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22/41页
发表日期：2004年9月6日
安渡贫穷：在一贫如洗的岁月里健康走过。
我们必须再次申明，不断追求物质幸福是第一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讨论，假如由于某种畸变，一夜之间，贫寒突如其来，或者因为长期的艰难奋斗尚未达到一个地点，我们甘愿卧薪尝胆，委屈在勤俭的生活状态下，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与贫困相处，削弱它，而不被它摧毁意志。我们要学习的是，面对这样短暂性的贫穷，我们该怎么办。
▲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幽默可以为我们减损贫寒的心理压力。为了化解困境而又实在没有其它合适的办法时，我们可以依靠自嘲，来改变令人发窘的状态。
"幽默"（Humour）一词刚刚出现时，仅仅是个医学术语。意思是，通过四种人体基本液体--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不同比例和组合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不同性格和气质。直到一五九八年和一五九九年B・琼森第一次运用它题名了两出戏《每个人在他的幽默里》和《每一个人出自他的幽默》，"幽默"这个词，才进入了美学领域。区别于讽刺的强烈进攻性，幽默呈现出柔中含刚的静思和审美意义。它不同于耍贫嘴，不是油腔滑调。中国相声和电视小品，乃至除了日本以外的其它东亚文化形式中，引人发笑的常常不是幽默，而是油滑，是靠反文化的傻乎乎的滑稽，靠戏弄他人的生理和心理缺憾来构成笑料，其核心主旨是，以拙劣的手法使他人狼狈不堪，并以此娱人和自娱。然而，幽默却是与人无害的东西，它的温而能厉，最多扩展到自嘲的地步。
实际上，幽默是美满人生的一个终身佳物，在任何时候，它都为人所需的。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想探讨如何在经济窘境中运用它，以便在不理想的生活中保持达观。当幽默把我们炼就成一个达观的人，有涵养，旷达飘逸，善于自我放松，那贫困以及和贫困有关的其他烦恼又能算什么呢？
通常，贫困会带给我们两种损害：第一，迫使我们放弃理想中的自己，使我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大视野，失去救助其他可怜无助的人的天然愿望。这是贫穷带给我们自身和心灵的真正打击，是什么也无可救助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彻底消除贫困的关键原因，对它来点幽默，不过是自我欺骗。第二，贫困造成了面子上的损害。约翰逊在《拉塞勒斯》中说："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对别人隐瞒贫困。他们依靠权宜之计，每天都忙于计划着翌日的生活怎么过。"对于这种心理伤害，我们有三种办法可以医治它：① 像约翰逊说的那样，用"权宜之计"隐瞒事实，比如穷苦人十分铺张地大办婚丧。② 像流浪汉一样，用恶语咒骂它。这种办法无济于事，反而会坏了脾气。③ 用达观的幽默和从容的自嘲为自己解围，不回避，也不自卑。
我要推荐的是第三种方法，但同时又必须解释，这种办法也只是针对贫穷造成的面子问题的"权宜之计"，它对于贫困的真正后果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期望它解决复杂的生活问题，只能利用它应付惨淡的人生。
幽默中透露着笑看天下的涵养，它能使我们在最糟糕的时候不失态，反而以良好的心态去应付一切。它反对用恶语中伤的方式发泄。我们知道，使我们脸面扫地的常常不是来自别人的辱没，而是我们自己对这种辱没的失态和措手不及。那些恼羞成怒的肝火，脸红耳赤的反唇相讥，不顾场合的拳脚不仅不能恢复面子，反而使自己显得也不怎么样。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有一位叫不上姓名的低年级同学，他来自江西农村，是个穷孩子。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与另一位来自上海，当时在北大小有名声的郁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不允许郁把脏水泼到自己身上。郁在盛怒之下叫嚷起来，要作为上海城里人，收拾这个江西乡巴佬。在大家慌乱地拉住郁时，这位穷孩子始终镇定地洗着脸盆里的衣服，好像他早已料定了，即便郁冲上来，也会在满地脏水的水房里滑倒。事情果然如此，郁不幸被大家放开，舞着小拳头冲过来，一下子跌到了水池子下面，嘴里还怒吼着"乡巴佬、乡巴佬"。穷孩子瞥了他一眼，笑道："城里人也会摔到池子下面去吗？"郁的这段传说，一度像他的小名声一样，流传甚广。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穷孩子如法炮制，和郁厮打起来，恐怕两个人都会在水房里出尽洋相。
幽默中蕴含着的机智，既可使自己对困境含笑，也可以抵御他人的羞臊。
