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人》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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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人》
作者:图书堂

内容简介: 现今,人们的面子观念越发增深。不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甚至在民间,人们均以各种形色出现于世人面前,使自己不丢面子,并在交往中加深感情。面子既如此重要,那么,它又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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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人 一、闲话国人(1)

1. 面具与角『色』

现今,人们的面子观念越发增深。不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甚至在民间,人们均以各种形『色』出现于世人面前,使自己不丢面子,并在交往中加深感情。

面子既如此重要,那么,它又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面子是给人看的东西。"面"这个字,甲骨文从"目",写成一只眼睛加一个眼眶的形状。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说:"契文从目,外象面部匡廓之形,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故面字从之也。"所以"面"有相见之意,如"一面之交"、"一面如故"等;又常与"目"联用,如"面目如故"、"面目一新"等。但"面"与"目"虽都与眼睛有关,意义却不同。要言之,"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则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看,则有没有"面",或者"面目"是可爱还是可憎,都不太要紧。只有当人们看着的时候,才必须特别地注意面子。

人的身上,可以让人看的,主要是"脸"。其他部位,或不可看,或无足观,或寻常看不见。唯独脸。不但可看,可观,而且非看不可。俗云:"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如果不善于"察言观『色』",很可能会无端地"碰一鼻子灰",弄得"灰头灰脸"地好没有意思。

正因为"脸"和"面子"都是可看、可观,且非看不可的,所以"面子"有时也叫"脸":有面子是"有脸",没面子是"没脸",丢面子是"丢脸",而毫不顾及面子是"不要脸"。"不要脸"是极刻毒的话。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若被人骂作"不要脸",便非和你拼命不可。

甚至"面子"和"脸"还有一种生理上的联系:丢面子时会"脸红",得面子,也就是别人"赏脸"或自己"『露』脸"时,则会觉得"脸上有光"。总之面子的得失,全都写在"脸"上,一望可知。正因为一望可知,所在"面子"往往比"里子"重要。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便只好舍"里"而求"面"。比如做一件棉衣,"里子"不妨用旧布,"面子"则必须用新绸。又比如平时不妨吃咸菜,结婚时则必须大摆筵席。再比如小学校的危房可以不修,县太爷的进口轿车则不能不买。火车站里,外宾休息室总比一般候车室"体面",而单位一到有人来参观时,清洁卫生总会比平时做得好。由此可见,面子乃非常之时用于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这样看来,它又不太像是"脸",至少不能简单地说是"脸"。

事实上,"面子"与"脸"还是有区别的。第一,"脸"是天生的,"面子"却可以后天得到,比如突然一下升官或发财等;第二,"脸"有美丑,"面子"却只有美没有丑,所谓"面子上不好看"不叫"面丑",而只叫"没面子"或"丢面子";第三,"脸"可以修饰,比如揩洗、剃须、抹粉等,"面子"却不能修饰,只能替换;第四,"脸"生而有之, 永随各人,"面子"则不但可以争取,甚至还可以当作礼物或薪水来赠送、发放、赏赐,或者借用。这样看来,面子又有似于"荣誉"。但是,有荣誉者因然有面子,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誉。比如,一位小姐的玉体不慎或不幸被一位男士看见了全体或不可看的部份,便大丢面子,但与荣誉无关。荣誉并非人人皆有,且不会丧失;面子却是从人该有,且稍有不慎,便会丢掉。

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面子的以下特征:一、人人必备,一且丧失,便"没脸见人";二、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又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三、专供观赏,有人看时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那么,这样一种可以随时取下又随时地挂上的可看之物,又该是什么呢?

