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2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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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
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
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
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
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
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
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
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
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
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
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
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
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
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
说：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
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
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
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
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
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
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
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
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
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
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
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
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年11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
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
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
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
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
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
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
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
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月10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
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
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
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
院。那儿住的，全是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
虽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
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
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
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
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年1 月，他与毛泽东、朱
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