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第13/14页
当然，直到临死才来考虑死的问题，才把死当作“自己的”问题来考虑，一般来说是“太晚”了。人应当尽早地考虑自己怎么死的问题。这不是说，人早早地为自己买下棺材，为临死那一刻作准备，而是说，人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人时刻应把自己当做一个“必死者”来看待、来筹划，才能有一种要活、要更多的活的渴望，有一种“赶快活”的紧迫感。只有考虑到自己怎么死，才是真正地考虑怎么活；人只有时时面对死亡，才能立即做他一生最想做、最重要的事；也只有生命力强的人，才可能习惯于面对死亡，熟悉死亡，而不是害怕和逃避死亡。这样的人，才真正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不为外界所动而能动地把自己实现出来的人。
这样看来哲学，我们可以说，哲学在通常意义上是完全“无用”的，也决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但哲学的“无用之用”也正在于此，它能激发人的内在生命力和生 命意识，使人成长和成熟。对于没有个人、自我的人来说，哲学什么也不是；对于真正有了自我的人来说，哲学可以是一切。然而，改变了个人，不也就改变了社会 吗？社会无非是一些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改变也不会不对社会留下痕迹，正如一位哲人说的，你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首先必须把你自己变得不再是个混蛋。否则 的话，你越把自己奉献出去，社会就越糟糕。
但对于哲学来 说，这种“社会效益”毕竟只是它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这正如艺术一样。艺术家如果时时关注的只是他的作品给人带来什么教育意义和启发意义，他的 作品就只能成为道德说教。哲学家当然也要考虑世界、社会、历史等等问题；但他之所以要考虑这些，只是因为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时发现，他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就 是别人的问题、全人类问题。而如果从不想到自己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只是从一个人一时一地的不自觉的情绪冲动出发来判断一切，只是虚假地“超越个人”、“胸 怀世界”，实际上仍局限于浅薄的个人。
我的受苦和我的同情算什么呢？然则我贪求幸福么？我贪求我的工作罢了！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切均为虚妄。唯有工作是实在的，“我的工作”。
要做自己愿做的工作。这样，工作得越多，就生活得越多。
世界的支撑点全在生命，而生命的支撑点，就是生命自身。我想。
（原载《1999独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文化批判与哲学建构
问：从您近年的著述来看，您主要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哲学建构两方面。就文化批判而言，您对传统文化、当代人文精神、保守主义以及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请您首先谈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答：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传统文化遗产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想摆脱是摆脱不了的，我们就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你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传统不在书本上，也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而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和观念中。有人说传统文化到了“五四”就断裂了，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肤浅。即使这种所谓的断裂也是传统文化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单凭自身决不可能超出自己，这是一个前提。
我主张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从现实出发来考虑。唯一能超出传统文化的就是现实生活。当然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有割舍不了的关系，但本世纪以来，现实生活中已经渗入了不少新东西，那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加入有可能使传统文化超出自身。本世纪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文化危机就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西方文化的侵入不仅是船坚炮利，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包括道德、科学、价值观这些东西，它已经对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个我们应如何对待现实、对待现实中的西方文化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从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考虑。现实生活中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思想中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反思传统文化中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东西，反思我们固守这些东西所造成的矛盾和弊病，即越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就越是严重。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们不愿承认罢了。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出了问题。人们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我们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丢掉了，但又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的好东西往往变质？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怎么能以此为借口说我们再不能引进西方的东西了呢？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但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问：您非常关注近年来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答：什么是“人文精神”？有人说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说是终极关怀，有人说是社会使命感，有人说是普遍价值标准，都很飘忽。我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失落”，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失落了，他没有了对现实的超越，而是本身成了“现实问题”。这种失落主要体现为落俗和媚俗，表现为痞和纯情。痞与纯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也是中国通俗文化的两大要素，但它们实质上是两极相通的：纯情到极点就是不讲道理、毫无规范的“爱你没商量”；痞到真实处就显出未受教化的赤子童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朔、莫言、贾平凹等人对人的痞性的纯情赞美。 “痞子文学”其实是一种不同于琼瑶型的“纯情文学”，它要表明的是“人之初，性本痞”。当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正是由这种对世俗日常痞性的回复和推崇而引发的。然而，回到痞性其实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必然归宿，中国古代儒生历来有一种“翻俗为雅”的“民粹情结”，自认为在代天底下最赤贫的人们说话。