说穿了,它就是"面具"。 面具产生于原始计会。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它是酋长、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戴上它。就可以与神灵对话,甚至请神到场,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既然连神都可以请到,当然是极有"面子"了。所以"有面子"就是"有面具"。或者说,正因为"有面具",才"有面子"。"有面具"既然能"通神",当然也能"通人",也就在人群中"吃得开"。直到今天,我们还把那些"有面子"而"吃得开"的人,称为"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甚至"呼风唤雨",就因为"面子"原本是"面具",是"通神"、"通灵"的工具。

能戴上面具与神灵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极有地位的人。所以,面子也就意味着身份、地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面子也就越大。他们往往又叫"头面人物",意谓群体的"头脑"和"脸面"。古史上曾说黄帝"四面",学者们为此曾争论不休。其实,依我看来,大概无非是说他"面子"又多又大又极广,一人而"面"四方,上上下下左邻右居地都"吃得开",所以才做了部落联盟的总酋长。

"面子"或者说"面具"既是通神的工具,当然只能为少数神职人员所专有,怎么又成了人人得而有之而且断然不可丧失的东西呢?原来,面具不但能"通神",而且能"通人"。也就是说,它不但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一个人的"归属",即他属于哪个群体、哪个阶层,类似于今之"身份证",当然又人人不可或缺了。在原始时代,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不同的图腾,也就有着不同的面具。只要看他使用什么样的面具,也就知道他属于哪个"图腾系统",从而判断出是敌、是我、是友。所以,面具(面子)之于人,至少在原始时代,就已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你没有面具(面子),那就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就叫做"政治面目不清"。"不清"也就"不亲",必须加以防范。甚至,"政治面目不清",比公开的敌人还可怕,因为他可能会是『奸』细和间谍。在"宁肯错杀一千"的指导思想下,也可能立马被杀掉。因此,在原始时代,一个人如果不能出示自己的面具,就很难安全地通过一个充满警惕的部落。当然,这里说的"面具"是广义的,它包括整个人体装饰。但因为人体装饰的重点在头部,因此也可以广义地称之为"面具"。不过,当"面具"的功能由"通神"而转为"通人",更多地标志身份和归属时,称之为"面子"就更为贴切。总之,从原始时代起,人们就是"死要面子"的。因为没有"面子",就很可能不但生命没有保障,而且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要知道,连死者的葬埋和灵魂的安顿,也都是必须按照"图腾系统"来『操』作的。没有标志身份归属的"面子",死了以后,便只能去做孤魂野鬼。 由此可见,"丢失面子",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久而久之,这种恐惧感就转为羞耻感,视"丢失面子"为可耻,进而又把一切可耻之事视为"丢脸"。事实上,在原始时代对于那些犯下为本部落众人所不耻罪行(通『奸』、通敌等)的人,惩处的办法之一,就是剥夺其"面具"。失去了这一"面子",也就失去了与自己人交往的工具,当然也就"没脸见人",只能自个儿跑开,到不见人烟的地方去自生自灭。这种惩罚,有时比判处极刑还要可怕。中国人视面子为命之所系,很可能便是对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远古回忆。 面子既然原本是"面具",则它也就同时是"角『色』"。 "角『色』"与"面具"原本就是统一的。无论在图腾歌舞中,抑或在现代舞台上,一定的角『色』都会有一定的面具(在京剧舞台上即是"脸谱"),而有一定的面具也就标志着一定的角『色』。角『色』有主有次,面子也就有大有小。但人人都有角『色』,故人人都有面子。为了使每个人的角『色』都不致错『乱』。就必须对每个人的面子进行规范。进行规范的这项工作就叫"正名",而"正名"的依据就叫"礼"。

礼,作为从原始巫术仪式和图腾制度演变而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社会和群体的每个成员,部按照自己身份地位(亦即面具、面子,名)的规定,去担任和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履行这个"角『色』"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也相应地享受这个"角『色』"可以和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待遇。所以,"礼"与"名"是相依存的:名无礼无以正,礼无名则无以行。同样,"面子"与"角『色』"也是相统一的:无面子则无角『色』,无角『色』亦无需面子。这就好比在图腾歌舞和通神仪式中,有人唱主角,有人跑龙套,一应职司动作,都由其所戴之"面具"来决定。倘若不事先确定各人的"面具",那么,不是弄得大家手足无措,便是弄得混『乱』一团。同样的,仪式之后的"图腾餐",分吃"胙肉"时,也得依照"面具"来分配。否则大家都要争吃里脊和蹄膀,或者一窝蜂上前放抢,便会影响"安定团结",也会弄得祖宗神灵不高兴,认为不肖子孙太"丢脸"。

