“狗”通过饥饿、绝食来创造美的情节，但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得多。我们看看残雪在文章中开头所开列的那个象征(隐喻)符号的能指—所指清单，便可见出卡夫卡艺术精神的内在构成的复杂性。只有残雪，凭借她那细腻的艺术感觉和在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中罕见的强大的理性穿透力，才能深入这个结构的内部去作如此明察秋毫的解剖。这实际上也是残雪对自己的艺术自我的分析。理性与非理性，生命的本能冲动与科学原则，个体与社会，现实和理想，生的体验和死的召唤，这是整整一部艺术心理学，但不是诉之于概念和论证，而是对感觉的理性掌握或对原理(原则)的直接体悟。在其中，目的不是阐明艺术创造的隐秘机制，而是借助于对这种机制的揭示来表达一种浓郁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永恒的漂泊——读“猎人格拉库斯”》一文中更为直接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在人世和地狱之间永远流浪、永远无归宿无着落的苍凉之感。猎人格拉库斯本应去地狱报到，但载他的船只开错了方向，他只好在世界上到处漂泊。这是残雪和卡夫卡对于做一名艺术家共同的内心体验：“漂泊，除了漂泊还是漂泊，独自一人”，“欲生不可，欲死不能”；人间的生活他已无法再加入，天堂又绝无他的份，“猎人的生活历程就是一切追求最高精神，但又无法割断与尘世的姻缘的人的历程”。
这种对创作情绪的自我分析或通过自我分析表达出来的创作情绪，同样也贯穿于残雪对其他几个短篇的解读中。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着“描述者的艺术自我”、“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和祈祷者谈话》中，“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至于《地洞》，在残雪的解读下也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下人无处可逃的处境的象征，而是艺术家内心的本真矛盾的体现，即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双重的恐惧使他在有与无之间来回奔忙，耗尽了精力，构筑出奇巧宏伟的艺术工程，同时“体验到了它那无法摆脱的生存的痛苦”(引文均引自残雪各篇文章)。艺术家的生涯是人类一般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艺术家是当代人类一切苦难的精神上的承担者，是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同时，艺术家又是人生意义的创造者，是黑暗中的光明、虚空中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有了艺术家，所以才有了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夫卡和残雪都把艺术家灵魂的自我分析、自我深入当作自己艺术的最主要的题材了。这决不是什么“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和“主观虚构”，而正是一种最深刻、置身于人类生活最尖端的生活。因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灵魂就是人类灵魂的代表(如鲁迅被公认为“民族魂”)，哪怕大众很难理解他、接近他，他也在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创造在为大众做一种提高人类尊严、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工作，没有他们，大众将沉沦为精神动物。

(四)