美国幽默大师R・奥本为了更好地生活，不得不天天上班。当人们问及他关于出勤的打算时，他说："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要看一遍美国福布斯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当然，谁都知道幽默家不可能凭借幽默变成最富的人。可是这种诙谐的幽默似乎在对这种不得不疲于奔命的生命状态微笑。
幽默也有其严厉的一面。有一次，萧伯纳遇到一位无礼大富豪。大富豪讥笑他说："看到您这么瘦，我就能想象出英国人过得该有多穷酸！"萧伯纳当即回答说："看到你这么胖，我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英国人会过得如此穷酸。"这个厉害的回敬，已把幽默推到了讽刺的边缘。但它必须如此，因为生活中充斥着许多讨厌的人，他们专以嘲笑别人的痛疾、奚落失败者、挖苦别人的穷困状况为乐趣。对于他们，我们不必以口干舌燥的谩骂去迎击，而是需要这种烈性幽默，混自嘲和讽刺于其中。比如，一个阔公子哥儿想在炫耀其富有的同时，嘲弄一下我们："喂，穷光蛋，能给我换开30块钱吗？"这时，我们就可以朝他耸耸肩，微笑地告诉他："真可惜，我身上一般没有小于50元的整票子。"在贫寒期，除了真实、坦然、达观，也需要必不可少而又收得住劲的自信自尊以及能真正维护它们的武器。
然而，"幽默的根本是人性善良的一面"（李卡克语），它最一般的面貌是轻松如风的。
我们知道，贫寒的家庭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喜气和乐，因为贫寒已破坏了人们的心境。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曾通过那个拥挤不堪的小家庭和深刻的心境冲突，揭示过这一点，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张贤亮的《绿化树》也都阐述着"仓廪实而知礼义"、有物质丰裕而后才有人性的温良的道理。那么，一个没有钱的人家如若想保持温良和和乐，恐怕只有求助于幽默的轻松和善良来缓解情绪冲突了。你比如说，一位母亲惊恐地发现幼儿把一枚硬币吞进嘴里，她慌乱将他倒提起来，轻轻捶打他的脊背，终于使孩子吐出了硬币。不过这孩子吐出的是两枚硬币，于是，母亲大叫丈夫："亲爱的，我们的儿子吃了一分钱，却吐出两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个不景气的小家缺少幽默的话，坏脾气的丈夫就会大骂孩子胆大妄为，骂母亲废话唠叨，然后为这点小事自己再唠叨挖苦个没完没了。然而，幽默的丈夫却会开了个皆大欢喜的玩笑："噢，这下咱们家可发财了！赶紧再放一分钱到他嘴里。"
无休止的唠叨和挖苦从来没有造就过一个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有所作为的人，然而幽默却利于栖息，安度短时期的贫寒，甚至可以改变环境，创造转机。我在美国《读者文摘》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学毕业生急于找工作，他冲进加州一家报馆，对经理说：
"你们需要一个好编辑吗？"
"不需要。"
"那么记者呢？"
"不需要。"
"排字工人需要不需要？"
"我们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
"那么，你们肯定需要这个东西了，买下吧！"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无空缺。"
经理看了牌子，笑起来，并给总裁打电话，说报馆遇到一位可爱的小伙子，随后对大学生说："到我们广告发行股吧，你能行。"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这家报馆出色的经理，使报纸日售量从六万份提高到了三十万份，也使自己从学生变成了富翁。
H・福斯第说："笑的金科玉律是，不论你笑别人怎样，先笑你自己。"人，有时需要笑自己的信念、遭遇、缺点、失误，笑自己的狼狈处境，通过真实的直视，通过自嘲为自己的面子解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光彩的事，愈是掩盖，它就愈是暴露无疑，而且人们也正是通过我们小心翼翼的遮掩和保护和不厌其烦的解释，看到了我们的胆怯和穷酸。相反，如果由我们自己主动道破不足，却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和谅解，他们反倒替我们打圆场，安慰我们说："这真不算什么，真的。"
自嘲和真实观可以使人即使在穷途末路时也显得坦荡无畏。鲁迅自嘲道："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人们并不觉得他的颜面可怜，相反却认定这是一个必定东山再起的落难英雄，他主动点破真实处境的勇气，显示出他对困境的控制力。真实揭露自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而掩盖自己却会双倍增加压力。你看：穷酸破坏了面子，第一层压力；维护面子，拼命装阔，费劲心思，有一层压力！而且这种"权宜之计"的挣扎，总是枉费心机，即使我们说破大天，过去自己多么富裕，现在也不算太差，将来会更有钱，或者干脆狠下心来，铺张一次婚嫁，可是，人们却依旧会从我们急不可耐的说明中，在婚后的憔悴中，在为了还债的忙碌中，看破我们的假面具。这一切都没有用，还不如留一份任之自便的洒脱，穷也要穷得叮当响，再不增加多余的痛苦和压力。
