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30/41页
今天，也许肯定是比那时好，我们现在要到二十六岁才会有一种穷途末路的伤感袭上心头。这一年梦灭，与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我们闭上眼，挣扎着想作些好梦，可是窗外太阳已高，我们无法再睡着。在那清晰的阳光下，人生的意义显得那样单薄乏味。每一天，我们要在睡意最香最浓的早晨，被一阵最不愿听到的闹钟叫醒，我们昏沉沉地洗漱，来不及安稳地多吃几口早餐，便急匆匆奔向办公室或车间，在八小时满负荷地磨洋工之后，换得一笔仅够生存的收入。我们在一年里仅有的几个可怜巴巴的假日里，望着成长的孩子，时常想，他们将来也要有这种无聊的情绪吗？这一切竟与我们童年向往的理想生活，相距得那么遥远，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天天穿越狭窄的里弄，我们散步和驰骋的天地以及我们栖居的住房竟是那么窄小，令我们绝望。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生理，安全，归宿，尊重，自我实现”的人生五种基本要求，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究竟哪一点接近了它们！看着那些从缅甸飞到加拿大，从北京直往埃及的西方人，我们有时强烈地感到自己难以称之为“人”。由于没有一点把握能使自己的后代称为“人”，当然也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长辈那样的责任心，我们许多人决定不给世界留下自己的孩子，免得在他们遇到同类痛苦时责备我们竟狠心地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
我想起李书磊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发出的一声长叹。那时，他每每学习晚归，回到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面对拥挤的床和灰暗的蚊帐，以及小屋的天花板，他感到压抑。后来，他写下了很短的一篇散文《我们的空间》，记录下了他坐在上下连铺的床头所领略到的心事――我们的空间，多么的小呵。
这就是大多数二十六岁人所觉察到的一种自然的感情。
二十六岁是反省的一年。这是因为人过二十五岁，从时间印象上看，有了一种走过一半路程的感觉。这时，二十六岁也就自然有了一个停顿，我们打算回首一下，再感知一下未来。
二十六岁，比哪一年过得都快。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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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第五部分
新世界从未到来
（27岁―28岁）
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
――林语堂《人生自然的节奏》
丧失的容颜
有一天，我们突然病倒。康复后，对着镜子，发现额头上怎么也消除不掉的皱纹，眼泡和鼻梁的皮肤已经松弛。这就是中年的征兆，它趁我们不注意，不期而至。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堆积在眼角大量的鱼尾纹，是不是在渐渐消褪。可是，日复一日，它们毫无去意。
这时我们有了中年人的所有慢性病。这些痛苦无一不是青春初期和少年时代没能听从教诲而大意于保健造成的。关节炎，胃病，鼻窦炎和头痛，腰酸腿疼，窦性心律不齐引发的严重心悸，只要一丝疏忽，它们就会跳将起来，把自己打翻在地。我们的床边和书柜里，多了三五本医学手册，女性已从初为人妻时一直搞不清孕期究竟在哪段时间的女孩子，变成了自己和丈夫的保健医师，并爱吃药和补品。我们曾为二十七岁就已沉疴难起而感到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能享永年。我们试着坚持跑步，可是三天后便发现，自己还是那个缺乏毅力的人，难于像那些濒临死期的老人们，为享受多一天的阳光而花出大半天时间去锻炼。我们抽时间加入一个不需要毅力的健康团体，或者试着跟公园里比比划划的人们练套道家玄功，但不久却发现，这些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牛皮大王，纯粹扯淡。我们时常老老实实地花钱看医生，不再像二十三岁那样打算把小病挺过去。
这时牙黄了，脸上没有了光泽，笑的时候充满细小的褶皱，近处看会发现毛孔粗糙。这时记忆力在下降。女人们经历过生育的苦痛和辛劳，大多数人已无法恢复豆蔻年华时的身形，脸上出现了隐隐的斑痕，需要依靠化妆来掩饰。这时，睡眠更沉重了，但却更加挑剔床的舒适和环境的安静。轻微的神经官能症使我们不能上床便睡，由于轻微的响动，或者第二天有件令人兴奋或紧张的事要作，我们就会惊醒，难以再睡。我们头昏眼花地爬起来，借着月光抽支烟。在那忧郁的烟雾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凄清，一种与青春不相称的感觉。望着熟睡的二十一岁的小弟弟，我们感到自己已从丛林普遍的高度耸出了没有遮盖的头颅，承受着风的鞭笞。我们相信，青春结束了，而这种结束又是一切事物的终结。我们已失去了价值和轻快的全部生活，我们已不再有向往和奋斗的权利，没有人再需要我们了。借着如水的夜色，我们会想到幽灵和另一个世界，想到遥远而飘忽的死亡。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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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4月4日
与死神交谈
重病时，我们猜想死神就站在床边。一方面，我们抱着自己不会死去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却又疑心自己就要完蛋了，会一睡不起。我们多次想爬起来，在临死前把所有秘密一把火烧掉。这时，我们第一次有了机会真正贴切地想到“死亡”，把握这个概念的实在意义，去思索它。或许，这对我们康复后的日子以及未来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就像弗洛依德在《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中写道的：“你想和平，就得奋战。”我们可以恰当地将这句话意译为：“你想长生，就得准备去死。”就着这股劲儿想下去，只为了中年时代，我们不会因为去看望一位朋友而在她的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只为了预知一下时光的冷酷，以热爱短暂的生命。我们最好睁开疼痛的眼皮，把手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抽出来，别怕冷，凝望着它，想象一下，这只丰润却因为久病而变得昏黄的手背，有一天死神会使它变得苍白僵硬，没有痛神经，最终变成历历白骨，化为尘泥。
触知死亡，是开启悟性的最好经验。
