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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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
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
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
是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长郭如
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1935
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放出来，
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导团
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英失
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
了三五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
头戴一顶破钢盔。

这个人见到陈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跑到陈毅面前一个劲地哭喊：“首长
啊，首长……”

陈毅定睛一看，原来是曾纪才。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赣粤
边的一个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离开时，他担任新建的代英县县委书记。

陈毅书记安慰曾纪才，劝他不要哭。末了，又问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曾纪才说：“我在代英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主力红军撤退时，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绅送外地。走到半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又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
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给他们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
去处？”曾纪财哭诉着悲惨遭遇。“听说主力红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
想找到老首长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
长在仁凤山区。我拿着这个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它热一下吃。平时就用钢盔遮风雨。现在总算找到了老首长，我就是死也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劝慰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总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点着头说：“革命中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我只希望将来重新作个结论。”

陈毅看着这位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
我虽然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把突围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路我很熟。”曾纪才说：“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由曾纪才带路，项英、陈毅向油山转移。在往油山途中，项英、
陈毅曾几度历险。

项英、陈毅安全地抵达油山，多亏了曾纪才。后来，陈毅派曾纪才到游击区
去做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和游击队。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几十年后，陈毅
还忘不了他，说：“曾纪才是个好同志。”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千
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许许多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牺牲了：瞿秋白、
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刘伯坚、古柏……

1957年7 月，陈毅同志在一篇回忆三年游击战争的讲话中说，那时，我几乎
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李天柱等同志。

从1935年4 月开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人，
以油山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国共再次合作，改编为新
四军。