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11/41页
要想扼制宗教热升温，消除"现实苦难"、冷漠、萎靡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宗教热是一个警钟。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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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5月26日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在我们刚刚脱离母体时，世界一片漆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分钟，我们就为丧失母腹的苦痛感到过不适，我们伤心地哭了一场，渐渐睡去。我们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摇篮边，在两三天的睡梦里，走过了祖先二三百万年所走过的漫漫长路，获得了基本的人的天性。我们自然地掌握了行走和语言。从两岁到七岁，我们在双亲膝下，感受着世界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温暖。"我们通过学校，走进社区的一小部分生活。那时，我们受过一两次欺辱，至今还记在心底，并认为它在我们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也同样伤害过别人。不过，那时我们认定世界很有可能比这些小小的不适要欢乐。青春期过后，我们感受到了前面谈过的所有不祥。自身、人性、社会的不足，让我们十分伤心。但此时，我们仍然认为世界是悲喜交错的，一方面我们热烈议论着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完全可以改观，变成一个无瑕的天地。
但是二十岁时，我们终于清晰地悟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将是万古长存的状态，于是，失望惊哭、颓废消沉、隐居、发疯、自杀，接踵而来。我们忍受不了误解、歧视、有意的迫害、污辱、失恋、长时间没有理想的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折磨--世界的丑恶。
自从第一批生命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瘟疫、压迫、战争就跳出胚胎，一刻不停地追逐着生灵。后来，人们发明了医学、政治、谈判手段，用以尽量减少那些灾难。可是，当仲由长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那一度怃然自信孔丘先生最终败下阵来，没能见到他的仁与爱的"大道之行"。当李耳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一变成为庄周的彻底逍遥，当屈原投江弃世，当陶潜不经意地漫步在田园小径，写下几首"采菊东篱下"，当铁血理性的法家，从商鞅发展到韩非，当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第一位皇帝的身心，第一次满足了以暴力行为消灭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时，东方的弱点大局已定，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历史同样没能免于思想和情感在权力和武器面前的退却。亚里士多德出色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铁蹄溅血欧亚非之后，顺路探望了那位趴在路边狗一样晒着太阳的犬儒大师。那一刻，这位毕生致力于血腥功名的君王，竟对人本生活产生了渴望，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情愿是这位第欧根尼。"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那位被类似于中国法家的新兴奴隶主们定罪为"毒害青年"因而从容饮鸩赴死的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居高临下的讽刺："你的肮脏是自我陶醉，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社会结构的抗议，孕育着背离世界的萌芽。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文明被弘扬，一举摧毁了从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含情脉脉的小市民、许许多多乐善好施的人民、高尚激扬的古代骑士以及向风车挑战的人，化为文化遗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他一直呼唤的"超人"们，把二十世纪变成了最辉煌（技术进步超过了以往社会的总和）和最血腥（其间150多次战争中，阵亡了1.2亿人民，是从前诸世纪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的年代。
今天，科学技术也引来了灾难。科学一方面为现存的人们尽可能多地提供着舒适豪华，而另一方面，它上天掘地、填海夷山、截水断林，为保证最佳的舒适豪华而攫取一切一次性的宝藏资源。在提高了当代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它急剧缩短着整个人类的寿命。遗憾的是，我们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善而感到舒适豪华，反而像"托克维尔效应"阐述的那样，变得更加敏感和不耐烦，要求更高的舒适豪华。在这个普遍陷于电脑程序和金属铜臭气息的世界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质朴如初、千年幸福的幻境。人们只是刹那间享用着用钱买来的快乐，灵魂却依旧没有着落。他们穿着华丽的衣着，精神却是裸体的。
这就是世界，我们已居住了二十年的不完美的世界。
一九九一年元月四日，母亲从编辑室回来，带回一个消息和一封来自香港何小姐的便笺。消息是："三毛自缢了。"那位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我爱我的荷西》的女人，离开了世界。便笺是寄给我的，里面夹着一只可爱的书签，下面印着两句圣经箴言："忍耐胜过威力，自制强如夺城。"在便笺背面，何小姐以清秀的字体，抄录席慕蓉的《尘缘》短诗，用以相勉：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
希求 快乐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
想承受。
我喝了口咖啡，又想起蒙田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我走访过许多酗酒的人们，他们多数认为烂醉如泥，比清醒时痛快。他们呕吐，闭紧双眼，丢开心灵，为了躲避无法化解的愁绪，寻求眼前的痛快，甘愿缩短整个人生。我也走访过精神病人，也许精神分裂症是上苍对不堪忍受现实压力的人的一种宽容，他们不再需要清醒地看世界了。还有一些人退避回自己温暖的小家，另一些人走向教堂和遥远的村野。而许许多多三毛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选择了自己的死期和死法，仿佛这个尘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欢愉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作好了迎接灾难性事实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间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上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一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挡车工，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一方面，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在游戏规则中，并激烈地抨击它不公平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是自然人，内心里充满着田园风和牧童笛声。我们唱着："三在六十五里路呦，越过春夏秋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在如何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望着一生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自己在路边种下花朵，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的美好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要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大认识，终结二十岁的年华，直至走完最后的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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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
