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第8/14页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理论的信仰和实践的信仰，哪个在先？亦即：一个犯罪的人是先认识到可以指望一个上帝的拯救，然后才按上帝的要求去过道德的生活，还是先着眼于要过一种道德生活，才能使自己配得上上帝的可能的拯救？换言之，信仰究竟是为了得救还是为了道德本身？可以看出，前者是不诚实的，把道德当手段，是一种"历史的信仰"；可是后者是不现实的，是一种纯粹"道德的信仰"。康德主张的是后者。但他又认为，前者虽然不诚实，但却是历史上唯一可能发生的信仰，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向后者进化；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本体界，但在历史中二者可以统一。人们加入教会的目的总是功利性的，但随着教会的发展，早期的幼稚衣装应当抛弃，教会应越来越显出纯粹的道德性，成为道德宗教，教会史起着教化民众的作用。正如康德在现实生活中承认恶的正当性，他在教会史中也承认恶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历史总是一个恶的王国，是以人性本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上帝完全有能力摧毁这个王国，但他不这样做，为的是通过人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觉醒来做这件事，因为上帝与魔鬼争夺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不是自然之国而是自由之国。但自然之国是自由之国的学校，因而是一个不断进步并通向无限的历史过程。
将康德的这种观点和中国传统伦理比较一下，可以见出有如下显著的区别：
1.中国传统伦理不关心自由意志问题，而热衷于讨论性命、心性；或者说，人们不是把人性归于自由意志，而是把自由意志归结为人的天性、自然本性，而自然之性就是天道天理，本来就是善的，而且必然是善的。所以中国人认为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不是历史，而更像一面镜子，一种"境界"，一种永不变化的天真状态。一切成长、发育、变化都属于道德的堕落，人性的退化，都是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的，所以不需要拯救，只需要还原（复性）。
2.正因为取消了过程，中国人历来主张道德、善的当下性。如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禅宗的"顿悟"、"一悟即至佛"，道家的"坐忘"。在这里，没有此岸彼岸之分，不需要设定上帝，在现实生活中即可超越（所谓"内在超越"），而达到圣人、真人和佛的境界。一切都取决于怎么想、怎么接受现实，超越一切现实的道德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也要把它现实化，所以道德的"德"也就是得到的"得"，内圣也就是外王，礼也就是法，道德就是政治。
3.中国人的信仰没有二律背反。民间信仰完全是功利性的（"历史性的"）：圣人（如孟子）的信仰虽然有超功利性（"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但最终是为了更大的功利（所以朱熹解释道："言行不先期于信果"，"卒亦未尝不信果也"）。这个最大的"信果"就是政治稳定、天下太平。所以道德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手段，为的是建立"德治"、"王道"，而不存在真正的为道德而道德。
4.中国传统中善恶是绝对对立的，善人做善事，恶人做恶事。善人做恶事总是因为他先已堕落成了恶人，恶人做善事也总是由于他先已改变成了好人。但决不承认善人作为善人也可能做恶事，恶人作为恶人也可能做善事（或"恶是世界历史的杠杆"）。所以中国人对历史的评价总是道德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标准表面上好像是依据动机，实际上总是按照后果来决定动机，即"成王败寇"的原则。
以上几点，最根本的是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像规定物一样去规定人的"性"。康德则明确奠定了自由意志的本源地位，将它抬高到摆脱一切经验现实影响的物自体的位置，并由此建立起上帝的超验世界及其对现实善恶的历史导向作用；不是用外在的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恶劣倾向（"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就在恶中锻炼出善来，形成由恶向善的进化：这就第一次公开揭示了西方伦理学的内在本质结构，同时也将中西伦理学的根本差异之点摆在了突出的地位。
三、良知
康德的"良知"（注：Gewissen，德文有"确定的"之意。）是"确定的知"，因而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这一点与孟子和王阳明的良知说类似。但不同的是内容：它不是对某件事情应当怎么做的直接知识，而是"自己对自己做出裁决的道德判断力"，是一种纯形式的规则，即："切勿冒不义的风险作任何事情"。良知是自己对自己保持距离，当然更是对一切具体行为保持距离。我们要特别注意康德对良知的否定的表达方式："切勿"做任何"不义"的事，而且是"风险"，即可能性。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避免对良知作任何具体的经验规定，避免使之成为现实的绝对原则。孟子的良知则完全是经验的列举：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还不够具体，还要比喻"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都是一些肯定的规定。但可以任意改变、增删、搭配，如说"忠孝仁义 "，"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都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康德的良知说是消极的，孟子的则是积极的；康德是超验形式的，孟子是经验具体的；康德是内在自省的原则，孟子是实行于外的原则；康德是对自我的超越和警惕，孟子是自我的直接在场，没有对自己"本心"的超越和警惕；康德是理性的、孟子是情感的；康德是基督教的谦恭，把决定权留给了上帝，孟子是无神论的自信，凭自己就可以决定善恶（或如王阳明表述的："只好恶，就尽了是非"）。
由此可见，康德的良知只是每个人内心判断的事，很少能在社会上起现实的作用，孟子的良知却是一切礼法刑政的理论根据。王阳明说"致良知"的作用是：用来事亲便是孝，用来事兄便是悌，用来事君便是忠。但当家庭发生冲突、国家发生分裂之际，此良知并不能避免干出昧良心的事来，如在"文革"中，"阶级立场"、" 路线"、观点的不同往往导致人们良心的丧失，因为这些具体的原则本身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相反，康德的原则由于超越具体情况，反倒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性的完全泯灭。他举例说，中世纪的异端裁判官能否判人死刑而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他认为，在宗教问题上要能判人死刑，需要一个绝对的"知人心者"，但任何现实的人类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本人才具有这种能力，也才具有这种权力，而不至于陷入不义。凡人决不能自诩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或自诩自己对启示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由此可知，人做此事永远有可能是不义的，而夺去人的生命本身则是确实不义的。所以，以宗教信仰（或无论什么别的信仰）为借口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是违背良知的，同样，以某种思想、政治观点为借口这样做也是违背良知的。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主人公虽不是先知先觉的英雄，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知，被人们称之为"义士"。
