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秦帝国》第5/58页
唉，这事就要怪秦始皇没搞好了。
秦始皇本人，是古来罕见的工作狂，《汉书》作者班固说他白天开会，夜晚批文件，都是亲自动笔。至于臣民们在忙什么呢？搞工程。秦始皇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搞工程。
第一，修长城。因为修长城，征发的民夫常在三四十万之间。长城这里可不是人待的。有时候民夫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就会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终于长城脚下“死者不可胜数”，“尸骨相支柱”，甚为悲壮。最终，通过巨大的代价，他们创造了世界第八奇迹――中国龙。
第二项，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出四通八达的驰道，供马车奔驰，其规格是路宽七十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实，下雨也不起泥，两边每隔七米种树，向西最远到甘肃，东到海滨，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南、安徽、浙江等地。此外还有一条军事专用干道，叫做“直道”，全长七百公里，宽三十多米，而且它像高速公路那样也高出地面一米多，整个工程仅用两年半完成。该道从咸阳出发，向北直通匈奴地区，用以支持蒙恬大军。一旦北方有警，一周内军队就可以从咸阳地区动员完毕，直抵前线。虽然比起罗马人的石灰混凝土道路有点逊色，但地面也夯得非常坚实，许多路面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至今坚硬的路面上长不出杂草。
第三，造宫殿。秦始皇启动了阿房宫工程，其主体建筑内可坐一万人。宫门是用磁石做的，防止恐怖分子带着铁兵器进入。宫殿前立着十二个青铜巨人。
据说阿房宫“复压三百里”，这不太可能。但是，以阿房宫为中心，秦王朝的宫殿群向四个方面铺展开来，东到骊山温泉，西到雍城老祖宗吃食堂的地方，北过渭北咸阳原，南到渭南终南山，全是秦王朝的建筑群落，合计三百所，基本遍布关中核心地区，足以覆压三百余里。后来项羽入关，烧了三个月，才把关中这些宫殿烧完。当然关外还有四百所。
这些宫殿也不仅仅是供老秦一个人享乐用的，《史记》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咸阳人多”，所以开始大修宫殿，并且移了八万家住进去，看来这属于秦时代的“安居工程”吧。
前三个项目都是公益性的，这第四个项目却是给老秦一个人用的――修骊山秦始皇陵（老百姓就是再没房子住，估计也不能住进这里面去）。
秦始皇陵，据说三国时候尚高一百二十多米（比胡夫金字塔低二十米）。如今这个小土山经过历史力量的剥削，尚高六十五米，上边草木青葱，底边周长一里。当初秦始皇为了尽可能减少扰民，在给自己修陵墓时用的是劳改犯（“刑徒”），而不是征发民夫，民夫尽可能留在其他国家项目和农田上，这也算是先公后私吧（刘邦的陵则也在不远处，今高三十二米，吕雉的陵也是三十二米，汉武帝的陵高四十七米。修这些陵都是皇权时代免不了的项目，就像它们免不了要被盗一样）。
除了上述四大土木项目，秦始皇还有两大军事项目：一是蒙恬先生带领三十万军马在北方驱赶匈奴，夺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二是尉屠雎带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攻击岭南，乃至占据了越南北部地区。但是岭南的土著越人很快打起了游击战：平时藏在林子里，伺机就杀出来，搞得尉屠雎一帮人三年不敢解甲，一直保持战斗姿态。受游击队攻击，总计秦兵伏尸流血牺牲数十万人，最后才勉强攻占了广东、广西地区，把秦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南海之滨。
可以说，秦王朝为了求得中国的统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
据汉朝人淮南王刘安说，尉屠雎的这支军队，外出旷日持久，消耗严重，去的人都回不来了，很多人都开小差当了盗贼。所以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王朝居然无法调用这支军队回来镇压。北方抗匈奴的军队，同样也被消耗得很厉害，至少是被牵制着，想全身而返也不可能，最终导致秦王朝土崩瓦解。如果把他们布置在相对新占领的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的齐楚地区，至少可以起到威慑和阻燃作用。
可是秦人却贪图对外扩张。秦人这种贪外虚内的军事布置，派南北方两支大军，远远地到外面去抢摊，所得不多，家里却没人管，代价极为严重，属于错误决策。
其实，像打匈奴这样的事，完全可以把它的时间放后几十年，等民生富厚、国内安定了再说。总之，上述两大军事项目和四大土木项目，都是招致秦朝亡国的不急之务。
南北两支大军的八十万人马，实在数目庞大，相当于现代中国现役军人的三分之一，美国军人的二分之一，而当时秦朝的人口尚不足现代中国的百分之三（只有三千万上下，相当于重庆地区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役，只能加重人民的劳苦负担。
但是，反过来看，用区区重庆地区人口，却完成了北驱匈奴、南括五岭，以及修长城、驰道的浩大工程，无论如何，秦时代从政府到人民的进取精神，也实在可嘉。