其社会理想固然是人人皆纯情，实现出来却总是蛮不讲理的平均主义。所以项羽烧阿房宫、李逵滥杀无辜、“文革”破“四旧”，都可以振振有词，潜意识中却是在满足一种顽童心理。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正在于走出王朔等人所代表的文化幼稚病：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众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种成熟的、独立的个体人格。从社会来说，当前的道德滑坡不是靠几个人提倡什么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就可以改变的，而是有赖于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中法制规范的形成，这种规范是以假定人性恶劣为前提的，它本身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相对立的。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从个人来说，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体现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本着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本心”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问：您对当前学术界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新保守主义”究竟有没有什么新东西？您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又新在哪里？
答：近年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应当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保守主义在中国只能是一个旧概念，旧话重提并不足以使它成为“新”。保守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在新的时代又提出来了而已。与此相反，我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是真正新的，它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次的批判和反省。鲁迅最早做过这一工作，但我所讲的心灵反省还不只是他所提出的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而进入到人性批判。国民性批判毕竟有这样一个局限，即以为通过这种批判可以改良国民性，重新成为好人，保持住纯洁无辜的“本心”。所以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呼吁要“救救孩子”，他相信进化论，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无非是相信儿童和青年未受污染，一旦“放他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就会自然成为独立自由的人类。但令他痛心的是，青年们一个个辜负了他的期望，有的落荒，有的叛变，有的堕落，回过头来向他放暗箭，这使他后期反思到进化论的无用。我所谓人性批判则不是要通过一代或几代人来改良国民性，而是要建立一种原罪意识，即意识到人性本质上的恶，忏悔和反省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这可以说是我的新批判主义超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地方，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最难被人理解。
问：您最近的两部著作《灵之舞》和《人之镜》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了批判与反省，能请您谈谈这两本书吗？
答：这两本书都是从中西文化比较来谈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但角度稍有不同。《灵之舞》是力图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用抽象的逻辑体系，而是从自己亲身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去发掘我们的灵魂。在这里，我是把历史、文化、社会心理都凝聚在个人内心体验的能动结构中来考察，以给当代人破碎的心灵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感”，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进取和开拓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人之镜》更偏重中西文学形象的比较，从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些经典人物形象与西方类似形象的比较中发现我们人格中的盲点。我相信，最近二十年来，新型的中国人格应该正在形成中，但决不会是孩子式的，也不应是痞子式的。以前我曾相信经济决定论，以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人便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但现在发现，经济的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若这方面跟不上，经济也将受到极大的阻碍，整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一个民族的素质首先体现在文化人身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素质太低，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数太少。我这两本书，是想在打破传统束缚、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方面，率先作一种尝试。
问：您从总体上如何评价当前的学术界及中国当代学术的未来方向？
答：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理论的兴趣很微弱，人们纷纷转向似乎最不需要理论、只要“浩然之气”的“国学”，热衷于发感慨、谈体会和写一些“可读性”很强的漂亮文字。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在今天决不能成为一个摆脱理论重压或逃避理论贫乏现状的避难所。相反，它正需要具有高层次理论素养的人去挖掘、去重建。
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吸收进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中，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指导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前途的理论构想之一。冲破当前沉闷的学术气氛，最迫切需要的是锻造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对我来说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并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方法，以建构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
问：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何联系？从现象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重新加以诠释，较之以往的研究有哪些突破？