二十岁之前，我们曾遭遇到的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它们久久交织，凝就了一个中心冲突。那就是，我们想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但现实世界却阻碍着我们，想把我们变成另外一种人。在这个残忍的冲突中，我们在现实的胁迫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天性，同时，我们又激烈地抗争着，要把自己的天性和独立风格保留下来，以使自己不同凡响。
我们曾经持久地坚持着，不让现实磨灭我们必须坚持的东西。我们的任性也支撑着自己，从不允许自己主动放弃原有的和想要有的东西。尤其是少年时代，无论是必须放弃的，还是不该放弃的，我们都不打算丢失。可是，社会规范的目的，恰恰在于要使每一位公民都成为它所需要的彼此相似的模范人。因此，二十岁之前，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冲突，这些冲突纷纷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了伤痕。
北京东方饭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回想起她的十九岁的学习生涯。她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学校。因为自从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常常被老师叫到后排，去罚站。我最痛恨的是学习和考试。学习非要灌输给我们许多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考试最让我觉得滑稽，因为答案早已写好在一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标准答卷上，我们别无选择。"
另一位女孩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她说她的班主任"是个极讨厌的人"，只要班上谁的分数下降了，她便首先想到是这个同学"早恋"了，实际上不过是那个同学贪玩，或者出了什么意外麻烦。但班主任会"突然叫住你，眼睛却看着别处，眼里诡秘地露着变态的光，然后重复她那句问谁都一样的话：'外边有事儿了吧？'那副德行，真叫人恶心！"这位班主任把"早恋"，羞答答地代称为"外边有事儿"。
陈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在客房部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经历。他像是在问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不是就是这些？睡觉，上班，没完没了地活着，干这些简单得连白痴都会干的事。而且，一年只有七天连假。看到那些月薪是中国人一辈子所得的外国人，那些从地球那一边跑到中国来度假的人，我真是感到不平。我弄不懂，同样是人，一些人过着最好的日子，另一些却不能。"
一个士兵抱怨说："我觉得，我们的军服是随随便便造出来的，很不好看。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很不适合，就像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但我是战士，又必须穿。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粗陋的军衣来打扮我们？有时候，不光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也需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像是探问似地补充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不该说，但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我们十八岁就来到了军营，祖国可以让我们去死，我们也不怕牺牲，打仗嘛。可我们来人世一趟，还没有过女人……"
保姆市场的一个女孩，因为从小的过度劳累，手指变得短粗，脸上泛出农村人特有的暗红色，身形大概从孩童时代就遭到了毁坏。"我不愿意通过他们，他们是合法的人贩子。他们每天下班后就把来找事作的人，全都锁在一间没有床、没有椅子的大房子里。"她指着旁边一家官办的劳务服务公司说。说话间，那家公司的员工正在给大铁门上锁，就像售货员在下班回家之前要把没卖出去的货物锁进柜台一样。"我多羡慕你们城里人。有时候又恨你们，嫉妒你们。我爹是农民，我也必须是，我将来的孩子还是。为什么你们就一定是城市户口?!"
一位发廊的小主人，起初似乎疲倦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是几杯酒下肚后，他变得激动，一扫刚才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态："我有的是钱！被看我大学考不上，但我有钱！有钱，就能买小妞，下大赌，逛饭店，唱卡拉OK。凡是我们这种人还能干的，我都干，这辈子就这样了！"
白在银行学校读书，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但他为自己没有钱而自卑。看到个体户的儿子们想找哪个女孩都能如愿以偿，便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很堕落。他预感到，在这个越来越金钱化的社会里，他不会得到爱。
一九八三年秋天，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新生，身着白色连衣裙，从校园西侧一幢正在拆除脚手架的塔楼上，纵身跃下，结束了十八岁的生命。在遗嘱上，她写道："活了这么大，还没有给社会一点有益的东西。再活下去，也没什么用，不如死了好。"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深夜，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勇，在计算机系一位女学生背部，扎下了深深的十刀，然后自杀，以病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出了大名。他曾一再表示过："如果正常的途径不能出名，就杀死一个无辜者。"
北京大学一位十九岁的三年级学生，推倒了手中的十四张麻牌（还是清一条龙），然后淡然地表示，他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需要他，不知道需要他作什么。是抄抄公文？还是当一颗"螺丝钉"？可制造一个螺丝钉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经费、时间、精力、思索吗？他自我解嘲地说："我是一颗经过最优良程序加工的小钉子，我知道我的命。"
一九八七年秋天，贺照田只有十九岁，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他组织了一次"折光文学大奖赛"，收到一首被他称之为"最了不起的"诗，属名"苗苗"，题目是《二十年后》：
我已是平凡的妇人
崇拜丈夫 或许
或许还溺爱儿子
也驻足在如斯的春暮
倚窗看落花飞舞
而我已是挽发的平凡妇人
回头笑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