人类劳动创造出的多余财富，总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的，多余的怎么办呢？只好用在项目工程上，以泽被后世。秦王朝大修长城，大建秦始皇陵，隋炀帝大修运河，把当时不能长时贮存的粮食，转为不朽的长城和运河，化成持久的资源，留到后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谓“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对丢弓的楚人来讲，是个大遗憾，对整体的楚国，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损失。同样，修长城和秦始皇陵，对于当时的人是个痛苦，对于后代的我们，则是得弓者。所谓害在一时，功在百世。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当时修时未尝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却细水长流地为埃及人挣着旅游的外快。
至少比整个时代的人胡闹，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出来强。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秦王朝的这些泽被后世的项目，当时的代价也很大，甚至以亡国为代价。
在从前的商周时代，法律规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给国家干一个月零三天义工，从二十三岁一直到五十五岁为止。而秦王朝加码成每三年平均服役两年零一个月，具体来讲是这样：第一年先在家生产，弄出些粮食（以供应这三年的需求），但必须出去服劳役一个月，接下来两年则全是服劳役。如此不断循环，三年一个周期。而且服役年限也拉长到十六岁到六十岁。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农民如果活到六十岁的话，要合计给国家服劳役及兵役一万零二百五十天，即――他有二十八年要在工地上度过！而商周时代则是二百九十七天（不到一年）。所以，董仲舒说，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于古”――当然这不排除董仲舒危言耸听、以古讽今的可能（编排秦王朝以劝喻汉武帝，汉武帝也是大兴事作）。如果老董说的是真的，那么人生一半时间都去外地筛沙子、砸石头了，这种沉重的劳役只能搞得“海内愁怨”。
而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种地需要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关键是交多少。经过历史的磨合，中国农业传统的税收标准是十分之一，有时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标新立异，达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赋”，据汉朝人伍被讲）――这简直是没天理了！高达传统水平的七至二十倍，所谓“二十倍于古”（董仲舒语）。人们真是没有活路了。所以秦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人们累死了也养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这天文数字比例的税。于是“秦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人们交不起税，只好逃亡当强盗。
注意，这个税收百分比不是按实际产量算的――那还就好了，我不干活，也就少交税。它其实是按土地的一般产量，由政府估算一个产额来收税的。不管你干得怎么样，都按这个额交！哈哈，那简直要气死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为什么秦皇帝定的税率定得非要比别的皇帝高二十倍呢？他不知道“保护费”收多了，大家都要逃亡，逃到别的老大的地盘上去干吗？或者没得地方逃，大家就会起义！
秦始皇也是没办法啊。你想，他搞了那么多国家大项目，都需要花钱，长城、驰道，八十万战士，需要消耗多少物资和粮食啊。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还要发射卫星上天，制造万吨水压机什么的，以便加强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力。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图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著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以功取荣，搏取田宅爵禄。
对事功目标的执著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人们怎么“做事立功搏得爵禄”呢，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同时，也可以说，秦始皇及其政府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也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