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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我们首先可以像休谟那样想,我们的过世就像大唐王朝时没有出世一样,无足以怕。其次,当我们有些倦态地陷在一张沙发里,满足于收获,渴望休息时,回首自己劳累和愉快的一生,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没有得到抚慰以至非要拒绝死神退场的要求呢?我们不必为终有一死而不爱人生,人生正如一个晚会,它的用途是把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愉快地消磨时光。没有哪个健康的人会因为舞会无法永远继续下去而认为收到请柬是一种讽刺,只有林黛玉那样病态的人才会因为害怕散场而弃绝一次热闹的宴席,也只有那样的人不会对世界微笑,不会从容地离别和长辞,因为他们没有尽兴,在告退的时候感到有许多东西被落下了。第三,死后我们依旧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没人请我们来,也没人要我们走。起初,我们已存在于祖辈的身体中,存在于枫林间,我们是6000万个精子中的一个,由于偶然的邂逅,与来自母体的一个卵子结合,后来我们便在母腹的一个不见阳光的小角落膨胀起来,把大量的米谷果水转化为人的模样。九个月后,我们再也忍受不黑暗,躁动着穿过世间最狭窄的甬道,无所畏惧地闯到生活中。我们是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的结晶,我们的身上或许承接过亿万年前一颗彗星从太阳边缘撞下的一粒物质,一片桃林的几只果实,天上的冰花流雪,地上的兽毛和尘埃。我们之所以畏惧借形于万物的躯壳还形而去,完全是因为人造文化的影响和对死法的忧虑。记得二十岁时去洞庭湖探望八十一岁的老祖母,在繁星低垂的夜幕下,她坐在河堤上,说很想去北京,“威武地死”。后来,我发现伯父和姑妈们似乎并不在意祖母会听到大家议论她的死,而祖母自己也愿意兴致勃勃地听到别人的意见。这些朴素的农人们触及死亡时,黯然的神情要比一直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少得多。死对于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特别是在和平而安乐的年代里,他们不担心死得委屈而痛苦。因此,他们看待死的苦处,并不比看待婴孩穿过阴道以求生的苦处多多少。他们日日犁锄在离祖坟不远的稻田旁,并且淡然地对待这种比较。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也在那里,没有走得太远。实际上,对于死亡,那些真正超越了文化的人比起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看得更为真切,麦尔维尔说:“我的身躯不过是我本体的残渣。”是的,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副躯壳,再度飘归自由的风,而那残渣化为尘迹,化为土肥,结成别的形式,构筑起别的生命。感觉一下我们手抚的白杨树,说不定那上面就有自己祖先的细胞,而今它依旧承受着阳光。
有了对悲观的这些乐观认识,我们就不会战战兢兢地去度过晚年,更会很好地对待即将到来的中年。我们不妨真的一个人骑上自行车,找个远村的坟地,静静地坐在正午的阳光下。那里,香柔的炊烟轻缓地飘过,燕子从茅草棚里吐出呢喃。远处耕牛在叫,猎号在响,却再也不能唤不醒地下长眠的人们。但他们的玄孙却在不远的棉田里清理春天第一批野草。长眠固然舒适,但想想同时失去的东西,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暮春,热爱生活的权益,去听、去说、去写、去唱、去跳舞、看大海、听雨声、享受一切活生生的事实,因为时间过得匆匆。
二十七岁,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还远远不够。除此,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时间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永驻,却不能在时间里永久地行走。
为此,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中说――
我们感到,时间的延续像一条我们无法逆行的小溪,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就像我们感到的那样,它是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本质。
热爱生命,不仅要爱自己的身体、土地、川流,也要爱无声流淌的时间。十八岁时,我们不是认为青春十年的路是漫长的吗?可现在,在十年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觉得短短的十年是漫长的吗?时间是个怪物,在人生的后期,它会越走越快,直到飞跑起来。此外,就像二十世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一样,人生的三十岁生涯和中年意识往往在二十七岁就已开始启步了。这时,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
在青春将尽的岁月里,必须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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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4月26日