"正名"即确定"面子",确定"面子"即分配"角『色』","角『色』"则规定着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他的观众和其他"角『色』"。一个人如果弄不清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者不按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去表演,那就会出现"角『色』错位"的局面,当然也就"对不起" 了。比如"君"是一种角『色』,"子"也是一种角『色』。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依照孔子的说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其所司之"角『色』"行事。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非丢"面子"不可。严重一点,如宋灵公、楚成王,还会丢了『性』命。至少,也会被视为"表现不好"。

所以,中国人要争得一个"表现好"的"面子",就得严格按照"角『色』"的规范来"做人"。"做人" 一如"做戏",都要讲究"做工",文雅的说法叫"懂礼貌"。中国人的道德教育,往往从"讲礼貌"开始。"貌"也者,面貌也,其实也就是面具。面子、角『色』。皇帝面前要磕头,老师面前要恭敬,父母面前要听话,都是懂得"礼貌"的"表现"。一个人,如果懂得"礼"之"貌",也就是懂得给别人"面子",而别人也就会"赏脸"。"'赏脸"的结果,是不但自己有"面子",而且会连带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和上司也有"面子"。因为"面子" 既然是"面",那么也就难免会连成"片";既然连成"片",就难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如,一个孩子在客人"面"前极懂礼貌,因而受客人的夸奖,这在于父母,是极有脸面的事。相反,如果一个孩子公然地在客人"面"前不听话,则是极"丢脸"的事,因为他不给父母"面子",使父母不能扮演家长、教育者的"角『色』"。这时,恼羞成怒的父母可能会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当然只能是连带客人一起都灰头灰脸。所以,那些乖巧的孩子,尽管平日里十分骄横,一旦来了客人,也会作"懂礼貌"状。同时,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一定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当家作主的样子,以便那怕老婆的老公,还勉强能够暂时地扮演一下大老爷们男子汉的角『色』,不至于"丢尽脸面"。

不过,一个人"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儿子面前是老子,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此外,年龄的增长,荣誉的获得,地位的升降,财富的盈亏,都会引起和造成'"角『色』"的变迁。所谓"一阔脸就变",就是说地位高了,财富多了,"角『色』"大了,"面子"也大了。对于先前和自己"面子"相等的人,便会不大看得起。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具体说来是:当"角『色』"变小时,"面子"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相反,当"角『色』"变大时,"面子"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这样可以获得"谦和"、"念旧"、"不忘本"的好评(也是一种"面子"),也可以免遭"一阔脸就变"的物议(遭人物议也难免"丢脸")。《儒林外史》第二回写范进中了生员。身份和"角『色』"部发生了变化,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面子经",说是"你如今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帐之处,但抽象地看,也还是符合"面子逻辑"的。及至范进中了举,成了"老爷",张乡绅亲自来贺时,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装大",甚至连"面"也不敢出了。这正是"角『色』"变换之后所必须引起的"面子"变换。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如果要想不伤了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份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当了官,做了教授,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面",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甚至不可直呼其名,免得他当场下不了"台"。比如陈胜当长工时,与伙伴们相约云:"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胜当了王,伙伴们来找他,不懂规矩地大敲宫门,叫着陈胜的表字要见他。见不到,又当街拦道地大叫陈胜的名字。进宫以后,又大惊小怪地喳呼:"阿哟!你这小子可真阔气啊!"又肆无忌惮地『乱』说陈胜少时一些"隐私"。如此这般,大伤了陈胜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能共富贵,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同理,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或候补主角。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的和虚拟的两种。真实的如升官、升职称等,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赏穿黄马褂等。虚似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比如称年龄、辈份比自己小的人为"兄",或自称"鄙人"、"在下"、"区区"等。总之,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就同样行之有效。这就好比演戏。配角抢主角的戏,是"犯现"(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主角给配角让戏,则是"赏脸"--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面具(脸谱)赏给对方。既然是"赏脸",那么,它也就是"殊荣"、"恩典",至少也是"客气"。"情份",不能"给脸不要脸",但也不能白要,而必须回报。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那么对方的让戏就是谦让,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脸"还回去;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就是赏赐,自己可能已无"脸"可还,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则原本无戏可让,但既有孝敬之心,自然也该"赏脸"。总之,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只要能处处时时记住给别人面子,一般地说总会有回报的。付出的未必多,得到的未必少,多半会是一种合算的买卖。

