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10/41页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也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我们都不该忘记，我们华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
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自从那位站在田埂上的贫下中农，怒气冲冲地反诘仲由，讽刺他的老师孔丘，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苛求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辞，便萌生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肢和谷子问题，成了贬低读书人的最通行的说词。可以说，这个阴影甚至至今仍未散尽。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为那位只知“植其杖而芸”、此外仅会辨认五谷的老农进行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以及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的未来，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一九八八年的竞选中声称，他要做一个“教育总统”，以此拉拢选民。李登辉也在台北呼吁说：“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全世界的任何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1979），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去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在其发源地被批倒批臭了，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高丽人尊奉。当韩国老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子女教育时，他们完全不清楚这对后来的经济起飞会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断定说，不放弃读书，日后就会发大财。他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教育子女，只是因为崇拜知识。在韩国，这种习惯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文革以及经济变革那样的困境。如果一个青年在那些日子里，能在汉城大学或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白先生说此话时，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并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了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说，假如当年他能完成学业，现在他肯定是个大财阀，不会仅仅是个小企业主。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能坚定地上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而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职业和荣誉地位，那我们将会多么难过。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那些已经手攥高学历、虎视眈眈、紧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十四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二十岁就在街头全心全意摆地摊的人，他们打算挣多少花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毫无疑问，几十年后，今天曾被嘲笑过的穷书生将会成为有地位的大人物，或是大财阀和高级白领，而今天的小业主，明天还是小业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请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糊涂到只让文盲发财的地步，不会永远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变，像俞作敏一样，爆富的文盲巨头一个个被投入监狱，而那些举止文雅、谈吐高尚的知识富翁正在占领舞台。说到底，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知识经济将是未来的颜色。所以请相信，中国还将是读书人的中国。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联，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让我们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它是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地方恰好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那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发明。”
实际上，读书就是接近世界。为了能把未来的工作干得出类拔萃，我们必须认真攻读专业书。此外，我们看言情小说，熏陶一颗水晶般的心，同时我们知道，那柔情似水的天地，不是世界，而是梦。我们看武侠小说，门外汉观其表而自乐，智者察其智而慨叹，因此，大数学家华罗庚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我们时时关心着书市又在流行什么书，那是时代的回声，因此，读流行书使人健谈。我们还养成了翻阅报刊杂志的习惯，这使我们坐观天下，不过其中真伪相杂，使人眼花缭乱。
也许谈“民族读书”还太早，我们有两亿多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化起点无比之低，而且绝大多数教师的水平，普遍低劣。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开始不读书的年龄，正是十八岁。那些进不了高校的人从此与知识相揖别，他们最大的文化乐趣充其量也就是电视机、色情小报、武侠短篇、还有一把吉它。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即便嘴上随声附和几句“尊重知识”的官方口号，但骨子里却对读书怀有跟那个春秋老头儿一样的鄙夷。