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一种心理学，不是研究人的心理的发生、成长过程，也不是研究人的精神的历史发展阶段：如古代人的心理是怎样的，近代人的心理又是怎样的等等；而是研究人的精神在各种经验的（也包括历史的）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逻辑层次，这些层次不一定受到时间的限制。比如同是现代人，有的人就达到了近代“启蒙”的层次，有的人却还处于“奴隶和主人”的层次，当然象黑格尔本人则达到了最高的“绝对知识”层次。但黑格尔把这些具体的人和历史都避开不谈，《精神现象学》中哪怕直接讨论某人的思想，都尽量回避提到某人。在他看来，是谁并不重要，他所谈论的是“无人身的”精神或理性。胡塞尔也是这样，他把存在和具体的历史都放进了“括号”里存而不论，只讨论意识现象本身的结构关系。这样一种立场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没有合理的地方呢？我以为是有的。考察人，当然要考察人的身体，包括人的外在的历史。但光是考察这些是不够的。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只看作会说话的工具，忽视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考察，并揭示出，人们的经济关系变成了纯物质过程，这只是资本主义异化的产物，是应当批判和扬弃的。以往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以为把人、劳动当作物质来看待就是“唯物主义”，这纯粹是误解，是把马克思要批判的东西当作马克思所主张的东西了。其实马克思是要把经济学作为哲学来研究，把劳动者作为人来研究，这才能看出人为什么会成了物。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恢复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应使人的精神与精神的外化融为一体，使人的产品回到人本身。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在他的出发点上应该有一门精神现象学，但它不能采取黑格尔将人和自然界、人和感性对立起来的模式，而要回复到人和自然界在感性基础上的统一。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人与自然就是一回事，合起来则完整，分开来则都是片面的。应当象胡塞尔那样，把片面的人和片面的自然物都放进“括号”里去，从人的直接的感性生活去考察人和物。我把这作为“实践本体论”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并由此提出，不仅人（感性、实践）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自然也是人（感性、实践）的一部分。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理解为人是自然的最高本质部分；说自然是人的一部分，则是把人理解为以自然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的大写的“人”，这些都只有从现象学的层次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层次上）才能透彻地理解。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
现在一般讲马克思主义的也讲实践唯物论，也讲实践本体论，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实践怎么能成为本体？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已经存在了，自然界是人的实践造成的吗？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没有实践本体论。但是，我认为换一个角度可以这样说，就是人的实践体现出在人类产生以前的自然界的最高本质，只不过在那个时候这个本质还是潜在的，它有发展出人类来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本质尚未实现和发挥出来，所以人类以前的自然界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只有当它发展出人，出现了人的精神现象，才达到完整，才显示出了它本身固有的全部内在潜力。这样，在人类产生以前的自然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人类产生以前的自然界潜伏着人，潜藏着要发展出人来的内在必然性；而当它把人作为自己的“最高花朵”发展出来的时候，它的全部本质才绽放出来了。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这句话没有人解释通，我认为我把它解释通了。
实际上，我所要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本体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从精神现象学这个角度来看而已。历史唯物主义是说，自然界必然要发展出人，在人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必然要发展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到最高的自由发展，即人的精神现象各个层次的全面实现。反过来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是立足于人的精神现象的全面丰富性来对整个自然界及其历史进行一种“本体论的证明”，即通过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通过精神力量的创造性的“自由变更”来确证自己的自然性和客观物质性。
当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这一工程是非常艰巨的，决非一蹴而就能完成的。我这里只不过提出了一种设想而已。
我怎么学起哲学来
在我的记忆中，1968年是我们白水知青空前自由、轻松甚至充满欢乐的一年。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下放已经开始，我们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看着那些“嫩知青”们与家人离别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这些“老知青”内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兴，觉得这一来大家都一样了。一切理想都成了泡影，一切道理都成了空话，一切认真严肃的姿态都成了薰制过的、挂在腊味店里出售的“板鸭”。政府每月用50斤谷、9元钱“安置”我们，大家都不怎么出工，成天在各个知青点之间流窜，互相打秋风。记得有一段时行练举重，白水男知青的目标是120斤算达标。我只能勉强达标。有一天来了一位长沙市摔跤队的，1.78米的个子，白练也似的一身腱子肉，摔人的动作就象舞蹈一样优雅。大家又很是疯魔了一阵子，搞得整个厅堂里灰尘四起，个个喘息如牛。后来又一窝蜂似的去办小农场，那更是自由自在、无人管束。开始还有一点正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构想的“共产主义乌邦”，有的人甚至拿出自己买的牙膏、肥皂来“共产”，谁家寄钱来了就一起去县城“打牙祭”。可没多久就四分五裂了，二三十人分成了一伙一伙的，有人做事有人玩。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不过如此。后来被县治安指挥部强行解散，倒是小农场最好的归宿，听说江永县另外几个类似的乌托邦也是这种结局。
正是在小农场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我们像往常一样聚在地坪里高谈阔论，合唱那些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歌。有一位青年，听说是上江圩的知青，却显得与众不同。他一言不发，只是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那些说话的人，偶尔报以鼓励的微笑。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张某”。张某之所以有名，在于他是当时在江永知青中不多见的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能摔跤，会游蝶泳，歌唱得好，写得一手楷书，还看过不少理论书。他长相威猛，眉宇间一股傲气逼人，要么根本不看你，要看你就让你受不了，活脱一位拉赫美托夫。熟悉之后，我和几位朋友就有几分崇拜他。过了几天，我们和他一起从上江圩赶完圩回白水，在秋水般的月光下，他一边走一边与我们谈起了人生，说我们现在二十来岁，正是学习的大好时光，应当多看些书，多增长些见识，以后的道路还长得很，现在错过了时机，将来会后悔，等等。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懂，如果在学校由老师说出来，肯定会令人厌烦。但张某只比我们年长两岁，在我们心目中又有如此的威望，他的话在我们听来非常实在，真是肺腑之言。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像他那样有目的地生活，不能就此堕落下去。生活中总应当有些真实的东西，值得追求的东西，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发现，那就要去寻找。回来后，我们几位朋友又谈论了很久，相约一起进入一种积极的生活，学理论，有意识地观察社会，读人生这本大书。