二十岁的时候，妹妹写给我一封急信，说我那感情笃深的大姨在弯腰拿面盆时，倒在沈阳我儿时嬉戏的土炕前。她一生苦难，却乐善好施，那菩萨般的软心肠使她在每一次的电影观赏中都要静静地流泪，但却没有一次在恶人面前保持过沉默。她膝下无子，却养育了我的母亲，两个饥荒年代收养的女婴，还有我和妹妹。她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能识字。她活得清白，走得干净利索。我能相信吗？走得最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那时，我忍受不了同舍人的嬉笑和无忧无虑，日夜坐在寒冷的湖畔，荒芜了那期考试。我凝望着封结的未名湖水，望着发亮的皮鞋下凝冻的黄土，第一次感到大寿和人生的不同。
二十三岁，我来到北京三露厂供职。四十九岁的梁把一切欠物交还给我，和冯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冯从洛阳打来电话，告知梁病危。半小时后，梁过世。数天后冯回来时，梁和一大堆冰块躺在车后。翌日，梁从殡葬场回来时，已变成了一只铮亮的匣子。当办事员不得不承担了把那只匣子从拉达车上捧回厂长办公室的责任时，他含羞地偏着头，微微泛红的脸色像是在说：“我只不过是不得已才沾上这滩臭狗屎的。”走廊里，所有的女服务员佯装惊叫，躲闪着这个生前与自己熟识的人。入夜，别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家中安睡，我却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写着悼词。地面一张暗红色的地毯，身后放着那只匣子。凌晨任务完成后，我在幽暗的座灯下打开匣盖，里面是半盒充满蜂眼儿的青灰色碎片。这就是梁吗？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爱看言情录像的人，七天前把录像机和几盘带子刚刚还给我的人，还有三种化妆品的新配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一种归宿，就像《圣经》上说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复归于尘土。”
后几年，我熟悉的许多普通百姓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早年近邻的两位骠悍的老哥，严和杨，一个是骨癌，一个是脑瘤误诊，一一死在青春壮年，带走了“其鸣也哀”的歌声和熟操三种外语的头脑。还有一些生前曾会见过我的著名人物，王力、朱光潜、鲍昌，一一命归西天。我知道了死亡并不择人而释。
二十五岁时，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人倒下去了。屈玉德教授，一个坚强地从政治迫害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女人，在与咽癌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后，终于败北，与世长辞。长期的痛苦毁坏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和发声器官，她竟使用鼻音，面对刻薄的北大学生，讲授了十多年的民间文学。记得有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本来就不乐意听到教授那难捱的鼻腔的学生们，这下就更不愿那么早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去上课了。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时间过去了，一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地坐着七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点名，把没来的人记录下来。她望了望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一样地授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七个人都很难过，课后向没有来的同学讲起这些，大家后悔了。我一直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二十七岁时，我感到时间一刻不停地从指间、从耳边流走，像穿越篱笆的风。我站在阳台上望太阳东升，送其西沉，仰观它留下的冷却的穹隆，像站在大河岸堤的孔丘一样慨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年龄，处在生和死的中间地段，对生有着朦胧的记忆，又遥遥闻到死亡的味道。我便猜想过自己将如何死去。据说，林彪说过一句很中听的睿语：评价一个男人，一要看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二要看他选择怎样的死法。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也说：“一个人的结局，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我对许多友人说过，当我认为自己快要不能自由行事时，我会像海明威似的，给自己一下子，但不会像他那样残酷，最好只是给自己一把药片。因为，我想告诉上苍，我已结束了我该作的事情。我还想给人们留下一个与活着的时候一样完好的印象，而我的一生都是健康和自立的。我还想告诉后人，我不打算赖在世上不走，占据他们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上，健康赴死的人不多，比健康生存的人还要少。
二十七岁的人，对死亡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想法：一是惧怕它突然而至；二是认为它遥遥无期。可是，每个七十岁的老人在他蹒跚走向坟墓时，都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光景，而每个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有恍惚一世的感觉，不知何以这样迅疾地走完了几十年的路途。我们花了不算太长时间，走完了二十七年的第一段长路，第二个二十七年比第一个似乎时间还要短，第三个二十七年正是大多数人的死期。那时，时间简直是向终点跑了起来。因此，那些看不到死亡威胁的人，实际是很不聪明的。很多人不久前还蹲在街头的路灯下，喊杀着象棋，一副决不服气的样子，不久后便已白发染鬓，口齿不清了。
不过，那种过于怕死的人，又显得极为可笑。他们还在青春的时候，坐在脚踏车的后座上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实际上，健康的人既能以挽留时光来珍视生存现实，又能把死亡当作是自然的东西。比起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的“引导到凄凉坟墓的道路有许多条，条条是阴森的”，我们更喜欢休谟，他想到死后不再存在，与他出生前也不存在一样，没有更多的不安。是呵，凡人有时真可怜，他们并不在意李唐盛世时没有自己，却为二十一世纪自己必然消逝，感到万分恐惧。
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它试图过早地伏击我们时，才选择了向它作战，就像屈教授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