假如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走在普通公民的前面，不能真正从品性到交际，从著作到言谈，都成为普通人的光辉楷模，假如我们作为普通公民而不去怀疑自己的贫瘠，在智者面前没有忐忑不安的恭敬，假如我们的舆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非农业研究的）必须要为分不清五谷而谦卑，而不要求劳动者为目不识丁而羞耻，那么我们民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就将在动难逃，在动难逃！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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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5月12日
打破思维定式
十六岁时，我们曾隐隐地从父辈那里察觉到，这个国家有哪儿不对劲儿。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清楚，终于惊叫："毛病出在思维上！"那一代人的思维是程式化的，他们可以不开动脑筋，便丢给我们一大套顺势而下的道理。"同流"必定"合污"。"贪生"肯定"怕死"。不是上天堂，就只能下地狱。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思维方法--如果暂且还能算它是思维的话--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背诵答案。它容易滑向极端化的"两极思维法"，在那里，没有中间地带和第三条道路，憎爱分明全线击溃了雍容大度的边际主义。
吴稼祥在他的短文《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中指出--
我一直以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100多年来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我们是父亲的子女，成长在父亲的环境里。尽管我们觉察到了父亲们的毛病，但是在我们十八岁的身躯里必然承袭了那些缺陷。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用极端化方式，在另一个极端上，随便挑出一个答案，去抗击和匡正父亲的极端，朝他们背诵新的定式。
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象上与父亲们有所区别，实际上，这种极端与极端的对峙却根植在同一种方式上。这个方式依旧是"定式思维"和"两极思维法"，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是新定式以及两极中的另外一个端点，而他们是旧的。
平素，我们站在自己的极端和父亲们争吵，仿佛我们是崭新的。遇到大风大浪，我们却和他们过去一样，"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而对"逐步改善"的"不耐烦"，竟是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不过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的未来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的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的热血沸腾"交替耗损社会生命力的方式。
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开始改变，使我们的思维站起来，穿过一维的时间线，进入三维的多面性的生活空间。人的思维，本该是优美而明晰的。
▲ 向幽默化思维转变--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对应付清贫生活，具有极大的益处。幽默使思索的人敢于冒险，得出冒险的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头来，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如果有人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幽默的回答是："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状态中，以从容的姿态出现。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的勇气，以便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的效果，这对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自己不幽默并对别人的幽默总是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卡在了常规之中。
▲ 常规思维仍有一席之地--常规思维极容易成为高级思维的精神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约束着人，使之成为"正常人"，即"伟大的人"的反面。不过，思维的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对它来讲，"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是他们因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基本规则都没掌握而头脑混乱，他们常常使发言和谈话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 理性化的逻辑思维--50年代，中日学者登泰山，见盘山路西侧石壁上镌刻着" 二"两个字，众人大惑不解。日后翻书查典，走访专家，还是没有结论。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他假装沉思片刻，随即提笔，在两字边缘各加上两笔，改成"风月"，并说，它们的念法是"风月无边"。实际上，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明朝时，唐寅跑到湖南岳阳楼，远眺800里洞庭湖的旖旎风光，在墙壁上题下了" 二"两字。1933年6月20日夜里，鲁迅给林语堂博士写信，讽刺他只谈风月闲逸，也曾提及唐寅的这两个字。可见，郭沫若应该早知此事，并没有真正行使任何思维。不过，第一位猜出这两个怪字是什么意思的人，一定曾用了逻辑思维的推理术。这种思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至关重要。有一次，爱迪生想知道一个灯泡的体积，求一位数学家演算，但因为灯泡是梨状的，所以计算起来很不方便，久久没有答案。爱迪生不耐烦了，他打量了灯泡一会儿，把它充满水，然后又用量筒测出了水的体积。于是，爱迪生用曹冲称象式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数据。实际上，这就是逻辑思维的代换法则。
▲ 圈外思维术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是因为自己在事物旁边。一方面感情迷惑着我们，使我们的判断有失公正，另一方面，我们无法从空间全局和时间长河中总体把握它。故而苏轼写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假使我们的观察点能跳到圈外，挂在高空的某个远点，这个点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么我们就会摆脱狭隘的感情和可怜的时空局限。左派中国人，对中国症结一无所知，多半是因为他们无法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他们不会用超然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也不会用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在。