现在我们要谈谈残雪和卡夫卡在气质上和精神生活上的一致性了，没有这个前提，一个艺术家即使带有美好的愿望，也是很难走进卡夫卡的精神王国的。残雪和卡夫卡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都有一种桀傲不驯的内在性格，有一种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守护孤独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和透视本质的慧眼，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内深入”的坚定目标和忍受剧痛的坚强耐力，有一种置身于自我之外调侃自身、调侃自己的一切真诚的决心和痛苦的眼泪的魔鬼般的幽默，有一种阴沉、绝望、一片漆黑然而却自愿向更黑暗处冒险闯入的不顾一切的蛮横，有一种自我分裂、有意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之中的恶作剧式的快感……当然，也同样遭受到同时代人的误解和非议，卡夫卡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或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声筒，残雪也被说成是一个时代的“恶梦”和变态人格的妄想者。从作品来看，两人的作品都展示了灵魂内部的各种层次、关系、矛盾冲突和不同阶段的反省历程，都体现了艺术家的、因而也是全人类的生存痛苦和理想追求，都如此主观、内向、阴暗、充满忏悔意识，但也都如此强悍、不屈不挠，遍体鳞伤却永远在策划新的反抗。这真是本世纪世界文学中一种最有趣的奇观!这一奇观的产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代表中、西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共同走入了“世纪末”的意境，并对两种文化中的人性之根进行了最彻底的反省的缘故吧。但这同时也就带来了两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先从表层的艺术风格上来看。残雪与卡夫卡在风格上是十分接近的，例如两人都有大段大段滔滔不绝的议论和叙述，但语言又同样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话；他们都善于通过对话(包括内心的对话)来泄露说话者的心情；他们的每个人物都是象征性的，为的是表达一种情绪化的哲理；他们的激情都很含蓄，而理智却很强健，至于感觉，则是全部写作的润滑剂。然而，卡夫卡仍然明显地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他能将不论多么怪诞不经的情节描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纤毫毕现；而他的对话是如此合乎逻辑，几乎没有跳跃，凡是晦涩之处必定是思想本身的复杂和深邃所致。相反，残雪不大看重外部的细节，其手法近似白描，其语言和对话跳跃性很大，甚至类如禅宗“公案”；在许多作品中，她致力于诗的语言的锤炼和诗的意境的传达。她有时让主人公的内在自我直接现身乃至于抒情，这是卡夫卡决不可能的。后者在内心最深层次上仍然保持着客观描述的“心理现实主义”原则。
文化心态的影响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在主人公灵魂的塑造方面。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罪感文化”，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审判》(及《致父亲的信》)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主要就体现在“知罪”上。在残雪的作品中，这一点被大大地弱化了。残雪可与《审判》相提并论的作品是《思想汇报》，其中的主人公A君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体现为“知罪”，而是体现为“知错”；他虽然也有忏悔、甚至不断忏悔、永远忏悔的主题，但“忏悔神父”其实不过是主人公自己，顶多是他的另一个自我，而决不代表彼岸世界的声音。因而这种忏悔基本上是对自己的愚顽不化、自以为是和不自觉的虚伪这些痼疾的启蒙；其中的痛苦是追求不到真正的自我的痛苦，其中的恐惧只是面对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而不是面对地狱和惩罚的恐惧。实际上，如果真有地狱的话，残雪的主人公甚至会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摆脱虚无的恐怖了，地狱的惩罚毕竟也是一种“生活”，它也许还可以用作艺术创造的题材!相反，在卡夫卡那里，对存在的恐惧和对虚无的恐惧几乎不相上下(见《地洞》及残雪对它的评论)，所以约瑟夫·K在知罪时可以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甚至有种自杀的倾向。因此，总体看来，残雪的作品虽然也阴暗、邪恶、绝望，充满污秽的情节和龌龊的形象，但却是进取的，在矛盾中不断冲撞、自强不息的。卡夫卡的作品则是退缩的、悲苦的、哀号着的，他的坚强主要表现在对罪恶和痛苦的承担上，而不是主动出击。他的座右铭是：“每一个障碍都粉碎了我”。与此相关的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天人相分的传统，卡夫卡对理想的追求是对一个彼岸世界“城堡”的追求，这个“城堡”是固定的，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呈现出它的轮廓，但就是追求不到，对它的追求构成了尘世的苦难历程；相反，残雪所追求的理想却是随着主人公的追求而一步步地呈现出来的，在她的《历程》中(可与《城堡》相对照)，主人公(皮普准)对将要达到的更高境界在事前是一无所知的，只有进入到这一更高境界，才恍然悟到比原先的境界已大大提高了，但仍然有另一个未知的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着他。只有主人公内在的生存欲望是确定的，这种欲望推动着他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这些村镇本身勿宁说对他显得是一些不断后退的目标。再者，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上，卡夫卡的人物总是被他人拒斥、抛弃和冷落，一切关系都要靠主人公自己去建立，即使如此这种关系也是不可靠的，随时会丢失的；残雪的人物却总是处在不由自主的相互窥视、关怀和相互搅扰中，想摆脱都摆脱不掉，主人公常常是一切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当卡夫卡和残雪鼓吹同一个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时，他们的情绪氛围并不完全相同：卡夫卡是对一切人怀着无限的温情，从“零余者”的心情中努力站立起来，鼓励自己走向孤独的旅途；残雪却是一面怀着兴灾乐祸的恶毒从人群中突围出来，一面从更高的立足处(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克制着内心的厌恶去和常人厮混，去磨砺自己的灵魂。当然，这不光是文化的作用，而是与他们两人的不同性格有关：卡夫卡的清高孤傲使他生性脆弱，容易受伤，残雪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更为坚韧和理性地面对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残雪对卡夫卡的评论中没有发现西方宗教精神对卡夫卡艺术创造的深刻影响。尽管卡夫卡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应当是无法根除的，它事实上使卡夫卡后期转向了对犹太教的浓烈兴趣。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在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残雪的卡夫卡”，或者说，残雪把卡夫卡“残雪化”了。这是中国人一般说来可以理解和感觉到的一个卡夫卡。然而，正因为残雪所立足的人性根基从实质上说比宗教意识更深刻、更本源、更具普遍性，所以她对卡夫卡的把握虽然没有直接考虑宗教这一维，但决不是没有丝毫宗教情怀；另一方面，也正由于绕过了西方人看待卡夫卡所不可避免的宗教眼光的局限，她的把握在某些方面反而更接近本质，它是一个中国人在评论卡夫卡的国际性论坛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1997年10月31日，于珞珈山