所以康德的消极意义上的良知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普遍的适用性和一贯性，虽然不能促成任何事业，却能避免极端的不人道，也不会因政治观点、思维方式的不同或改变而导致矛盾冲突。但其前提是：人不可能对善恶作出绝对的判断，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拒绝对绝对善恶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也不是毫无是非，而是寄托于一个超验的上帝。当然，我个人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但我认为不妨从康德的意义上吸取基督教的谦逊精神，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精神，与自己拉开一点距离，保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另一种裁决的能力和余地。我们在认识论上反对不可知论，在道德行为上却应当为未知的、可疑的、不可知的事留下一点空间，这才能使我们的道德观念成为动态的、有生命的、不断前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要用有限的人和事作为绝对的无限的标准，一下子就把问题定死了，没有松动的余地了。从有限现实到无限意义的中介只能是自由意志，只能是永远能动的历史过程，它没有终点。
何谓真正的信仰?
“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体，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和需要。”4月26日晚上七点，邓晓芒教授在人文馆报告厅为全校师生诠释了“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问题，这一精彩讲座为“珞珈之春”科技文化节添上了绚烂的一笔。
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能够提高人们精神生活和自由水平的”，邓教授如是说，“它不仅仅关注人的温饱问题，更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问题，而有时候它甚至不考虑温饱，只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
他还指出，信仰最初是从宗教产生的，而宗教又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孔子把迷信、巫术的自然宗教提升到巩固统治的实用宗教，但真正的宗教是有超越性的，它超越物质生活，超越世俗。中国古代人相信“气”、“理”、“天道”，都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中国传统的儒教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至少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
邓教授强调，精神上的相通是信仰的关键。
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为没有信仰悲哀，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失落，而是发现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信仰的真相。”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人文精神，只是如今失落了。邓教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过人文精神，只有自然精神。古代的文人、君主虽多有理想，但其理想都很实际，最终要落实到能给百姓带来多少好处，正如张宰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理想基点仍然是是世俗生活，没有超越性，也就无所谓真正的信仰。“爱国”、“忠君”这些古代理想的主题，终究只是个地方主义，虽然可敬，却也还是立足于世俗，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
邓教授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真正意义的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表象，实质是中国人不具有个体独立的精神。”邓教授用这样一句精辟的话解答了问题。
中国人相信物质甚于精神，即使是精神也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如“气”与“天道”。儒教破除了迷信，整体的人是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了，但个体的人并没有从整体里独立出来。中国人敬仰一种群体精神，一种浩然之气，主张“天人合一”。邓教授指出，信仰的前提是谦虚，中国人的这种“大我”思想也阻止了谦虚。人一旦换化为“大我”、“圣人”，他的意见就是天道，不能反对，不能商榷，圣人的思想是和别人不相通的，而圣人也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邓教授说，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多半是一种物质关系，即使家人也不上精神相通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在乎“礼”和“面子”，而这些均是伪精神。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相互之间精神又怎么能相通？
西方人认为，当他独立时，他就需要一个上帝了。邓教授认为没有独立的个体是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能有怎样的信仰？
“对‘真、善、美’这种人性绝对价值的信仰，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追求。”邓教授对中国人信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邓教授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宗教，我们应该吸收那种超越的精神。因为绝对的真、善、美是追求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超越的目标。在这样一种目标追求之下，人的精神才会相通，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解析中国文化，邓教授认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将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人真正的信仰。
邓教授的讲座引得台下掌声不断，观众也对“信仰”一词畅所欲言。历史学院的杨同学认为，信仰是受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所影响和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会培养炎黄子孙特有的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为毕生信仰而不懈追求。信管院的李同学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信仰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现代人没有信仰，每天为物质而奔波，照样活得有滋有味，那只是个精神层次问题。
大多数学生还是认为，邓教授的这次讲座，让他们收益匪浅，不仅了解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更重要的是领悟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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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现在这个二十多年才慢慢地开始上了一点正轨，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不对，这个路不是一条正路，还是得寻找，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走上现代化的一条正路？这个问题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话，那我们确实就会像有些人说的，要么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要么就是在犹豫中间耽误了时机，时机一去不复返，我们后悔莫及。所以应该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种全面的反思我想就这几个题目谈一谈，一个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在今天、在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