2."交情" 与"交商"

交朋友,要讲"交情"。

"交情"有深有浅。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浅的却一般不叫"浅交",而叫"一面之交"。"一面之交"从字面上看是只见过一面的意思。但既然见了"面",依照"人情面子原则",也就有了"情面"。不过毕竟只是见过"面",也许连姓名职务身份都不大弄得清楚或记得住,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情",或者说交情尚"浅"。"浅"则"浮","浮"则"泛",所以又叫"泛泛之交",而"一面之交"也就不一定是"只见过一面",只不过是"交情尚浅"的意思。"交情尚浅",也可以托"人情",但往往不大好"开口",也不能"重托",除非是"一见如故"。"故"就是"故交",也就是见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旧"、"故知",如"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邻居"、"老朋友"。一般地说,中国人的交情,是与交往的时间成正比的。"老"则"深","深"则"入","入"则不再"浮"在"面"上,而能进入心灵"深"处。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总比"一面之交"来头大。

的确,中国人是很讲究交往时间之长短的,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故民谚云:"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又云:"新婚情烈,旧友情深"。"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积"则"厚","厚"则"深",叫做"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做"浅薄"。"浅薄"的人,"胸无城府"(亦即自家庭院宅小墙薄,没有"进深")。表现在交往上,一是"多言",夸夸其谈,自我炫耀,"半瓶子醋『乱』晃『荡』";二是"泛交",轻佻浮薄,轻诺寡信,不知自重。这都是知识和经验缺少积累所致。中国人的学问,讲究"厚积而薄发",交朋友亦然。"厚积而薄发",才"面淡如水,心甘如饴","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并不很深,无非是以其"老"来饰其"浅",一如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玩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交情者",只不过意味着"面子大"。"老交情"有事来请帮忙,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当然也可能只顾"面"上敷衍,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从这个角度讲,"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深交"者,"深入之交"也。只有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之间,心灵都成为"不设防城市",可以自由出入,从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知交"。要结知交,第一要"诚",即以诚相待,"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第二要"忠",即忠于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义,"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权",即通达权变,"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权"最难。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可以和他"同学",但未必"同道",因为道路可选择,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样;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目的、志向并一定相同,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说不定只是"同路人",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权"。因为"志"是"方向",叫"志向";"权"是"便(hian)宜",叫"权宜"。大彻大悟之人,为了最终地实现"道"与"志",有时不得不略作"变通",以为"权宜"。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忠诚",或不"诚信",一但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与之"同权";而一旦"同权",也就真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了。

由此可见,结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难无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反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颈之交"。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国人姓翟的;在先当迁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鸟雀的一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行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乃情见",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翟公的话,可以说是关于"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仅谈到了"交情",而且谈到了"交态"。《说文》云:"态,意也",变即"意态"。所谓"交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其实"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毕竟都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游学",都属于此类。一类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或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都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是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去。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说是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害"就是"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地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结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是"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赢,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柯,都有朋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不怎能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患难而不共富贵","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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