自嘲之所以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就是因为它必需一种敢于触犯自己的力量，而这种触犯又必须以健康和尊严为前提。如果它再向前迈半步，它就会超过自嘲的限度，走向自辱。那些向众人袒露短臂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告诉路人："我什么也不行，可怜可怜我吧！"而另一些人却只是言明："我的确不如你们完美，因为我只有一只完整的胳膊，可是这没有什么，而且和你们一样，我活得很好。"他只是不想让人们对自己的空袖子永远充满好奇，干脆告诉他们。
自嘲是一种冒险的自尊，它不是每一个弱小和心胸狭窄的人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它只属于生活中的那些英雄。一个敢于自嘲"破帽遮颜"的人，终有一天会有一顶新帽子。尼采作诗说："我嘲笑每一位没有嘲笑过自己的大师。"这是因为他认为，尚不敢自我嘲笑的大师，缺乏英雄本色，还不完美。其实，在人贫苦和落魄时，不妨自嘲一番，与其让别人去说，不如自己道破。
▲ 看到能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应该不惜血本地买到它。花钱买欢乐，买一方舞台，买一件心爱的东西送给心爱的人。它于低薪不算相称，却凭空增添了美感。
每月一笔有限的收入，一般说有两种计划法。第一：精打细算地把衣食住行小心翼翼地考虑进去，事事顾全和平均，尽管万事且过，不过每一件事情却都因收入不足而没能得到充分发展。第二：尽量把钱集中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如果诸事不可能全面满意的话，还不如先满足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别的事情上尽量勒紧腰带。
第一种办法叫做"生存"，它只会给我们留下空空如也的回忆。回首往事时，我们想不起自己曾为更好的生活做过什么。第二种方式是"快意的生活"，尽管清苦常常比快乐的时候要多，但那种有效使用有限收入所带来的难忘的快乐，在人生的记忆中却将清苦全部抹去。
罗是个快活的女孩子，家住北京，月薪1000元，150元交给父母，再余下300元作零散的月花销。在节衣缩食和减少交际的情况下，她每四个月就会存下2000元，然后只身跑去外省去旅行。她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永生难忘的光荣历程，她看到了外省的东西，也相信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至于为此曾饿过多少天肚子，她说她不会记得，她只知道当她一个人在天边探奇时，别人还在原地踏步。
郗有一个嗜好，要走遍天下豪华的餐厅。他的职业是记者，薪金和外快是2000元。父母不要他孝敬，只要他常常给他们写信。但即便这样，他的个人交际和婚姻花费也得占去1000元。然而，他还是定期带着妻子到大饭店撮饭，享受一下集中积压起来的欢乐。他认为，这样定期有一次大乐，比终日平淡要好。
F・美娜德在《花钱买欢乐》里说："有些人对于把钱花在那些有益的并能为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的事情上，总是犹犹豫豫，只想着攒钱备荒，放走了大好时光。"吃饭、增补新衣、住好房子如果不是我们特别专爱的目标的话，则只是维持生命的手段，每天吃饭穿衣就成了与情趣毫不相关的事情。除了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有着额外的高尚情趣，比如集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里，大幅度削减生存开支，去供奉一枚价格昂贵的旧邮票，尽管它会使我们一连吃上一个星期的方便面，但它却给我们生命以另一种光辉。我们除了生存以外，或者说除了生活得更苦一些之外，却有了欢乐。
在没有钱的人家，能得以过上自得的生活，就只能节减一些与个人情致无关的事情。另外一个办法是灵活精细地运用有限的钱，使每一分钱达到两分钱的效果。这通常需要更多的聪慧。小时候，我的家里不很富有，但每逢春节，家人还是掏出一些钱，买些烟花。这时，同样是五毛钱，我只能买到三只礼花，可母亲却能买到更多的品种，而且样样比我的好看。在治家方面，父母是出色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因为钱的问题有过哪怕一次不愉快。现在，妹妹继承了这个长处，一九九○年她刚刚去一家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工作，节余无几，却在一家不起眼的布店看中了一种类似于舍味呢的衣料。后来，她用这种不能再便宜的"舍味呢"，为男朋友（现在的丈夫）作了一身新潮的双排扣西装，就连行家也不能一眼判定出它的真实成本。尽管它的成本廉价，意义却是无限的。