▲ 全面发掘型思维法滴水不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借了钱，不能如期偿还，按当地的法律，他得去坐牢。债主建议说："让这你的女儿，决定你的命运。"办法是，债主在一个口袋里装进一黑一白两颗石子，如果女儿摸到黑子，就嫁与债主抵债，摸到白子则不必，债务也一笔勾销。不过，十分可恶的是，债主在口袋里偷偷放进了两个黑子，而且被欠债者的女儿看了。这时，结局似乎只有三个：① 拒绝去摸，父亲坐牢。② 揭穿债主，父亲还是坐牢。③ 硬着头皮，摸出一个，嫁人抵债。但是，这个小姑娘十分聪明，她竟飞快地摸出一颗，佯装丢落在石缝里，怎么也够不出来。最后，她建议说："不要紧，咱们可以用口袋里剩下的那一颗石子公断。"口袋里剩下的当然是黑子，于是她摸到的那一颗被推定为白子。于是，她救了父亲，也保全了自己。由此看来，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绞尽脑汁，似乎已经列尽了答案，实际上最妙的一个答案却被疏忽掉了。这种全面发现答案的办法，有似于"博诺思考术"，也就是"水平思考法"。它的原则是，别在现有的结论里兜圈子，要另辟蹊径。
▲ 创造性思维具有黄金般的价值--在常规思维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经常疏漏的岔道口，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就习惯了尝试探求，超脱一般规则，怀疑权威，而年长一些又逐渐掌握了以上诸种方式，那么他就会沿着常规思维的方向行走，却又在每个岔道口停下，分别走进去试一下，直到在某一个地方找到瑰伟的发现。这种综合性的搜索式思想方式，就是创造性思维。拥有创造性思维意识的头脑，是最最高贵的头脑。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我们知道，人类史上有过一些时期，比如青铜时代，生活是忙碌欢乐而朝气蓬勃的。然而在另一些时候，这个世界却萎靡不振，苦不堪言，人类必须通过追求精神慰藉和梦想未来，以补救自然环境和人世的创痛，于是他们找到一种宗教，把感情和信仰交给了它。
对于西方宗教，父辈们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蔑视，他们宁愿对那些业已滑向修身健体、甚至现代迷信的东方宗教深信不疑，而无心问津以爱为基础的洋玩意儿。可以说，许多国人是相信灵和鬼的，而西方人热衷的却是神与人。我们的前辈曾相信谣言，对"育婴堂和教会学校残害生灵，甚至贩卖婴儿"的说法，深信不移。他们除了认为宗教是虚伪的之外，还认为信奉西方思想有辱于爱国心，是一种"信仰危机"。但实际上，他们首先是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因此而不爱国，相反连给国家提一点意见都不肯。此外，他们把"信仰危机"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混为一谈。而一九八二年的《宪法》，虽经数次修改，但其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却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八十年代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向崇拜别的教义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大批人，他们对于新信仰，就像对旧信仰一样，仅仅是一知半解。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厌世情绪、对他人的冷漠自私、对金钱的热衷，是多么的违背教义，而且丝毫不因博爱的光照而减损。我们指责长辈盲从而且言行不一，但我们自己不盲从？不口是心非吗？我们不想对原有的信仰五体投地，就是为了对新信仰五体投地，而且照旧稀里糊涂地深信不移。实际上，这仍是人类精神的触目惊心的堕落--我们竟能在对一件事情尚未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去坚定不移地信仰它，或者激烈地批判它。
的确，宗教在文明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圣经文化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并且养育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前驱，比如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活着的时候向一切未知事物和人类积习发出妄自尊大的挑战，然而宗教信仰却使他们对于神秘天宇和生灵万物始终怀有深情。今天，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漫步在一些世界大城，我们依旧会发现许多商店在星期天歇业，我们还知道北京饭店和大多数海外饭店一样，没有第十三层，这些经济上的和生活上的传统和习俗，都是来自于宗教的故事。翻开《圣经》，无论是身心上，还是艺术上，我们都会被这本抒写给人民的通俗读物所吸引。走进教堂，我们会因为感到身体渺小而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烦忧也是微不足道的，而唱诗班肃然的歌声，高远宁和，放松了我们疲惫的筋骨，给我们以心灵上的慰藉。前辈们曾说，教堂、佛寺、道观里到处是外国特务，但我们从未撞见，相反倒是发现一些管理员凶神恶煞，显然是具有特殊背景。我们察觉出这个社会的虚弱，它已经不起别的东西与之共存，只得编造出各种荒唐的谣言。
不过，宗教的确有过暗无天日的年代。我们不会不记得，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生前他却始终不敢公布它。布鲁诺更进一步，说"太阳也不是中心"，这使他化为灰烬。还有伽利略，一个用天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天体构造的人，当他必须面对妄想出来的原始教义时，心中曾充满什么样的鄙夷，但他不得不低头认罪，宣布自己是错的。此外，一次次血腥的宗教冲突、沾染着鲜血的宗教改革、以上帝的名义草菅人命，涂炭生灵，对于我们对宗教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这是一种讽刺。在《安多克勒斯和狮子》中，萧伯纳提醒我们说："危及我们社会的，并不是不信，而是信仰。"当我们草草选上了一种思想。并且毫不怀疑虑地坚持它，那么无论它本身是优是劣，却都是危险的。越死心踏地地坚持，危险系数越大。
人在二十岁，谈"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都太早。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事情。提早为撼动一个信仰去求助另一个，并为捍卫新的而拒斥研究其他的，只能减少我们的客观精神。
我们无权三言两语对宗教和信仰说出个究竟，但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持续多年的宗教热，就像大规模的气功热一样，除了延年益寿的幻想之外，却显露了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被认为除了另寻他路之外，无从解决，别无他途。为了摆脱坏死的情绪和萎磨不振的精神，人们在寻找寄托。而"宗教信仰……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刘"（歌德语），也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于是人们选择了宗教，让它给自己慰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