哲学与生命

记得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老者听说我在读哲学方面的书，便告诫我：哲学书是要过了45岁以后才读的。

上星期，我正好过了45岁的生日，自己似乎也差不多要成为“老者”了。我现在也不光是读哲学书，而且还写哲学书给别人读，那读者，当然绝不限于45岁之上。45岁，是人在生命中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生活渐渐失去了它的新奇和丰富，人们习惯了在“阴影的王国”中行走。为了“老”得更久一些，我也像公园里大清早那些老爷爷老太太们一样，开始练上了气功，与那个未经科学证实的“阴性物质世界”打交道。虽说在我自己经营的思想园地中，仿佛还是一片阳光明媚，但近年来，我的确已有了一种像是沮丧、却又不完全是沮丧的情绪在滋长。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思潮起伏，风云汹涌，呈现出一派诱人的壮观。可是，当一个人真的要去探讨这种思想的“规律”时，便会发现在表面的热闹底下，其实还沉睡着一个幽静的、从未被触动过的海底世界，在这里，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发展”，只有一些或并列或交替的变幻不定的现象不时地浮现到表面上来。西方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峙，德国古典哲学的凯旋行进，现代西方各派哲学长期激烈的交锋和论争，在中国旁观者看来直似天方夜谭。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厌恶的已不是某一哲学派别或学说，而是哲学本身；而这，才显露除了中国哲学的真正面目。

也许，中国人真的只配搞些“应用哲学” 之类的玩意儿让人开心，大学里面的“广告哲学”、“技术哲学”之类的课程肯定会比其他哲学课吃香。想到黑格尔曾提到连英国人都有“按哲学配方制造”的皮鞋广告，我们也许还会有一种“无独有偶”的安慰，只是不能为此申请专利，又将带来一丝遗憾。然而，在对这些哲学上“学有专长”之士敬而远之的同时，“哲学到底有什么用”的质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的一点点傲气打下去，总是正当我得意忘形、进入角色之际大煞风景。

两年前，当我写那部后来被人称为一枚“苦果”的40多万字的《思辨的张力》时，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是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话一说出口，心里就发虚。“改变”？你改变得了吗？中国人就按老的方式思维，你的书根本没人看，更没人懂，奈何？或者不说“改变”，而说“改进”、“改善 ”。同样也有问题。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思维方式，怎么就不好了？譬如一头牛，原来一直吃草，你要“改善”它，给它和汽油，行吗？哪个更“好”？自然还是吃草。改成喝汽油，就会毁了它。

书出了。我一时间将它视为毫无价值，它既不能改变什么，也不能改善什么，就像穷山沟里诞生了个既聋又哑的婴儿。只是敝帚自珍的缘故，我才时不时将它打开，重新咀嚼一番。既然我为写它，曾导致了我的胃严重的“自我否定”（胃溃疡），它毕竟是改变了我，使我感到了它对于我的意义和价值，不管对别人有没有用，它就是我。我实现了我自己，我就是这么个人。至于别人会怎样说，或是否会有什么人来说一说，这根本没有什么意思。说了又怎么样？夸奖几句又怎么样？我已不再天真，以为人心那么容易想通，真正的相通，大半倒在不言之间。

我们这一代人，实在背负着太沉重的负担，或如人们常常带着讥讽说的，“活得太累”。我们是属于世纪末的一代人，但世纪末还未到临，我们即已过时，被那些脚步轻快、行动潇洒的后来者远远地抛在了荒芜之地。当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什么的时候，在现代青年看来也许会觉得可笑，因为我们是认真说的；可是当我们说，我们不再想“改变”什么时，他们又会觉得迷惑，也因为我们是认真说的。是的，我们太认真了，所以我们也活得“累”。但我们活得多，活得充实。不累，怎么能叫做“活”？我们有时也觉得太累了，想稍微休息一下，但立刻就警醒，倾听，拔起沉重的腿，迈着踉跄的步子前行。因为，休息即意味着不存在，死亡。