人们都认为买礼品是最花费钱的，那些礼品制造商似乎最知道它的必须，因而下狠心狠狠地宰不得不送礼的人。可是，假如勤于奔走，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东西。一九九○年末，正值我钱囊羞涩，然而郝却偏偏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他的婚礼。那时，我手里只有25元钱，可郝与我的兄弟之谊已长达21年，我必须去，必须有祝贺的表示。最初，我只是不抱希望地上街转转，大点的横匾和装饰画都需要65元，一整束玫瑰要50元，一只玩具熊63元。但是第二天的游逛，终于使我发现了一件漂亮大方而有趣的电动玩具，三只小鸡爬楼梯，才17块钱。随后，我又用剩下的钱，买了五根货真价实的孔雀尾翎，还有两串刺儿红，一只迎春和一线牵牛花，并把它们绑在一起，放进一只纤细的白花玻璃瓶中。看起来，像是80元左右的礼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会与别的佳宾送的礼物相雷同。婚礼那天，是个寒气逼人的日子，但那几缕蓝光闪闪的孔雀翎子，却借着婚房里点点阳光，脱去一路的寒意，渐渐挺立张开，醒人夺目地拥在朵朵小花之中。桌旁爬梯子的小鸡，吸引了所有晚辈小生。
二十四岁的时候，人人尚有着秘密的人生设计和心愿，但是，我们收入的状况却很难满足它们。可如果它们能使我们有一份欢乐，那么就别怕多一份破费。中国大酒店的周，月薪1600元，但她仍要每月花去600元，去六次卡拉OK，登台演唱。我问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她说："第一，花钱买舞台，展示自己；第二，年轻人就应该放声歌唱。"
有时候，女朋友和妻子并不在意我们的礼物有多重，她们只需要一点点，只要能代表我们的关怀和爱意，一个价值连城的注视和微笑，一个电话，一枝小小的绢花和胸针就和倾城的财宝没有太大区别。如果她站在柜台旁有所犹豫，那么买下她注目的东西，假如100块钱可以为她买来欢乐，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她是个好女人，有了这种欢乐，她就会怀有感激和我们一起度过随之而来的几个腹不果食的日子。有过快乐的人，代价并不算什么。
▲ 精神胜利法并非一文不值，它常使我们发现自己拥有而又被忽略的东西--清洁的衣服，老式脚踏车，几本好书，一段情，五六个知音和随时可以提取的时间。
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并非一贫如洗，特别是那些有着稳定职业和客居在父母家中的人，如果非说自己一无所有，那可能是指精神的荒漠。一个人被紧张的日子所征服，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当他毫无情感地环顾四周时，他就感到一无所有，没有一点可以值得"阿Q一下"的东西，既不珍惜自己的精神财富，也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精神胜利法有着维持心理健康的好处，并非一文不值。虽然我们不必像被曹丕批评过的那样，认为"家有弊帚，享有千金"，但是却可以如鲁迅一样，"敝帚自珍"，发现一下自己富有什么，然后好好珍爱他们。
我们发现，自己至少有一身不算时髦但却清洁的衣服。尽管走进四星宾馆会感到超豪华设施带给自己的无地自容的压力，可那里毕竟不是我们天天出没的地方。在其他场合，这身衣服并不显得寒酸。我们去公共食堂，去中档餐厅，去运动场和电影院，去赴老朋友的约会，它都很适合。我们不用在每次出发前苦思冥想地排练，觉得哪件衣服都不算合适。看到穿着5000元的西服，上了汽车连坐下都怕弄脏衣服的人，我们很可怜他们。我们一时贫寒，却有幸没有使自己沦为衣服的奴隶。
我们发现，自己有一辆老式脚踏车，从重庆骑到北京要花掉我们50多天的时间，就算在市内奔忙，也难说不会被骤然袭来的一场山雨和看不见的尘埃弄得皮肤发痒，还有赤日炎炎的焦灼。可是，我们用不着为何时给它加汽油而担心，也无须交什么养路费，车祸的可能性也不算大。那些拥有飞机的老板，有着比飞机更大的麻烦，而我们只是骑着自己的家藏破车，像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走自己的路。我曾经三次从北京大学去房山县云水洞，所乘工具一次是汽车，一次是火车，还有一次是自行车。第一次简直虚无得很，从起点到终点，匆匆而去，匆匆而归。第二次我们必须先骑车到永定门火车站，然后乘火车，由于我自作聪明，男生被送上了去周口店的火车，我领着女生上了直抵目的地的列车，然后一路惊险。可我觉得那才是生活。现在，那些女生都已结婚生育，但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朴素的岁月，还一直不能忘记那些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薄薄暮色中无辜受罪地跟着我走进野山坡的女孩子们，也忘不了第二天在孤山口与男生相遇时的欢腾。第三次是我自己，献了200CC血，换了90元路费，只身去十渡和山顶洞，路经云水洞。那是狗狗书籍，我骑着破车，在漫漫无期的盘山路上感到醉心的静谧，在寒水冷月中的深夜，体尝着山里的风。我在云水洞小宿了一夜，静静地想起两年前的往事。尔后又去周口店，与老祖宗和农民们厮混了几天。有时候，人们游览风景变得像是在赶赴人潮拥挤达到摩肩接踵程度的足球联赛场，而不像是去感受自然荒野的寂静和纯洁，他们打算在最少的时间里看完最多最美的东西，匆匆地拍照，匆匆地跳下旅行包车，又匆匆地跑回旅店，蒙头便睡。他们走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增长灵性。可是，脚踏车却可以使我们感受到老式生活中那种厨房伙计的充实。