那时白水的知青处于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生活方式中，晚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去糟蹋农民的菜地，白天则自发地在一起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讲话。当时知青组里有几本砖头厚的理论书，如《列宁选集》(两卷集)，梅林的《马克思传》，都令我望而生畏。我从那些当时出版的马列著作单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这是我所阅读的第一本理论性读物。但麻烦立刻了。以我的初中文化水平，书上的字虽然都认得，句子再长也可以勉强读下来，但就是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当初选中这本书，除了它薄以外还想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我自认为自己是不是的确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然而看了几天，根本看不进去，眼皮直打架。我认为自“不是这块料”，打算放弃，仍然每天和大家一起打扑克、唱歌、练举重。过了十来天，我在县城买菜时又遇见了张某。他一见面劈头就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便将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苦恼都和他说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回来苦苦地想了很久。为什么要学习?经历了文革的动乱，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对政治，对人生，对前途和命运。但最大的困惑归结为一点：我为什么在一切社会事件面前像个没有头脑的白痴，没有自己的见解和选择，只有愚昧和盲从?人不应当这样活，而应当自觉地活，才不枉为人一世。因此这是我生死悠关的事。至于读了有什么用，是否能为将来要干的事做准备，这倒还在其次。总之，读书是为了“成人”。
说来奇怪，张某的一句短短的话，在当时给了我那么大的力量。我想，他肯定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艰难的阶段，但他已经过来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一样克服困难，成为一个自我完善的人呢?于是，我这回下了最大的决心，用最笨的办法，即在小学、中学里学过的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办法，一段一段地去啃。每啃一段，就在头脑里把前面几段串起来从头过一遍。这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至少读了十几遍，已可以大致背下来，用自己的话向别人讲述出来。这时我觉得自己懂了。以这种方式读过几本理论书，以致于发展到做眉批、做笔记、做缩写、夹纸条写心得等等，多管齐下，我发现自己水平大有提高。当时知青中盛行论辩之风，常自发地聚在一起就某部小说、某个问题辩论，通宵达旦。我发现自己也常能发表些自己的见解，而过去我是从不开口的。慢慢地，我一个一个地超越一些原认为很不错的人，不是有意识地要去超越，而是遇到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回答不出，或回答得不满意，我只好自己去解决，去找答案。到后来，我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了，其中也包括张某。崇拜本来是自造的幻影，它在一段时期内有它的作用。一个人如果从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过，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辈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当所有原先在一起学习、讨论的朋友们都渐渐远离了书本，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还在看书时，我觉得我应该独自起程了。
当时我为自己订了一个五年的学习计划，决心要在五年之中，看完所有那时以单行本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一切能到手的中、外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我的计划之所以着重于哲学，一是这方面的书相对好找一些，二是哲学是个制高点，它无所不包，再就是后来尝到了一点甜头，深深体会到哲学的重要性，它是理解其他一切学问的前提。但我决不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哲学的。当时只是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有自己一贯的原则和坚定的立场、知识富、判断准确、行动有预见性的人，也就是成为我理想中的“真正男汉”。为此我要“看尽天下书”，凡是人类数千年创造的精神财富，我都要尽可能地吸收为自己的营养。所以我的涉猎面很广，古今中外的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美学、逻辑学等等，只要是字、是书，几乎没有界限。当然，最热衷的还是看小说。我觉得一部小说，一部经典文学名著，凝聚了作者一生的体验，如果能吃透、消化，你就活了两辈子。人不就是要尽量多活，才追求长寿吗?
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我的五年计划，因为我已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努力。1970年，我离开了知青点，申请一个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阳农村，真正生活在农民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孤独常常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当你的目的不是放在经世济民、报答某个人或某些人之上，而是要为自己“成人”时，你就可以不依赖于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独自一人去和历史、和全人类的精神对话。当然，人不可能完全孤独，他生活在社会中，但他可以独立地考察这个社会，这正是他已经“成人”的标志。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著。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一张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至于考大学，考研究生，连想也没想过。当时的知青们纷纷去学一门手艺，有的还赚了大钱，我却一直当了十年农民，返城后又去干最粗笨的体力活，挑土和搬运。这也是我的自由选择，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准则和安排：体力劳动既锻炼身体，又休息脑筋，还接触社会底层。我很满意于自己的设计，以致于后来单位领导要把我从搬运工调到办公室搞供销，被我断然谢绝了。我非常从容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为1976年以后，许多书慢慢开禁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其效率非常惊人。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哲学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综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质，看起书来往往一目十行。尽管如此，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蹰，是报考文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由于对最后这门学科我学得最系统、最有把握，从可能的实际效果考虑，我才选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记得那天从水电安装公司下了个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办拿了张报名表，骑车回家的路上，夹在车后的表掉了，后面两位女士拣起来交还给我，还没等我走远就在议论说：“哪里考得取?”我心里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难容!