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这时,我们在事业上的努力,呈现出静态,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常常让观察守望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然后等到百分之百可以成功时才一跃而起,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把胜利抓到手里,然后又去观察守望。我们总是把交谈限制在最少的程度,不再把理论和历史搬到实际的小问题中,而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它。我们再也不会为一个毫不重要的论点与一个偶然遇上的人争论大半个夜晚,第二天还在对那个人辩论中的错误耿耿于怀。我们总是在倾听,很少表达自己。适当的时候,我们会打起呵欠,表示自己的冷却。对于工作关系中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变得容忍,既心明眼亮,又秘而不宣。
我们放弃了个人奋斗的原则,把那种壮怀激烈的个体方式转移到集体的合作之中。我们已不打算单枪匹马地一鸣惊人,而是进入社会轨道,默默地以稳健的办法向高层次潜移。这时,工作牵扯我们的精力说大又不算大,我们总是静守度日,说小又不算小,因为我们为在既有的位置上站稳脚跟,操碎了人事关系上的心。这段时光,除了家庭情感问题之外,人际算计超过了工作本身的操劳,成为成功的代名词和中心环节,也成为生活中不起眼又离不开的东西,轻描淡写,而又举足轻重。
这时,与上司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一切――
★ 尊重上级的权威:尤其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决策的得失,而是承认他们有调派、指挥、控制、评定工作水平的权力。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一句客观的评论,总会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上司,所以“闭紧你的嘴”是一句很好的箴言。不要当众纠正上司的介绍和决定,有时我们这种冒失会一下子打破他们故意设置的错误,也会损害他们的面子。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草创未就时,有过这样一个小小故事。那时,所有员工都与徐经理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有一天徐经理送客时,对一个爱斤斤计较而又至关重要的客商说,他的车前天坏了,被司机开到修理厂修配去了,所以抱歉不能送他,说得情真意切!实际上,徐只是想让司机好好休息,明天凌晨要安排远行百余里。但,一位新来的推销员善意地提醒经理:“车昨天就修好了,现在就在楼下!”结果,他的好心造成了极大麻烦。记住,要养成单独给上司提建议的习惯。
★ 你不会马上获胜: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而言,“马上获胜”的自我评价,尽管可笑,但情有可原,但对于二十七岁的人来说,继续存在这种想法则显得过于天真。这样想,只会使自己屡屡失望,认为劳而无获。生活的真实面目是按部就班的,而为官的人又常常是冷酷、吝啬、轻诺的,因此不要被事情刚开始时的欣欣向荣的假象所迷惑。此外,别认为上司会主动给我们一方职位和多一点的经济实惠,这些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去反复和他们申要才能得到,而且他们并不因为我们为自己争利而轻看我们,也不会因为从来不去争利而喜欢我们,他们总是把一些小利丢给急红了眼的人,以替自己解围。要记住,等到自己的要求被上司明确否决后,再去磨洋工。
★ 甜言蜜语使人笑逐颜开:上司一般都喜欢假装民主议事,自我标榜。实际上,越是不厌其烦宣扬自己爱听意见的长官,越是爱听颂词。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一连串肉麻的赞扬,他们就会像被我们牵动着细绳的木偶一样,为提拔我们而忙碌起来。假如我们批评了他们,那无异于在他们心底那本来可以因为甜言蜜语张开一枝花朵的地方,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早晚有一天它会收拾我们。
★ 掌握一柄杀手锏:上司对于能为他独当一面的下属,总要更为尊重和关心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主持一项非我莫属的工作,那么当一些意见不被采纳时,我们便可以亮出杀手锏,以辞职相要挟。
★ 节省上司的时间:不要在上司的办公室里泡时间,更别坐在他们常坐的地方,上司在业务中有很多秘密不想让我们知道,在那里逗留会妨碍他们。
★ 与上司的夫人和亲信搞好关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实际上就是与上司本人搞好了关系。我们必须忍耐他们的傲慢无礼,因为反抗他们就和反抗上司一样危险,甚至更为甚之。不要在上司面前抱怨他们的不是,否则情况会更糟。他们之所以成为亲信,正是由于上司的纵容,而我们尚是圈外人员。去一个新地方工作,起码要到一年以后,我们才会被亲信们当作自己人。另外,别在他们面前争揽过多的任务,应该隐忍地做他们的助手。在我们羽毛未丰的时候承接过多的业务,绝不可能得到经济上和资历上的好处,反而会引起上司亲信们的猜疑。此时,我们拿不到回扣,但却往往被认为已经拿到。如果你想长久生存,就要避免提早介入广告、供应、技术秘密、财务、赴闽粤推销等最容易被猜嫉的领域。记住,那些升迁的和日后作了大事的人,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大张旗鼓的人,他们的功绩少而精。
