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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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自传谈艺术人生――时刻准备着 作者：朱军
前言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然而当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后，却远不是想像中的顺遂人意，而是这座城市对他这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冷落。拒绝、孤寂、漠然和生活无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宽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悬念层出，似乎让人走入了小说情节，但毫无夸张的都是朱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经历。当他做成《艺术人生》之后，张越曾推心置腹地说：“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军觉得，还得信那句老话： 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那么朱军究竟“准备”了什么?在这里，朱军一一生动道来：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侦察兵脱胎换骨的磨砺；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目标确定后固执甚至“愚讷”的追求；当然还有因为好心眼积蓄的好人缘，所有这一切让他经历中有数次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极为传奇。
简单生活（图）
被人知道，受人关注，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梦想，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小富即安（图）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初识电视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萌生梦想（图）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难忘那一天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 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幻想北京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 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 ，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做饭如做人（图）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酒后吐真言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 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一签定命运（图）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飞向北京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观众联名建议写自传 朱军出书表达人生感悟
昨天下午，央视主持人朱军宣布自己将于9月中旬推出自传，并解释出书原因是曾经有几十名观众到《艺术人生》栏目组联名建议他出自传。 朱军说：“今年5月份的一天，单位领导打电话告诉我‘出事了’，说四五十人来《艺术人生》，想找我谈谈。我以为要揍我呢，结果得知是观众们自发组织并联名签字，强烈要求我出本自传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朱军表示，很多观众写信要求他出书他都没理会， 因为他一直不想多说自己，希望观众对他的了解越少越好，这样观众看节目会很纯粹，能尽可能地多关注嘉宾。“但是，在开始时拒绝大家属于谦虚，之后还可称为内敛，到了现在、呼声这么高的时候如果再拒绝，那就是完全不够意思、不尊重大家了。”朱军表示，其实他一直有话可说，而且都是实话。“在北京生活已经10年了，有一些感悟能够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很快就写出来了，都是心里最想表达的东西。”朱军称书名目前还未定，“即使定了名，正式出版前也是打死不能说。”（王铮）
出新书啥短都敢揭 朱军自曝曾经故意装嫩(图)
据华商报报道，央视名嘴出书不是稀罕事，如今朱军也未能免俗，搭上了名人出书这趟车。据说凡是上过《艺术人生》节目的明星就没有一个不被他给“煽”下了眼泪，他在新书中继续煽情，还自曝不少缺点，说自己平时太过注重形象，在刚进入央视和亚宁一起主持节目时还装过嫩。 据朱军介绍，他之所以出书是因为有四五十个观众的强烈要求，这些观众要求他在四十岁生日到来之际写本书纪念一下。他原先不想多说自己，可这么多观众的强烈要求让他觉得要是还不写的话就太不够意思了。 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了解到，为了防盗版，现在书名还不便透露。在朱军的新书中，写的主要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生活手记。在书中他介绍了自己在部队时，以及到北京这10年的发展情况，写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子，还有一些在做《艺术人生》节目时，所了解到的名人，比如冯小刚在录制节目时突然昏倒，朱军就此写了一篇中年人应该关心自己的身体的手记。 除了讲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朱军还给自己揭“短”，刚到北京他曾站在中央电视台门前4天，结果连大门也没能进去。他那时的“小心思”是自己在10年内能拥有一辆奥拓车。在刚刚跟亚宁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因为亚宁比自己小，还装过嫩；因为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怕被别人看扁，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看法等等。 据了解，朱军的新书将在9月初发行，朱军将在全国举行签名售书活动，兰州是第一站，西安是第二站。(刘哲）
写书没拿自己当名人 朱军自传谈“艺术人生”
记录40年生活历程呈现《艺术人生》幕后故事 40岁的朱军仍有着健康男孩般的心态。记者徐万涛摄昨日，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央视《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即将推出个人传记，畅忆“艺术人生”。据出版人金丽虹、黎波介绍，朱军的这本传记约26万字，同时发表照片100多张。本月26日这本书将与读者见面，国庆期间在全国全面上市。出版人表示，为防止盗版，目前书名暂不公布。自传：“我写书时没有当自己是名人”据悉，朱军传记目前已在各地媒体开始连载，并且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书中朱军写了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他，有了“进军”中央电视台的愿望;进而，他从地下室开始“北漂”生活，从为央视剧组打饭开始，见到合作过的导演高立民，获得了走进央视的机会，最终走上《艺术人生》的主持台;昨日，朱军在新书媒体见面会上表示：“我写这本书时没有当自己是名人，非要给大家写什么特别轰动的事，我写的是自己对昨天的反思和情感涌动。”记者看到，全书没有描写惊心动魄的拼搏历程，而是展示了一个兰州军区的相声演员，如何从小事做起，固执甚至“愚讷”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央视主持人：“负面新闻有些可能是误会”谈到自己出书的原因，朱军表示，多年来，他一直觉得文字比影像更能实在地记录人的经历和感受，这本书是他送给自己的40岁礼物。另外，他说，一直有观众打电话、写信让他在节目里谈谈自己的经历，也算是给观众一个交代。据朱军透露，写作中最让他动情的是回忆父母的一段，他说：“回过头想小时候成长的点滴，父母在世时候给过我的爱，我是掉着眼泪写完的。”朱军这部传记呈现了他勤奋、朴实的形象，朱军表示，他没有刻意塑造自己的什么形象，这是真实的自己。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近段时间央视主持人频频出现的负面新闻，朱军表示，央视对主持人的要求一向严格，有些问题可能是误会。《艺术人生》：“我37年人生的出口”《艺术人生》是朱军主持生涯重要的一笔，也是这部传记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介绍，传记中向观众呈现了许多期节目的幕后故事。朱军认为，《艺术人生》对他意味着真正的成功，他说：“37岁时主持《艺术人生》，我找到了自己37年人生的出口，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让大家认识了一个立体的朱军。”朱军表示，自己的美好愿望是到80岁的时候还能坐在《艺术人生》的主持席上，但他也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固定下来，“我一直在努力，但我也不知道能走多远。”(记者 术术)
新书终于出炉 朱军“时刻准备着”与读者见面
央视名嘴朱军的新书终于以《时刻准备着》为书名出炉了。10月6日，朱军将携新作在地坛书市、西单图书大厦分别与读者见面。 朱军坚持选用《时刻准备着》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正”又很“嘎”的名字，是因为他觉得长期以来，面对命运的种种变化，自己的状态始终是“时刻准备着”，而机遇都是在积极“准备”中光顾的。在书中朱军毫不掩饰地揭自己的短：猴年春节晚会面对数亿观众的“重大”口误；“飞跃黄河”直播时观众的尖锐批评；与《无间道》大侠过招时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评判等等，同时也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李瑛）
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1)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2)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原地不动，5年。你就没有太大发展了！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 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北京有多远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 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 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机会不能等(1)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