我们又想到，自己有几本好书。那是我们生活发生深刻转变的几个催动点，有一些闪光的人物以及里面细腻的篇章是我们熟悉的。有时，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往事--童年的终结，青春期的探知、受过伤害的爱情--继而，我们发现，从前的记忆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这样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是贫乏的，你怪不得它。你应该怪自己还不够像一个合格的诗人那样，唤醒它的财富。因为，对于创造者来说，世界已没有贫乏，没有贫乏而无关紧要的地方。即使你蹲在监狱里，它的墙壁使你听不见世界的喧嚣，那么你不是还有自己的童年这笔精美珍贵的财富，这座记忆的宝库吗？"是的，即使我们不幸生长在上海里弄最破烂不堪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因为童年的贫寒而没有一个美丽的日子，如果真是那样，我们恐怕早已成了残酷的打劫者，站在强盗的行列之中。然而，我们没有那样，也没有自杀，在我们最为无聊的时候，还是站在纺纱机前，在噪音严重污染的车间里受着文明秩序的约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过夹杂着美梦和零星快乐的时光。
我们还有五六个要好的知音。还有充裕的时间，它不能像钱一样储蓄，却可以随时在生活中提取。还有洋溢的思想，也许大亨们原来也有，后来渐渐遗忘，也许那些走红的艺员从来没有，只有一张父母遗传的好脸，我们可以在肚腹中咯咯地笑他们造作，再笑笑那些不知道叶利钦是何许人也的小业主们，他们是贫穷的财主。
我们发现，自己有许多劳动成果。尽管作出它们之后，我们再没有拥有它的机会，或者按照某个更为合理的标准领取创造它们的报酬，可那毕竟是我们的杰作。法拉第在进入皇家学院前，介绍人告诉他，科学研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所得却甚少，然而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我的好朋友陆，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去作厉以宁院长的硕士生，而是向研究生院打了先工作两年的申请报告。也许当年的300元月薪并不符合他在北京制呢厂销售科的操劳，他可以马上拿到学位，毕业后谋个更好的差事，或者去美国。可是他告诉我，他不打算马上离开这家工厂，因为他亲手制订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才300块工资，但你看到一个集团在自己的计划下运转，那种快乐就是补偿"！后来，陆上完研究生，又回到制呢厂。一九九七年，陆二十九岁，却成了这家国有大厂的厂长。
这样想下去，我们简直就是个富翁。我们不过只是用暂时的陋具在栖息和云游。我们采用这种离生活更接近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想把事情看得更真切些，得到更原始更真实的厚重感，这正如坐在坟地的荧火中所感到大地上曾经劳动、歌唱、生育过的人们真的一去不返的历史感，远远超过我们坐在火葬场烟囱旁边得来的一样。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特点，但虚无是它致命的弱点。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比如劳动成果带来的欢欣，大亨比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沮丧。因为我们的成果最容易被我们察觉，我们看到街市的人们穿着自己设计的花布，或者喝着自己灌装的饮料，我们的自豪就比非得抱着一叠烦人的资产损益表才能从枯燥的数字里发现成果的百万富翁，来得真切。我们的财富是直观的。
▲ 伟人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贫穷，甚至比自己还惨，所以不必自卑。另外，真正折磨我们的，往往不是伟人们也曾有过的贫穷，而是他们曾经避而远之的金钱贪欲。
M・C・Eschelr一八九八年出生在荷兰一个水利工程师的家里，中学时曾两度留级。后来，他由学习建筑，转而专攻绘画，但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缺少青年的心境和朝气，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人。"不过，Eschelr锲而不舍，周游欧洲。假设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肖像和动物画中继续努力，他很有可能在同时代的版画家中，夺得一席体面的位置。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画越发心理化，越发突出画面中的潜在冲突，越发热衷于对规律性、数学结构、连续性、无限性的描绘。他不再坚持在外部视觉中散发美感，而是在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上探索，因而他失去了评论界和拍卖商的兴趣，而且知音无几。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Eschelr的画才被数学家、物理学家、结晶学研究者发现，因而走红火暴，使他大发其财。但此前的漫长岁月中，Eschelr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经济上完全由父亲支持。