★ 搞好越级关系:泰普特行包装部有一位出色的青年,他是一个最下级的营业员,但却以才智打动过芝加哥商业大亨菲尔特。当时,为了得到更重要的职位,这位青年曾接二连三地向自己的监工提出过,但屡屡被拒绝,于是他不得不通过菲尔特的直接提携,去改变怀才不遇的境地。事后,菲尔特质问那个监工和棉织部主任,为什么不提拔这个青年。回答是:“没有人能代替他,其余的包装员都不行。”过了四十年,监工和主任依旧是监工和主任,而那个青年却创立了世界上著名的塞尔弗里奇公司伦敦百货商店,他本人就是塞尔弗里奇。当我们的直接上司明显力量不足,或者缺乏眼光,属于那种不能带领自己一同迁举的平庸之辈时,我们要巧妙地通过各种机会,与他们的上司直接联系上。但中国毕竟不是英美,所以对待越级交际这个问题,就越发需要巧妙,需要以不伤害自己的直接上司为前提。但是一定要记住,别让平俗的上司,贻误了自己。
比起与上司的关系来,与同事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重要。与上司的良好关系使我们的工作状况变得更好,与同事的良好关系只不过是维持现状。关于自己的提升问题,上司只是与他的亲信们商讨,不会向我们的普通同事征求意见。但是为了不出现多余的麻烦,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尽量少与同事们接触。我们的上司之所以成为上司,就是因为他们很少像我们这样与同事打牌,频频交游。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卷进同事之间的人事纠纷,这种算计比对上司的算计花费的精力还大,并且没有多少用途。
第二:别认为“人人可交”,实际上能与自己真正相好的人是极少的,依赖工作上的泛泛之交只会对自己有害。我们知道,铝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当它的切痕一经暴露在空气中,其表面就会马上产生一层透明的薄膜,把内部再度密封起来,以防止继续腐蚀。我们在与工作伙伴的关系中,也应该确立起这种快速应变的原则,对那些轻诺寡信、嘴比手灵、口蜜腹剑的人,要避而远之,立即封闭自己,以防受到他们的再次伤害。
第三:寻找严师畏友。严师是我们的导航灯,畏友是我们合作伙伴和将来提升后的干部力量。对于未来而言,这笔财富是意义是重大而无可估价的,他们将是我们的力量。
如果二十七岁,我们有幸作了一介小官,那么要记住三个常识:第一,“要把责权利要齐了”,千万别因为热衷于虚名而作那种责任重大而无权无利的工作,那样对工作本身和对自己一样毫无好处,结局常常是使自己很委屈地遭到毁灭。所以不妨要齐了成功的要素后,再答应上马。第二,对于别人接受自己的领导,要感到“当之无愧”,不要报以感激和怜悯。对于别人理所当然的服务,不要像奶油小生一样,没头没脑地谢个没完,人类是需要领袖的,有时人们受到奴役反而觉得无比自然。第三,“别让自己的下属轻易得惯了物质好处”,多给他们一些口头赞美,一般讲,这比小恩小惠效果要好,而且不会养成下属们行必多酬的份外贪欲。
二十七岁时,多数的人没能走上仕途,而是越变越普通。我们看到舞台上出了名的小伙子和小丫头,他们许多人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可他们红得发紫,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而我们却沉默地走向了三十岁。也许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比自己小三岁,可她刁难起我们来可真是居高临下,只因为她有一张并没有多大名气的学士文凭。
这时,我们不再寄语明天,天真地相信未来埋藏着一个日子,一个令我们飞黄腾达的日子。想起青春期里的梦幻,我们在灯下一笔一笔写下《我的理想》,真是荒唐。我们曾以为二十七岁会看到美梦成真,而今,上了当的感觉袭上心头,这就是中年人阴暗的忧郁。我们重复着难以置信的年龄:“噢,二十七岁!”我们彻底明白了,自己不是伟人,只是我们自己――一个理发师,一个公务员,一个小记者,一个没有课题的科学家,甚至是一个流浪的画家,无家可归。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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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6月14日
宽容
由于失落和渴望,我们甚至愿意更多地接触一些无聊的神秘主义理论,尽管我们已不会像二十五岁时那样把手伸给手相先生,满怀希望地问婚姻问事业,并因为碰巧有一点解析与自己的经历相吻合便对那个骗子百分之百地肯定。可是我们还是伸出了手,想找点好话慰籍自己。也许正是因为想找慰籍的人太多了,所以迷信才会在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但二十七岁时,我们已开始不对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到惊慌,而是发现它们的合理性,由此多了几分雍容大度。譬如,我们会热爱见义勇为的好汉,对邪恶嗤之以鼻,但却对爱憎百分之百分明的人感到可怜和厌倦。相反我们喜欢那种能对犯人微笑的警察,认为那些有着通融沉静的心,能对一切人微笑的人,很可能是个历经沧海、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的人。这些人一边秉持正义,钳制罪恶,一边对促成罪犯不得已而卷入犯罪的经历带有同情。他们不再对敌人,像古人毫不留情地屠宰战俘一样,也不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无情。
当然,我们的宽容也表现在我们开始对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