其实，要“改变”什么的想法会使人觉得累，而不想“改变”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会使人觉得更累，因为人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点，而要将整个沉重的自我当作自己个人的责任来独立承担。他会发现，并没有现成的、既定的支点可以让他去移动地球，必须移动的是他自己，他必须在一片空虚中由自己去建立支点。他还会发现，在空虚中建立自己的支点，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如一个哲学家没有自己独创的哲学，或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己独创的作品，他就不曾存活一样，哪怕他这时仍会受到众人的夸奖，哪怕他比那些想要有所创新的人“活”得更自在；但人们夸奖的并不是真正的“他”，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使他感到“自在”的那些奖赏，同时就成了他的殉葬品。

当我怀着要“改变”什么意图来搞学问时，我看起来是很“累”，其实还是轻松的，因为我不用去确定自己搞什么，怎么搞，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有待改变的“什么 ”，它是现成的摆在面前的。但是，一旦我将这个“什么”置之度外，我似乎刹那间感到“一身轻”了，但这种轻松感立即伴随着茫然、不知所措。人必须用自己本身的存在去填充那无边的空虚；但人不是上帝，只是一粒微尘，他做得到吗？然而，人是与上帝相似的存在。或者说，上帝其实就是人的本质。上帝在创造出世界来之前，也曾是多么孤独无依：

伟大的世界主宰，
没有朋友，深感欠缺，
为此他就创造出诸多精神，
反映自己的幸福，以求得心赏意悦。
——席勒：《友谊》

同样，一个人，如果真对自己具有责任感，对自己的生命之宝贵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茫然就会对他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他去探求生命的意义——对他自己的意义。

“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个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果真如此吗？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经过深思熟虑，那就不值得一顾；如果经过了深思熟虑，那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于是，探讨生命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就成了每个活着的并被赋予唯一一次生命的人的“责任”。生命从此就至少有了一种最基本的意义，这就是：探求生命的意义。或者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我探求。这种探求，在理论上，就是哲学；在实践上，就是艺术。更确切的说，它就是作为艺术的哲学和达到哲学层次的艺术。

曾经有学生问我：什么是哲学？我回答很干脆：哲学就是生命，是作为生命本身的生命。从历史上看，“什么是哲学”是数千年来哲学家们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科学家可以不讨论什么是科学，数学家可以不讨论什么数学，艺术家也可以不讨论什么是艺术，唯有哲学家不能不讨论什么是哲学。哲学的这种独特性，恰好表明它就是生命本身，因为生命不是别的，它仅仅是对生命的追求，说得直白一点，生命就是“要活”。
人每时每刻实际上都面临着哈姆雷特所说的“活，还是不活”的问题，只是他并非时刻都意识到这一点。他把“要活”变成一种日常的“习惯”：人们每天摄取各种营养，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避开随时随地可能的危险，为的是能继续活下去，但一般人对于“活着”的意义，对于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从来不过问；他甚至不觉得自己是“要”活着，而只觉得自己“被活”，甚至觉得“要活”挺累人的，“被活”则显得轻松、潇洒。这种活法，实际上是生命的腐败和解体，它也许会散发出某种烂苹果的香味，也许还会酿出些为醉人的酒浆，于沉沦和麻醉之中自得其乐；但只要他还有意识，“死亡”、“虚无”、“不存在”的暗影将始终笼罩着他，使他在梦魇中惊醒，使他觉得最潇洒的莫过于干脆“不活”——但他又没有这胆量，因为“选择”不活仍然是一种活法，他却缺乏选择不活的活力，他连死都只能像死人一样一样地去死、“被死”。

据说，学哲学就是学习怎样去死。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还想补充一点：只有活人才能、也才愿学习怎样去死。一具行尸走肉，本来就不曾存活，死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他用不着学习怎么死，那根本不是“他的”死，他只是偶然地遭遇到死。我们看到许多人，他的行为、意图和计划，就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有人直到临死的一刻，都并不直接面对面地考虑死的问题，或即便考虑，也只为活着的人考虑，而不为自己考虑，好像他的死只与别人有关，而与他自己不相干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