但毕竟，因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已上了录取分数线，并去北京顺利通过了复试，在政审上仍被卡了下来。我的母亲十分伤心，但我自己倒并不感到特别遗憾。因为这时，我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的陈修斋先生收到了我在报考的同时给他寄的信和两篇论文，给我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学成绩。后来知道我因政审落选，并决心明年第一志愿再报考他的研究生，又来信再三勉励我。他说他不担心我的专业和基础课程，但要注意外语的准备，我原来考的俄语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学用得较多的是英、德、法语，最好能在这几门中选一语种，打一点基础。我当时憋着一口气，瞄准了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找了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请教，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苦练，后来居然以高出分数线10分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考试。我把这种超常发挥的学习能力也归功于我对哲学的领悟，因为根据现代哲学的观点，学哲学也就是学语言，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掌握肯定有极大的帮助。
在准备期间，陈修斋先生和他的搭档杨祖陶先生还将他们主编的《欧洲哲学史(试用稿)》寄了一套给我，一是供我系统地复习，二是也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看完后一下子提了七八条意见，其中主要的如“奴隶阶级有无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像“伊索寓言”、希腊神话这些都不能算是哲学，哲学要讨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奴隶阶级由于其地位不可能提出代表自己阶级的哲学。其他还有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我认为贬得太多，哲学史成了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不料这些随意而发的意见正合陈、杨二位先生的意，在回信中得到陈先生的高度赞赏。后来我才得知，陈先生1957年和贺麟先生正是因为肯定唯心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意义而受到打击迫害，杨先生1971年则因坚持“奴隶阶级没有哲学”的实事求是立场而遭到非难，他们所编的这套“试用教材”并不完全反映他们本人的观点。
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但我并不因此而看轻我的哲学，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条件更好了，时间更充分，可看的书更多、甚至太多了。1982年毕业留校后，我仍然像在农村和当搬运工时一样，争分夺秒地搞我的学问，并在导师的提携下，没费什么事便连连破格被提为副教(1988)和教授(1989)，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3)。这以后，来采访的记者多起来，有电视台的，杂志的，还有作家。我对他们说，你们采访我肯定得不了奖，我没有什么“事迹”，只有思想，你们不要思想，只要“事迹”。他们每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自学成才的?我说“自学”二字首先不通，学习不可能是“他学”，本来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自己不学，如何能叫做“学”?一切学习都是自学，与电脑不同，人的本性就在于有自学能力。高级计算机也有学习能力，但那毕竟是人预先安排好的，是“他学”。其次，什么叫“才”?才者，材也，栋梁之材，可用之材。然而，我学的是哲学，哲学和哲学家并非可用之材，非但无用，而且还要拿钱来养活。但正因此，哲学体现了人的本质，即人最终说来不是工具(材)，而是目的。当今哲学误把自己当作某种工具，哲学瞧不起自己，也等于人瞧不起自己。
可以说，我学哲学决不是为了要“成才”，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否则我不可能坚持十几年无功利的学习。因为“才”(工具)不用就无意义，就会是“怀才不遇”，而我的哲学即使一辈子不被“用”，对我也有最高价值。所以我的自学整个充满了乐趣，并无一点勉为其难或卧薪尝胆、苦修苦炼的感觉(虽然客观上看条件很苦)。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负有天降之命或历史使命的志士仁人发愤图强，成为伟人和圣人，但用在我身上却不恰当。我只是一个普通平民，没有多少使命感。我学哲学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由此而产生出对自己个人即对这点兴趣的责任感，要把它实现和完成。当然，有些兴趣多半是天生的，如对音乐、绘画的兴趣，但没有人生来要当哲学家，对哲学的兴趣多半是后天的、社会性的。但社会性属于人的本质，每一个还保留一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人，都多少有一点哲学。一般说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就是哲学兴趣的根源，不作任何反思的人生只能是动物式的人生。其实，我学哲学就是要自觉地使自己成为越来越纯粹的人，自觉地抵制一切使人动物化、物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