一七九四年一个阴沉的黑夜，二十五岁的拿破仑沿着塞纳河堤心情沮丧地走着。孩提时被贫困压迫，年轻时受政治迫害，现在他离开了军队，身无分文，几乎想带着二十五年的辛酸往事，投入一江寒水。
大作家W・福克纳因为生计问题，小学五年级辍学，去作房屋油漆匠和洗盘子的杂工。他一度梦想上大学，可是一年级就因为语言考试不及格而被迫退学。后来，他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谋到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因为他总是把邮件搞得乱七八糟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直到二十五岁之后，福克纳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走上了后来使自己富有的写作道路。
杜鲁门总统在青年时期的穷途困境，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视力不佳，他没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他在药店、银行、装瓶厂、铁路调车场等等十几个工种尽心尽职，境遇却很长时间没能更改。林肯和孙中山，还有许许多多大人物也都曾有过比我们难过多少倍的艰苦生活，甚至还倍受虐待，但他们却坚忍地承受着艰辛，用恒久的努力，打破了它们的重重围困，在排除了贫穷之外，又排除了平凡。
电影界把一九八八年称作"王朔年"。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电影名《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电影名《大喘气》）--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了中国，把评论界扰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权威们风声鹤唳地批判。那一年，王朔和崔健占据了青年人的大半个心灵。可是，不知有多少会知道，当王朔一九八四年退职并于次年开办了餐馆时，他过的却是极端穷困的生活。那时，他与舞蹈艺员沈旭佳相依为命，沈旭佳跳一场舞只能挣5块钱，并且不得不吃掉大部分工资奖金，以强化身体。因此，他们从经济拮据到人情的恶劣，体会到了五味俱全的生活。直到一九八六年"一半一半"在《啄木鸟》杂志发表，他们的窘困才得以初步缓解。回首那段时常饿肚子的日子，王朔没有嫉恨它，依旧像当时那样泰然视之。他说，人在贫穷中怨天尤人，是因为额外的欲望。在《我那令人难以理解的追求》一文中，王朔说--
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很可能，我们受到的不是贫穷本身的折磨，而是变态的贪欲被阻止时的不满。伟人也一样经历过贫穷，但之所以伟人没被贫穷当场打倒，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是散淡的。他们争夺世界时，往往并不把金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是为实现崇高理念而奋斗，物质财富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这就是常人所说的，一心挣钱的人，得不到大钱，当我们有了伟大襟怀时，大钱却会自己来。很难想象，一门心思要挣点钱花，能使林肯奋斗成美国总统，或使王朔写出《看起来很美》。即使艾柯卡转道克莱斯勒公司想给福特公司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他的主导目标也不是使自己单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按照美国人的复仇方式，在同行业中依靠竞争手段，打败对手，报小福特把他从总裁贬为零件仓库副主管的一箭之仇。从健康欲望上讲，这些有钱人是愉快的。
希罗多德说："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这是准确无误的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应该减少追求物质幸福的欲望，而是说，第一，这种欲望的确应该有个止境，第二，这种欲望的满足，常常可以或者必须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